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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朱晓剑专栏】从清末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津发生的国际事件乃至战争,导致大量日本人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前来天津。万鲁建编译的这些资料,正是以另一只眼睛看天津的真实记录,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近代中日两国交集颇多,而且日本对中国不少城市都有着重要影响(积极的或消极的)。尤其近代天津,堪称日本人来往最多的大城市,不仅设有日租界,而且还有其他多国租界形成的国际化环境,堪为近代以来中日关系之缩影。
1875年,日本共同运输公司即开通了“日本—芝罘—天津—牛庄”之间的不定期航线,日本与天津之间自此有了较为固定的海上往来。至20世纪初,大阪商船会社每六天便有一班轮船,往来于大阪与天津之间,两地的贸易和人员交流更为便捷。
日本人来天津,都干些啥呢?长期研究天津日租界和日本侨民社会的万鲁建先生,在其编译的《津沽漫记:日本人笔下的天津》中给予了清晰答案:来天津的日本人,有的是求学工作,有的是观光旅游,有的是受官方或民间组织机构委派,来华从事调查、研究甚或情报搜集……从清末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津发生的国际事件乃至战争,导致大量日本人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前来天津。万鲁建编译的这些资料,正是以另一只眼睛看天津的真实记录,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日人坪谷善四郎在《北清观战记》中,记录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不久,他作为随行记者看到的中国景象,尤其是天津的风物和事件,颇值得研究者留意。如大沽的炮台,“清政府以破坏塘沽车站为目的,运送兵力并在白河河口布设水雷,阻断北京大沽间的交通”。至于日美士兵之间的关系,大概也可以为今天的日美关系作注脚:“最为亲切的还是美国兵。他们视日本兵犹如兄弟。空闲时相互往来,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大家却在一起吃喝,他们知道日本兵囊中羞涩,大都是由他们请客,供应大家喝酒,并赠送日本兵香烟。”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东亚俱乐部编著的《天津考察记》中,说天津的商业圈北至“满蒙”,西到山西、陕西,南至河南、山东诸省。对内主要是南北货物,特别是与上海的交易非常繁忙。对外与日本的贸易最为密切,并称“我(指日本)贸易业者的势力非常稳固”。编者还预言:“排日思想最先具体化的是排斥日货,因此排斥日货在贸易港口非常盛行,特别是大量进口日本物资,经济上和日本最为密切的港口更为严重。从这一点来看,南方的上海、北方的天津都是排日及排斥日货的主战场。”此观点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与后来历史发展十分吻合,值得关注中日关系者垂注。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细节,在旅游中也不例外。因此在日本人的笔下,不管是游记还是信件、日记,都可见天津的种种琐细的风貌。《津沽漫记》总计收录20位作者的天津游记,万鲁建先生在前言中说,这些游记、日记、见闻录等资料,不同程度反映了天津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日本人在津活动的历史脉络,以及中日两国国民在战争爆发后的真实心态。这些记录可能存在偏颇,也可能记录错误,但是通过外国人的眼睛,重新审视过往的天津及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各国人,对于我们推动中日关系史、天津地方史、租界史、社会生活史研究,都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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