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朱晓专栏】书非整本不能读，也不能做、不能卖，这是传统的书界观。把书放下，同时也放下关于传播介质的成见，管他什么介质，先读起来，先做起来，哪怕眼下还不能大卖。你要固执着不这么做，也只好由着你，读者会倒逼着张立宪、袁立宪、蒋立宪或者别的哪位立宪来做的。

萧山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 供图

“书非借不能读也”，是从前读书人常常用来自嘲的一句话，那时候，电子书还没有出现呢。

清乾隆年间的性灵派诗人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写下这么一句，却不是为了自嘲，而是为了自夸，夸自己穷的时候不忘读书、阔的时候不吝借书：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袁枚感叹自己的藏书时所说的“卷轴”，只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指代词，他少时欲借而不得的书、他的藏书、他借给黄生的书，都是一册册或者说一本本的，不会是那种用轴卷束的卷子本。当然，也不会是散页，因为，书非整本不能借也。

《辞源》对“卷子本”的解释有图有文字：

古书初为简册，后来有卷轴。现在留存下来的唐人写本书，都像手卷一样，收藏家称为卷子本。唐以后因卷轴难于卷舒，改用叶子来写，发展成为册页。

寥寥六十来个字，勾勒了书的历史，由此不难看出，单是技术和材料的演化，就可以决定书籍的形制。

用丝帛纸张做成的卷轴难于卷舒，用绳子编缀起来的简册就更难卷舒了。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可以让人一窥春秋时期的读书生活：孔子晚年读《易》，特别勤奋用功，把那简册展开来又卷起地读了无数遍，弄断了编缀竹简的熟牛皮绳子，绳子断了重编，再读断了又重编，这样反复了好多次。

出土的文物当中，未编成册的简牍不在少数。作为当时的文字载体之一，简牍是竹简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称为“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百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足百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简”是古代文献形式的基本单位，一枚简牍相当于今天的一页，写一行或两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几枚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 简牍的种类除“简”“策”外，还有“籍”、“簿”、“笺”、“札”、“检”、“椠”等等。

从文类和字数来看，“简”相当于今天的短信、微博、微信，“册”相当于今天的书。尽管今人将“简”“册”二字连缀，但是在古人的观念里，简就是简，册就是册，了了分明，不然，用那么些专有名词作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在泾渭分明地区分图书与短信、博客、微信等等等等，抬举书籍，敌视电子书，鄙视网络文字，恐怕我们的后人不会费心来理解我们为内容的碎片化而起的忧虑，当然，现在也不知道将来他们会用什么词来概说我们的这种种文字，也许将就着用“信息”来指代吧？

孔子的简册三绝，现代的纸书，也会出现书页散落的情形，哪怕是锁线胶装的。如果书脊上的热熔胶质量不好，书放久了或者多翻了几回，先是书脊开裂，接着，书页会一页页、三五页地掉下来，渐渐地溃不成书。书成了散页，非整本不便收藏，更不便阅读，爱惜书的人就只好请做印刷的朋友帮忙，拿到装订车间去修书。

散页不成书，这实在只是今天的人们的思维定式。在民国，散页也能成书的，比如活页文选。活页文选面向师生，一般的读者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买来看的。做活页文选的书店备有活页目录，其中包括了老师开课要用到的篇目，老师也可以在目录以外增选篇什添加评注，各篇都印成了活页，书店根据老师的要求，将活页装订成册，学生人手一本，当然，活页也可以零买的。活页文选在当时是一种图书形式，而不是一个图书品牌，很多城市都有书店经营这项业务，比如上海的开明活页文选、中华活页文选，长沙的公益活页文选。后来，“中华活页文选”成了中华书局有名的品牌，一个语文阅读教辅类月刊。一月一本的刊物以“活页”为名，只能说明：书非整本不能卖也。

活页文选在今天的意义，不在于教辅，也许有人会联想到所谓“个性化订制”，其实，想做个性化订制是一回事，出版业务以大批量印制为基础又是另外一回事。和中华活页文库大不一样，民国的活页文选的特征很鲜明：师生组成的社交圈子；本地化；内容是模块化的；老师添加评注得以印行，也算得上是用户参与了；印刷装订的产量不大，因为机械化程度不高。

曾经风行的活页文选虽然在1960年被圈禁成了月刊，两年之后，活页小说面世了。法国新小说派第二代著名作家马克·萨波塔的《第一号创作：隐形人和三个女人》出版，这本活页小说也被称为扑克牌小说，与常见的书迥然不同的是：全书一百四十九页，每页五百到七百字不等，书页上没有页码，不装订成册，装在一个盒子里；每页的故事可独立成篇，恰如微型小说，全书合起来阅读，有如长篇连载；阅读前也可以像洗扑克牌洗牌一样洗动书页，每洗一次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故事，永不完结的故事自成一体。这书出版后，其新颖的形式深深吸引了读者，引起法国文坛的轰动，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扑克牌式小说”，后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在西方广为流传。 1988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书的中文版，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10月以《作品第一号》的书名再次出版。

比起“扑克牌小说”这么个标签来，这书的正题更有深意——《Composition No.1》，萨波塔“就是想让A读者读后创造出自己的《第二号创作》，B读者读后创造出《第三号创作》……”联想一下Web1.0、Web2.0或者工业4.0这些当代的概念，就不得不承认萨波塔确实具有朴素的互联网思维，说他朴素是因为，他都做到了每页独立成篇，却还在纠结于整本书的一号二号三号，再向前一步，就是按页定价、按页传播了——像今天的电子书一样按章购买、按页付费——当然，我们不能苛责萨波塔，因为，当时的技术、当时的业态尤其当时的思维决定了，书非整本不能卖也，他这一百五十几张散页，横竖得拿个盒子装着。

译者江伙生的传统思维比作者更重，他曾经问萨波塔“怎么想到要写一部各页独立成篇的书，而不把它们装订成册”，萨波塔答以反问：

您说说看，生活中的事都能用一根线穿起来吗？哪儿去找这样一根万能的线呢？

萨波塔真是一个智者。绝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有“线”，图书就是当代人“线”性思维的明证之一。古时简册上的编绳，在宋代转移到了纸书的书脑上；手工印装的线装书封面上清晰可见的丝线麻线，后来隐入了机器印装书的书脊里，不复可见；装订技术除了锁线胶装之外，另有胶订，并不用线。装订所用的线并没有就此退场，线一直都在场，千百年来读书的习惯，早已让线深入人心了。

书必须是整本的，才好定价、才好运输、才好上架、才好捧读，技术不仅决定了书的形制，也决定了书界的组织结构、流程乃至整个业态系统，更决定了人们的书界观。在此，仅以书的篇幅为例。策划一本书的选题时，书稿的字数必须适当：二十年前，书的版式单调，篇幅以20万字左右为宜，做成书大约10个印张；后来，看重版式设计，插图多了起来，篇幅以15万字左右为宜；现在，市面上的巾箱本， 8万字也够了。字数再少一点，能不能出书呢？

传统出版所造成的篇幅尴尬，成了张立宪先生做《读库》的切入点。张先生起初将《读库》设定为中篇读本，作品篇幅1万字到五万字，成书字数不够、刊发又嫌太长，比报刊文章深入，长短又符合现代读者快速阅读的习惯。

从2005年开创至今，《读库》渐渐地显现出越来越鲜明的“互联网基因”：有开放的互动交流平台，甚至做到了“用户即员工”，为每个项目成立三五人的流动团队；采用没什么名气的作者的书稿，策划出版小众图书，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精英文化；从网络书店销售，到部分直销，转向全直销，建立直达读者的营销模式；开发衍生产品：明信片、年画、笔记本、书甚至卡包、零钱包袋等……朋友用微信分享了《出版商务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原业伟写的人物报道《张立宪：以互联网思维做出版》，文章提到张立宪总结《读库》做直销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读者“倒逼”；第二是“搜”时代销售出口越单一越好，否则读者会无所适从；第三是减少销售商的居间盘剥。细想想，第二就是第一，第三还是第一，《读库》进化的第一推动力就是读者。

张立宪认为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在于直达、开放、活态，人们称他为“以互联网思维做出版的第一人”，看他已做的和将做的，就能理解，这句话绝非谬赞。不过，这点赞的字面是带有歧义的：是先有互联网思维，谋定而后动去做书；还是跳出传统思维先做起来，一边做一边提炼出联网思维？我想，张立宪应该是后者。他以中篇切入，这就跳出了传统出版的窠臼，但是，假如他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书上，将中篇结集连续出版，那么，这将成为他跳舞时戴着的脚镣。好在到今天为止，他已经部分地证明了书非整本也能做；以后，他会做到书外去、做到人群中去的。

书非整本不能读，也不能做、不能卖，这是传统的书界观。把书放下，同时也放下关于传播介质的成见，管他什么介质，先读起来，先做起来，哪怕眼下还不能大卖。你要固执着不这么做，也只好由着你，读者会倒逼着张立宪、袁立宪、蒋立宪或者别的哪位立宪来做的。

（本文编辑 陈大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