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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汪耀华专栏】王仿老《出版生涯七十年》出版,“作者的话”写着:“这个集子是追寻历史的踪迹,从我1939年参加生活书店,到今年整整七十年,可以说收入这个集子的每一篇都留有我的出版旅程的脚印。”他见证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
王仿老(左一)
2013年3月,时年97高寿的王仿子先生写了一篇《想起了杨德炎——向阳湖记事》刊载在出版博物馆创办的同名内部资料2013年第2期卷首。王仿老、杨总都是我职业生涯中相识、相熟、相知的前辈。不过,我与王仿老交往主要是以书信为主,与杨总往来多为见面聚餐。
《阅读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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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汪耀华 著
出版时间:2015年07月
同样的人物、同类的故事,这几年常从王仿老笔下流出。2010年5月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了王仿老《出版生涯七十年》,“作者的话”写着:“这个集子是追寻历史的踪迹,从我1939年参加生活书店,到今年整整七十年,可以说收入这个集子的每一篇都留有我的出版旅程的脚印。”该书共分五部分,上编为作者记叙从1939年至“文革”前期职业生涯的9篇文章,尤以《我与北京新华印刷厂》《书与杂志从直排到横排的变革》《制订〈一般书籍、课本定价标准表〉忆旧》更值得关注;中编(上)收17篇文章,为追思韬奋、胡愈之、徐伯昕、陈克寒、陈原、王益等多年的领导、同事的文章;中编(下)7篇文章介绍了日本印刷出版名人的故事;下编6篇文章介绍了作者革命经历的片断;附编4篇文章为同事、记者撰写的对作者的赞扬文字……虽然全书已经有460多页了,但读着似乎仍有不满足之感。
收入该书的文章,凡是2002年之前写作的都有初写和修正的日期,如《回忆新华书店总管理处》“1995年初稿,2008年修订定稿”。一些追忆文章在文末标着多人合作或合写者的姓名,如《深切悼念出版战线老领导陈克寒》由“王益、谢冰岩、王仿子、王衍盈、许邦合作,王益执笔”。这种修订、合作的文章,大致是回忆过往的人、事、书的一种比较值得信赖的书写尝试,可以更大程度地体现叙述完整、相对客观的价值。对于初次发表与修订文章的差异比较,也提供了一种文本。多人合写的回忆文章可能因为面面俱到而失缺个性特征,这种彼此之间的把握,对于读者而言,首先是真实、客观、具象。
王仿老1939年开始先后在衡阳、桂林、上海和香港生活书店工作,1949年6月到北平,从在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工作开始,历任人民出版社经理室主任,出版总署计划科、出版科科长,1960年任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1963年兼任中国印刷公司经理,1975年至1984年任文物出版社社长。之后,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等续任要职……
多年间,我翻阅过数次《出版生涯七十年》,发现其中对于胡愈之、陈克寒两位中国出版当家人的评价,对六〇三、六〇四厂的介绍都是值得关注的。
王仿老在《制订〈一般书籍、课本定价标准表〉忆旧》中介绍,制订书籍定价标准这件工作,在1954年提上日程:
在明确出版业的发展不依靠国家大量投入之外,反过来说,出版业要不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资金?这是一个有关书价高低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能由出版总署决定的问题。于是副署长陈克寒带着这个问题去请示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的口头指示是:出版不需要承担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的任务,只要满足出版业本身发展的需要,做到自给自足,不用国家大量补贴就可以了。(我在听陈克寒传达时没有做笔录,仅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商定按定价5%左右的利润率来制订定价标准。一个低书价政策由此确定下来了。一般叫作薄利,后来有人叫作“保本微利”,我认为“薄利”比“微利”更接近实际。
王仿老在《深切悼念出版战线老领导陈克寒》中补充着:
周总理的指示没有文字记录下来,王益、王仿子都是听陈克寒的口头传达,两人的记忆略有出入,现保留两人的记忆,以存真。
王仿老在《我在人民出版社成立前后》中披露:
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经出版总署批准沿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用过的,也就是华应申制订的《书稿报酬暂行办法》,只是把名称改为《人民出版社书稿报酬暂行办法》。
……人民出版社成立的头三个月,由经理室版权科发出出版合同150份(其中多数是续印在延安出版过的书),著作人签字后寄回的有90份。签订合同,支付稿酬,都是版权科的工作。专门为我刻了一方印章,由我(经理室主任,经理室下设秘书、总务、版权、宣传四科——笔者注)代表人民出版社在《著作物出版合同》上签字盖章。
《著作物出版合同》对著作人和出版者双方的责任有明确规定。对出书时间,专有一条:“出版者同意于著作人将稿件整理完毕全部交与出版者后8个月内出版。”除特殊原因外,拖延到8个月以后出版,就是出版社违约。并规定:出版社获得出版权的有效期内,为了“维护出版人之权益,(著作人)不另将本著作物(全部或分篇)之出版权授予他人……”
版权科唯一的工作人员陈玉祥同志原是正中书局的一名职员。因为有版权工作的专长,由人民出版社吸收录用。当时对从国民党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吸收过来的人员,有一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叫作“留用人员”。然而陈玉祥似乎并不在乎,工作起来劲头十足,手勤笔快,处理版权问题十分老练。很不幸,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到密山农场劳动,几年后,在归途暴病身亡。
这篇文章1990年3月写于西廊下、2008年修订,王仿老能记着陈玉祥先生这位专业人士随着政权更迭而发生裂变的人生惨剧,也是我感佩王仿老的一个缘由。
以我的观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开始时候的专业人士大致有三种人组成:一种是有三联书店等革命出版机构经历,迅速成为执掌权力、主导话语的人士;第二种是前景无望、向往新生的在商务、中华、开明等长期从事出版职业的人士,一般居中层业务干部的位置;第三种是以正中书局等旧政府背景的被接管、被军管、被解散的出版机构的专业人士,就是陈玉祥先生这般的“留用人员”,长期处于抖抖豁豁、战战兢兢的状态……
本文摘自《阅读纪事》
(本文编辑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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