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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汪耀华专栏】新中国出版业第一掌门人黄洛峰先生沉沉浮浮数十年,依然热爱出版工作,珍惜工作成果,曾经收集珍藏很多抗战时期的书籍,但最终无力保存。在时间的长河里,伴随着起起伏伏,他只有一颗“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心。
《阅读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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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汪耀华 著
出版时间:2015年07月
1949年2月22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成立。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黄洛峰先生受命出任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天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有周扬、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王剑、卢鸣谷、华应申、郭敬、欧建新参加。由此,黄洛峰先生开始掌舵出版大业:拟定《出版工作计划书》,中央出版局组织大纲,布置京、沪等地接管、军管出版企业,创办公私合营出版社(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从事教科书出版发行,组织编辑出版大量政治读物上市,开设新华书店,推进印刷厂复工,安抚私营大型出版企业,组织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
10月24日,出版总署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出席者依次为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黄洛峰、徐伯昕、胡绳等13人。11月1日成立出版总署,设立编审局、翻译局、出版局等组织机构,黄洛峰任出版局局长。
从这个简历可见,称呼黄洛峰先生为新中国出版业第一个掌门人应该是有史实支撑的。之后,在短期兼任新华书店总经理、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等职务后,1954年11月出版总署并入文化部时黄洛峰出任文化部出版管理局局长,虽然这个局长与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仍在1958年开始了被审查、被下放、被调回、创建文化学院、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被整风、被调离文化部,1965年7月等待分配工作直至1966年5月获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1978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1980年11月4日逝世,时年71岁。
1991年,黄洛峰先生的老同事马仲扬、苏克尘撰写的《出版家黄洛峰》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由传记与生平年表组成,基本上是叙述。书的内封上贴了一块膏药(作者之一的苏克尘的尘字印错了)、三联书店的合作机构人员名单(第192页)将白云川误为云白川、张汉清误为张江清、王泰雷误为王泰、沈静芷误为沈静。
2007年,百家出版社列入出版博物馆文库出版了由范用、刘大明主编的《出版家黄洛峰》,收入了马仲扬、苏克尘的黄洛峰传以及洛峰遗稿、洛峰遗诗、怀念洛峰、洛峰的工作报告、生平年表等。遗憾的是光明版出错的数个人名在这里依然未见纠正,但书中怀念洛峰的多篇文章让我发现了洛峰的人生经历和亲人友情。
毕竟从云南鹤庆走出来的黄洛峰先生从1936年(27岁)出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该社的艾思奇、郑易里都是云南老乡)到1948年任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的经历,是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党的出版事业的辉煌时期,至于1949年由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到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乃至从此开始的人生起伏,现在已经不见其中的奥妙了。
党史专家龚育之虽是洛峰的连襟,但在《从党史看洛峰》的纪念文章中,从党史的角度看这位党的出版家,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
黄洛峰在新中国的出版工作领导岗位上多年,但我的印象是他逐渐淡出实际的核心领导,而转向培养出版干部这类的工作。1964年文化部整风,整“三十年代”,他也是挨整的对象,被指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祖师爷”,类似于夏衍被指为三十年代电影界的“祖师爷”、田汉被指为三十年代戏剧界的“祖师爷”。20世纪30年代文化战线这些年轻的、发愤有为的共产党员,因为幼稚因为环境因为什么,在思想上工作上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从三十年代起就在党领导的文化战线的地下工作中艰苦奋斗,不说有什么殊荣,总不应该成为什么罪名吧。
整风之后黄洛峰被调离文化部,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民族研究所。也就是离开出版工作的本行了。“文革”中自然一样被打倒。“文革”后期复出,安排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没有回到本行。
洛峰夫人孙幼礼在《怀念洛峰》时披露:
他热心他的出版工作,也珍惜他的工作成果,他曾仔细地把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物的各种版本收集保存,很多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出版的书籍,纸张粗糙、发脆、颜色灰黄,但都是中国出版史的珍贵资料。他收藏了整整两大木箱。“文革”爆发,他怕丢失,请友人交到文化部版本图书馆,以为可以更好地保存,但后来听说这两箱版本书被认为无用而送到了造纸厂,他为此非常惋惜。
长子克鲁回忆:
在北京,父亲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出版委员会主任。他这个出版委员会主任是怎么来的呢?大概是在1949年的2月,他带着警卫员唐兴富到西柏坡去了三四天,回来时很兴奋地告诉我说他这回见着他的老领导周恩来了,并且也送了他在香港就买下的那支最新款式的派克51型自来水笔了(在香港时他就拿着那支笔说他买这支笔是要送人的,但是我问他要送给谁时他又说暂时不能告诉我)。他并且也告诉我说他也见着杨尚昆了。我问他杨尚昆是何许人?他简单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在上海一道工作的。此后他又跟我讲过那次见周副主席的情形,说当周副主席谈完即将成立的新机构的名称、性质特别是任务之后,指着他和王子野说:“就由你们两个负责,黄洛峰担负主要责任。”这就是黄洛峰和王子野担任出版委员会正副主任的来历。只不过不知何故,在实际工作中王子野并没有到位,因此说现在要问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是谁,恐怕很多人都答不上来了。
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末期,毛主席于10月18日在中南海接见了全体与会者,并且写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八个大字交到父亲手里。我依稀记得,父亲回来后便立即布置人放大,在第二天会议室的主席台上摆了出来。会议后出的纪念本上当然也少不了这幅题词。之后,父亲便做了一个镜框,将这幅题词悬挂在他的办公室内。陈克寒到出版总署工作后,他又将这幅题词转移到家中。1979年我从北大荒回家探亲时,发觉家里不再悬挂有这幅题词,便急切地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前些年中央征集毛主席的墨宝,交上去了。关于这幅题词,我还想说的一点是,“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八个大字,是写在一张约16开大小的宣纸上的,并无署名,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毛泽东”三个字是后配上去的。
儿子燕民:
父亲曾在出版界担任领导职务,50年代初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他的第一要务。他提到过做特藏精装本的事。他说是他亲自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申请特批黄金数十两用作《毛选》镀金。他也曾亲自过问封面和版式设计。父亲珍藏有这样一套四卷本。五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从家中书柜取出翻阅,所镀真金毫无褪色,依然金光闪闪。
这些回忆文章,基本上都是在黄洛峰先生病逝25年后的2005—2006年完成的,虽然只是片断,但还是写出了真情。女儿燕生在《遥忆父亲二三事》中记述:“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年自己少不更事,不知道多问问父亲,让他给我们讲讲他的经历。等到懂得了,他却早已离我们而去,我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也不知洛峰传是否会有新版本。
(本文编辑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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