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去(百家讲坛《新说水浒》主讲人鲍鹏山新作)

鲍鹏山，安徽六安人，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现供职于上海电视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寂寞圣哲》、《论语导读》、《论语新读》、《说孔子》、《先秦诸子十二讲》、《后生小子——诸子百家新九章》、《附庸风雅——第三只眼看诗经》（合著）、《中国文学史品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主编）等等。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代序：父亲的家国 /001

老子：颠倒的世界和扭曲的哲学 / 002
孔子：黑暗王国的残烛 / 019
墨子：向帝国挑战的剑侠 / 039
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 / 055
庄子（上）：永恒的乡愁 / 073
庄子（下）：人在江湖 / 083
荀子：养在深闺人未识 / 089
屈原（上）：无路可走 / 115
屈原（下）：面向风雨的歌者 / 122
仲尼弟子：昨夜星辰 / 134
商鞅：斯人自杀 / 151
韩非：折断的双刃剑 / 176
李斯：斯人斯鼠 / 196
张良：绵软的剃刀 / 206
陈平：黑暗的囊 / 213
贾谊：没有席位的发言 / 220
晁错：多情却被无情恼 / 238
东方朔：谈何容易 / 251
司马相如：A Playboy / 267
董仲舒：巫师与媒婆 / 281
司马迁：生存还是毁灭 / 297
朱买臣：我们为什么站在他这边 / 313
扬雄：从向隅而泣到向隅而笑 / 329
王充：文化清洁工 / 345
李固：头颅掷处血斑斑 / 376
梁冀：过把瘾就死 / 388
宦官：道德的唾液 / 395
桓帝与灵帝：笑骂由你 / 401
党锢群英（一）：道德清洁工 / 410
党锢群英（二）：婞直与残忍 / 421
建安烈士：不朽的大纛 / 428
魏晋名士：向死而生 / 446
诸葛亮：历史的雕塑 / 456
孔融与祢衡：文化的垢甲 / 472
曹丕：缺德的禅让 / 494
阮籍与嵇康：谁的去处好 / 512
元康之英：末日狂欢 / 521
陶渊明：南山种豆 / 531
谢灵运：生活在别处 / 547

老子颠倒的世界和扭曲的哲学
一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智囊般硕大的头颅内究竟包含着多少人生的智慧；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额际密密的皱纹中不知隐藏着多少阴谋与陷阱；当然，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迷惘的人—他神奇般地出现在我们民族的孩童时代，大约是失望，或另有使命，又神奇般地消逝他方。
在夕阳的余辉中，他晃动着远去的身影，弃我们如弃敝屣。他对我们竟没有一毫的留恋之意，让我们世世代代为此难堪自惭。是的，老子出关而去是一件意义严重的事件，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自己由于迷醉与迷失于物质世界，也可耻地抛弃了哲学。一个绝顶的哲人，不屑与他的同胞为伍，甚至不愿埋骨乡梓，这难道不使他的同胞自信与自尊受挫吗？我写这篇文章时是真心感到了一种难以自掩的羞惭的。我的祖先怎么了？真的是堕落得万劫不复了吗？真的是不配这样的一位哲人来教导吗？
老子的行踪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神出鬼没。有人说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云端里半隐半显。不过，就算他是飞鸿，偶然经过我们的时空，也还是留下了雪泥鸿爪，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怜悯和慈悲。司马迁不知有何依据，断言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原属陈，陈又为楚所灭，所以又属楚了。当时南方北方的民风与学风已有较大不同，楚国也就以道家学派及由此而生成的文化传统，自豪地与齐鲁大地的儒家、三晋大地的法家比肩而立鼎足而三。
老子的著作叫《道德经》。何谓德？一物之所以为一物谓之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属性；何为道？万物运行之规律谓之道。所以，老子研究的，感兴趣的，是较为纯粹的哲学问题，是对客观具象事物的抽象。
他也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司马迁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历史罢了。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他生在那么多既有的历史之后，如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般。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不外乎也就是他最个性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常人中的一个，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宇宙。不过我相信，当老子带着满头风霜，一脸慈悲，走出守藏室时，他已洞穿人生的厚壁。在阳光下他眯眼看人间，人间混乱而无道，正如一塌糊涂的历史。他心如止水。一切把戏他都已了如指掌，各色人物他也都似曾相识，周朝的大厦将倾，山河将崩，九州幅裂，小小的守藏室亦将面临一场浩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那些厚重的典籍守不住也藏不住了。他抬头看看西天的晚云，去意满怀，是的，该走了。
不过，我们还算幸运。据司马迁的记载以及后来神仙家的推衍，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这位尹喜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在你抛弃我们之前，能否劳神一下，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
多年以前，我揣摩老子此时的心情，假托老子口吻，写过一篇《老子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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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没有什么故事告诉你们了。
我曾预言过劫数的到来。我曾以薄薄的柳笛吹起晚岚。然而那时你们甜寐于未朴的岁月之梦，白白地错过了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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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已经传来，我将离去。在另一国度的土地上播撒幻梦之粒。在我走进血红的夕阳之前，我留下这五千言的零乱缄言,在世纪的废墟中如泼散的弹子。愿你们仔细的收捡,当一切都已堕落，一切都已不可为，你们就去玩弹子。

那时我正在翻捡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我的感觉就如同下午阳光下马路边上玩弹子的顽童。所不同者，玩弹子的顽童兴致勃勃，而玩老子五千言汉字“弹子”的我则有些百无聊赖。那时我的处境不妙，并且我的很多朋友都摇身一变成为商海健将，红光满面，挥斥方遒，雄姿英发，大有作为。所以我对自己落伍的行为感到很害羞，很寂寞。处盛世而无为，对自己也就很灰心。但灰心的人看老子，也算是一种精神寄托吧。渐渐的，除了我不大感兴趣的什么宇宙生成构成外，我把老子的五千言理出两条思路：一曰治国，二曰处世。下面我就分别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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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子治国的方法，也就是班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了。老子大约是看多了历史上君主种种行为所带来的灾难，他知道，那些在冠冕堂皇的文告中被打扮得正义非凡的行为，不过是统治者本人嗜欲的间歇性发作而已。为此，他对症下药地开出一剂药方：“无为”。“无为”？让他们不修筑生前的宫殿和死后的陵墓了？不发动开边的战争去抢夺土地、子女与玉帛了？所以这剂药是统治者万难下咽的。不过真要是“无为”了，那确实就简单了，所以他宣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之简单易行就如同炒一碟小鱼而已！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照他的说法，治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只要我们把现在正干的事停下来，什么也不干就是了：

不崇尚贤才，从而使百姓不争夺；不看重难得的财货，从而使百姓不做盗贼；不让百姓看见能引起占有欲的东西，从而使百姓的人心不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是让人民心灵空虚而肠胃充满，志向卑弱而筋骨强健。让人民经常处于无知识无欲望的状态，从而让那些智者不敢有什么作为。实行了无为，就是无所不为了。
[原文：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 (三章) ]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是摇头如拨浪鼓似的口里一连串的“不不不……”和“别别别……”。冷眼看世界的乱哄哄，热闹闹，终于看破其机关，于是来个全盘否定。这里有些句子我们分析一下。“贤”是什么？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的动作也会越大，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现存世界秩序的潜在杀手与颠覆者。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与无数鬼脸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的、无知无识的、无是无非的宁静。所以老子要“不尚贤”。“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这“货”与“贤”相辅相承。据段玉裁的意思，“货”乃辗转易手之财，“贤”则是由“多财”引伸而出的人之多能。故尔，“货”是所争的目的，“贤”则是争夺的手段。越贤，争夺就越激烈，阴谋就越周密，用心就越机巧。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而实其腹，弱其志而强其骨”。这个“虚心”是指“无欲”之心，这个“志”也是“欲望”的同义语。这当然是“愚民政策”，而且是很阴险的愚民政策。不过，就我的观察，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却连这点也做不到。何以故？因为他们虽则想尽办法虚人民之心，弱人民之志，或者进行奴化教育—钱钟书先生就说过，古代的愚民政策是让人民不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是让人民只受一种教育—但他们是决不能忍受让人民“实其腹”、“强其骨”的。中国穷，黄河流域尤其穷，所以必须是以大部分人吃不饱来保证一小撮吃得好的。这一点，倒是档案馆中读死书的老子不能明察的了，或者，在这里，他比“率兽食人”（孟子语）的统治者当权要仁慈得多了。
“使夫智者不敢为”，这一句也该提出来特别说一说。鲁迅曾迷惘地问道：一个铁笼子里一群人昏睡以待死，而有一两个人醒来了，这一两个人是喊叫好还是也一同昏睡好？英国著《论自由》的穆勒也谈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在专制的社会里出现过并且还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决不会出现思想活跃的大众。所以，思想家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在小范围内悄悄地传播，并自生自灭，而永不能以其光辉照亮社会的一般生活。穆勒这是对世界史中已有现实的描述，而老子，则是在该状态未出现之前对此进行设想。他真不简单呢。试想，智者面对着这样一群胃里充实头脑空虚，筋骨强健心志卑弱的大众，他还敢为么？愚昧的大众往往以集体的暴力成为暴政的同伙啊。
作为“为”的产物，“仁”“义”“礼”等等，老子当然大加反对。他认定一切都在堕落：“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所以他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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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道丢失了，然后才出现德；德丢失了，才出现仁；仁丢失了，才出现义；义丢失了，又出现了礼。这个礼，它就是忠信的消亡，混乱的开始。
[原文：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三十八章) ]

我们只要看看周公之德，孔子之仁，孟子之义，荀子之礼，就可知他对历史的惊人预见。大约到了荀子的“礼”，再往下便无法收拾了，只好再用韩非的“法”，于是出现暴秦，真正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通过这段话，我们也可见老子对历史的悲观，对人类文化史的基本评价。在他看来，人类道德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人类历史是一个衰退的过程而不是发展的过程，而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创造”，只不过是对堕落人性的被动适应，甚至是对其的取媚。所以，他认为，人类历史应该反过来，逆向行走—去追溯本源的“道”。也就是说，只有“逆历史潮流而动”，才能不屈服于人性堕落，制止人性的堕落。这个过程，就是他所说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的过程，也就是复归人类本质的过程。他以为，这是人类唯一的自赎之路。你看他“逻辑”地推论—

根除了圣明和智慧，对老百姓而言，是百倍有利的事；根除了仁与义，人民就会孝顺和慈爱；根除了机巧与利用，盗贼也就消失了。
[原文：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 (十九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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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一章和上引三十八章对照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已有的历史是人性的退化史，而逆向行走，才是人的进化史—这真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诧的“进化论”！
思想家往往是不与时代同步的。他们或超前于时代，提出未来之蓝图，如柏拉图、马克思，中国的荀子也算一个；或落后于时代，留恋过去之生活，如老子、孔子。这后一类哲学家对逝去的一切嗟叹不已，为之洒泪哭泣，如已死时代的守墓人。他们往往太纯洁、太敏感、太钟情、太理想主义，他们甚至还太崇高，崇高到不计一切功利地为已逝的文化传统讴歌甚至殉身。是否可以这样说，和时代拉开一定的距离往往是产生真正思想家的前提之一。与时并进的往往是机会主义者，思想家毕竟不是机会主义者，思想亦不是机会。
超前的思想家发现现世的所缺，恋后的思想家发现现世的所失。他们共同发现时代之缺失，之不完美，并从而对之进行批判。唯其批判，才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使命即是批判。比如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提出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在设计未来方面显示天才，显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外，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这种对现存社会的文化批判、道德批判与政治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就黯淡无光了么？
这可否算作我对老子的治世哲学的回护或辩解？
无为而治，是否定形式的“治”。如果我们不怕大胆推论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发问，既然“无为”了，还要统治者干什么呢？还要社会组织干什么呢？实际上，老子对此已预先做了回答:

国小民少，使得既有的各种机巧之器弃而不用，使得人民看重生死而不远徙他乡。即使有了船和车，也没必要乘坐；即使有了盔甲和兵器，也没有仗可打。使得人民再用起结绳记事的老办法。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风俗为快乐，以其居住为安恬。邻国可以互相望见，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闻，而人民从小到老死，也不相往来。
[原文：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八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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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家所定的规模。这是出于管理上的需要，可以省去很多管理机构，也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欲望，甚至也是为了消除战争。另外，小国林立，可能也使小百姓有更多可能的选择吧，要“偷渡”不就容易些么？抬起腿就可以“适彼乐土”。还是“绝圣去智”的需要，何以故？“有什佰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没有用场了，自然也就会绝迹，“机巧之械”的绝迹，根据后来的庄周先生的观察，是可以杜绝人的“机巧之心”的。技术的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太重智慧，可能损害德性，这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
通过这段文字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恐惧。文化、文明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往往是以传统的崩溃至少是痛苦变革为代价的。老子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所以，他在他的理想国中扬弃了文化与文明，在“结绳而治”的古朴中圆一个道德之梦。为了人性的纯洁，他已什么都不顾惜了。
与此相应的，老子当然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联系。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的文化纽带，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从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有序社会组织中的协作关系、分工关系、阶级关系，而是原始的自然关系，如同一头鹿之与另一头鹿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关系，甚至一头鹿与树上一只斑鸠的关系，彼此心无牵挂，却又和平共处。看来老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抱悲观的态度。所以他要人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可见国之小），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感发，但人却必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是“无为”的结果，既然“无为”，哪有往来？又何必往来？也是“无为”的手段，既然不相往来了，怎么去“有为”？
可见他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实际上是解散了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有为”的结果，是人类退化的标志。显然他对现存社会秩序评价更低，近于一笔抹杀。作为国家档案馆的馆长，竟然著文否定现存社会制度，否定周文、周武以及天才政治家和伟大道德家周公建立的这一已延续数百年的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必欲瓦解之而后快，这是什么行为？他的这套理论欲置周天子于何地？当初周之始祖古公亶父从岐山六十里发迹，进而霸有天下，难道错了吗？他想让周天子再去当一个小小的、连邻国鸡犬之声都可以骚扰他的春梦的原始部落的一个小酋长吗—好荒谬的建议！好悖忤的言论！但，好大的胆子！好伟大的批判勇气！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不为者，以欲无不为也。”真正是洞若观火，把几千年前扑朔迷离的老子看得透彻敞亮：老子的很多话，不过是发泄不满的愤激之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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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德经》中引人注目的第二方面便是他的处世哲学。治世是“外王”，处世即“内圣”。由于在治世上老子既已倡导“无为”，可说的话就不多，所以，老子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处世上。这一方面最能显示老子思想的特点，也最能体现道家哲学中人生哲学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人们喜欢他的哲学往往是喜欢他哲学中的这一部分，人们说他充满人生的大智慧。可另一方面，他受人诟病，被人骂作“阴险”，也是因为这一点。
何谓“阴险”？因为“阴”所以“险”。“阴”与“阳”相对，“阴谋”与“阳谋”相对，大权在握者搞阳谋，而实力无法与之抗衡的一方就只能搞阴谋。世上若只有“阳谋”，而没有“阴谋”与之抗争，至少是削弱阳谋的威严，那处于弱势的一方岂不就万劫不复了？我以前看过黎子耀先生的一本谈老子的书，书名我忘了，那书中认定《老子》一书乃是写的奴隶起义，连老子的“李”姓，也拆成“木子”，象征箭；“周守藏室”被解成月亮，象征弓。那可真是被压迫的“阴”在反抗主宰的“阳”了。这种说法太玄乎，我不相信，但老子哲学最推崇“阴”却是事实。我情感上愿意理解为他是在帮无告的人、无实力的人出主意的。“阳”也是君，“阴”即是臣，他是帮臣民出主意的。这与他的后学韩非子尊君抑臣，帮君主出主意来算计可怜的臣子百姓，是大异其趣了—趣者，趋向也，目的也。
与此对应，他就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观点。汉语由于缺少时态虚拟等表达，有些句子搞不清是客观已成之事实的描述，还是仅表达一种愿望。像这“柔弱胜刚强”五个字，是对一种客观必然规律之描述呢，还是仅表达一种可能性呢？是对柔弱者的鼓舞与安慰呢，还是仅表达被压迫的弱者的阿Q式的愿望呢？从他整个的论述看，好像是第一种，但也不排斥后几种。总之这五个字可以说是他人生哲学之纲。
我们看他很自信的宣言：

我有三种为人处事的法宝，我谨持不放：第一个叫“慈”，第二个叫“俭”，第三个叫不敢为天下先。
[原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六十七章) ]

把“不敢为天下先”算作人生三法宝之一了。敢为天下先，才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创新精神。这种勇气与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也是个人进步的关键。但老子不要了。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进步有关，但最主要的，最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怕为天下先要倒霉吧。不敢为天下先，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的充满毒素的智慧呢。我们要注意，这地方是“不敢”而不是“不愿”。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不敢”是老子的法宝，是他的经验，这种经验，肯定来自我们民族从“敢”到“不敢”的过程。为什么要“不敢”呢？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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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敢为的人就被杀，勇于退缩不为的则人能活下来。
[原文：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七十三章) ]

“勇敢”这个对一种品性的褒奖词可能最早即出现于此。但老子的原意恰恰是否定这个“勇敢”的，他好像在推崇“勇于不敢”。“不敢”是懦弱，是畏缩，为什么还要“勇于”才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不敢”并不就如“不敢走夜路”、“不敢喝凉水”那么简单单纯，而是要在这“不敢”以及随之而来的退缩中失去一些东西，甚至很宝贵的东西。像“不敢讲真话”；“不敢”在关键时刻坚持自我；“不敢”在邪恶猖獗时挺身制止等等。在这种时候，“不敢”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当懦夫的勇气，昧着良心的勇气，贬低自己的勇气。比如，当小偷当着你的面偷窃别人的钱包，你能不能勇于承受小偷藐视你人格的勇气？如果不能，你就“勇于敢”地制止他；如果能，你就“勇于不敢”地让小偷偷去别人的钱包，也偷去你的尊严，从此以后，你将失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你的道德自我肯定的资格也被偷走了。这种损失你可以看得很小，但也可以看得很大，如果看得大，你以后可能不能毫无羞耻地面对自己。想想这种后果，你不需要勇气吗？当然，老子也警告过你另一种后果了：勇于敢，可能要被“杀”；“勇于不敢”，你可以很安全地“活”着。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用逻辑学家墨子的话来说明。《墨经》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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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志之所以敢也。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

—勇是人内心中敢于做，由于某人敢于做这件事就可以称他为勇，并不因为他不敢于做另一件事而妨害称之为勇。墨子真是善于辩析，他这里就说得好极了。我们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勇敢与不勇敢，相互依存。恰是因为某一方面勇敢，才在另一方面不勇敢。比如一个人敢于承担，则必羞于退缩。反之亦然：正是因为某一方面不勇敢，才在另一方面特勇敢。比如不敢面对邪恶，才特勇于做懦夫与孱头，勇于放弃自尊；不敢“断送老头皮”（东坡诗），才特敢于不要老脸皮。
没有道德感的人是没有道德痛苦的，没有良好的文化熏陶的人往往也就没有文化负担（当然，受过文化熏陶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更没有文化负担)。这“痛苦”，这“负担”，是人生的枷锁。但若没有了这种枷锁，那不就成了如孟子所说的“放僻邪侈，无不为己”的恶棍了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得志者往往是小人，成功者往往是庸人这种反常却又普遍的现象呢。
这生下来就头发花白的老子，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就教我们如此下贱如此卑鄙地活着么？
很多人都在这种层面上大骂老子，否定老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那样社会就太卑污了，我们自身也太肮脏了。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但我在这里要为老子辩护几句，我在上文已经为他的治世哲学作过辩护，此处我还要为他的处世哲学作辩护。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
首先，辩护一，前面我提到，由于汉语缺乏必要的时态限制和虚拟语气，有些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理论主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就看刚才分析的句子，“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我们刚才是把它看成老子的理论主张的，看成是他的一种提倡；但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也可以吗？鲁迅说老子时有愤激之辞，我们把它看成是老子对这种颠倒的社会现象的愤激之辞不也可以吗？
辩护二，撇开辩护一中的理由不谈，我认为，读老子的著作，重要的不是看他提倡什么，而是看他向我们描述了什么，看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可怕。
人生哲学一般包含两个内容：首先是对生存状态的研究与描述，然后才是在此生存状态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生存态度或生存对策。这里，显然，起决定作用的乃是生存状态。对老子哲学，我们应侧重研究他所描述的生存状态，看他所描述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可怕。马克思说，中华民族是早熟的儿童。我想，一个民族早熟未必好，烂熟更不好。老子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应该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吧？从野蛮状态走出来才几百年，文字的成熟也才几百年。可他已经是“老子”而不是“孩子”了。浪漫天真的希腊人在地中海那边唱着童谣一般的英雄史诗，在海滨的灿烂阳光下相互炫耀他们健美的体形和膂力。而地球的这一侧，却是苦难重重：
什么样的血没流过？
什么样的阴谋没有被制造过？
什么样的悲剧、闹剧没有上演过？
什么样的纯洁没被玷污过？
什么样的正义与良心没有被扼杀过？
什么样的邪恶与残忍没有猖獗过？
什么样的友情没有被利用过？
什么样的信义没有被出卖过？
什么样的承诺没有被否认过？
老子熟读历史，他的心早就冷了。他知道丑恶是用什么掩盖着的，真善美是用什么名义去扼杀的。鲁迅不也从中国布满“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吃人”二字么？
我以前写文章说，韩非子是第一个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这观点我现在要做修正，韩非的学术高高祖老子才是第一个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历史太黑暗了，在阴暗的散发着霉变之气的档案馆里青灯苦读的老子，心灵也不免随之阴暗；现实太邪恶了，饱学博识的老子亦不免随之油滑，甚至狡诈。这是黑暗的历史与现实侵蚀正常的心灵，使心灵亦随之蜕化变质的典型事例。老子《道德经》中朗朗上口的韵文，也可看作是变态心理学的典型材料。
颠倒的世界扭曲了思想家的心灵，也扭曲了他的哲学。智慧有两种，世俗的智慧与理性的智慧。中国式的精明的商人，反复无常的政客，以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智商极高的小人，拥有的是世俗的智慧；迂腐的孔子、苏格拉底等人拥有的是理性的智慧。这两种人往往格格不入，这两种智慧也极难融合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有理性智慧的人未必有世俗智慧。有世俗智慧的人也往往缺少、藐视理性智慧。而老子却是这两种智慧兼而有之了。是啊，身处不完美的社会，光有理性智慧固然能明哲，但没有世俗智慧又何以保身？
老子的哲学，是夹缝中生存的技术，是盘根错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的智慧，是专制社会中唯一能保护自己肉体存在的法术。其诀窍就是通过压缩主体精神与人格，来取得苟且偷生的空间。一句话，有专制，必有老子思想。正如有专制，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变态。
所以，与其批评老子提倡一种不健康的人生哲学，不如批判老子所描述的那种不健康的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与其喋喋不休地提倡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不如先想法建立一种正当的社会秩序。因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只有在正当的社会秩序中才行得通。有了正当的社会秩序，人才能用正当的方法生存于社会。老子“戒多言而时有愤辞”，他在直面惨淡人生，不讲空头大道理上倒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你看他的话：

“强梁者不得其死。” （四十二章）

这难道不是人类古老而又古老的普遍经验与鲜血常新的教训么？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与老子的见解竟是惊人的一致，这只能说是由于生存状态的相同。在《论语?先进》篇中，一帮弟子侍立在孔子周围。孔子看看刚强的子路，突然无限伤感地说：子路，你总是这么雄纠纠的样子，你将来可能不得好死呵。就因为子路雄纠纠气昂昂，就判定他不得好死，这难道不是对“强梁者不得其死”的社会感触良深么？而且后来的事实更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或者说证明了“强梁者不得其死”这一般规律的正确—在卫国之乱中，刚强而仗义的子路被人剁为肉酱。还有更好的例子，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就是在“坑儒生”（这些“儒生”是思想上的“强梁”）的同时，又“杀豪俊”么？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明白，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强梁者不得其死”的现状。也提醒我们，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强梁者是不得好死的，权力与强梁是相克的一对，权力需要的是服从，是一致，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专制君主是决不讲“优生”的。当然，被压迫者生下来就体力孱弱，智力愚弱，心志卑弱，也就减少了反抗的可能，减少了权力受到挑战的可能，这对统治者而言未尝不是“优生”。为了眼前的权力而出卖民族的未来，这也是一切专制统治的必然选择。
既然“强梁者不得其死”，“柔弱”也就是最佳的处世姿态。为了说明这一点，老子是不厌其烦。我们看他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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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活着时肢体柔弱软和，当他死了时便僵直坚硬。草木也同样如此，其生时柔和软弱，其死时枯槁坚硬……
[原文：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七十六章) ]

所以他下面断然道：

所以，“坚强”属死亡一类，“柔弱”是生存一属。所以兵器太坚硬就会脆折，木头太坚硬就会折断。坚强的事物总处于下面，柔弱的事物又总是处于上方。
[原文：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七十六章) ]

是啊，坚强的牙齿会脱落，而柔软的舌头将永在。“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这不是典型的颠倒的世界图像么？
而下面的一段话，更是哲理与诗意融贯一体，如行云流水，既像歌咏，又像叹息：

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但这柔弱的水一旦攻坚胜强，却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水改变它的本性。弱战胜强，柔克服刚，天下没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却又没人能按此道理行事。
[原文：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七十八章) ]

我认为北方的文化是“土”的文化，土中含玉，理玉而生理性精神；南方文化是“水”的文化，水势汪洋恣肆，而生浪漫精神。老子虽久处周之柱下，为“土”所围，但其毕竟是南人，内心无时不在“望穿秋水”。这七十八章，是水的赞歌，又是人生的叹息。天下还有比水更柔弱的么？还有比水更随和而没有个性的么？随物赋形，是其温柔，是其卑弱，但攻坚胜强，舍水其谁！柔弱的水啊！你“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你是“无为”的象征，又是“无不为”的典型。
既然柔弱胜刚强，老子更进一步要求人们守住柔弱，而不要追求极盛。月圆而亏，日中而倾，物方生方死。“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世界万物都处在一种循环之中，所以，守住弱，便是守住了发展的生机，而走向鼎盛，则是走向衰败的转捩。所以一旦强大，万不可轻傲，而更要谦恭自守，甚至自损，以保持持续的生机：

即使知道自己是雄，也要以雌的态度自守。要做天下的谿壑。要做天下的谿壑，正常的德性就不会偏离，就会复归婴儿般纯洁无邪而快乐的境界。
即使知道自己是突出的风光的，也要以卑微黯淡自守。做天下的轼（扶手）。做天下的轼，正常的德性就不会差错。就会复归于永恒。
即使知道自己是光荣的，也要以屈辱自守。做天下的山谷。做天下的山谷，正常的德性就会充足，就会复归自然。
[原文：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二十八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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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认为《老子》一书出于阴阳家思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老子的哲学经验往往取之于古代的房中术。你看下面的句子：

强大的国家，总是处于天下的下游，是天下最终交汇之处，是天下的雌性对象。雌性对象总是以贞静柔顺来征服雄性，以贞静柔顺居于雄性之下。
[原文：大国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其下。 (六十一章) ]　

自然之门开阖自如，（生养万物），能无雌性吗？
[原文：天门开阖，能为（无）雌乎？ (十章) ]

而三十六章，更是以牝胜牡的战略战术：

将要压缩它，必要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一定要先强化它；想要废弃它，一定要先推行它；想要取消它，一定要先支持它。这是最普遍的道理。（这样做了，就可以）柔胜刚，弱胜强。
[原文：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 (三十六章) ]

我们知道，古代的阴阳家本来就把男女交合谓之“采战”的，且明清之际的通俗话本，更是直接称之为“交战”。而战之结果，却正如老子所言，“柔胜刚”。“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六章)
林语堂说，“以牝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代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消极力量里，有一些东西很像子宫或山谷……”弗洛伊德也说，大凡凹形，如山谷湖海等，往往为女阴或子宫的象征的。而这些“天下之谿”“天下之谷”，好像是藏天下之污，纳天下之垢，但却正是天地之根，生机之源。在这里，老子真可以说是道破玄机了。


四

老子在当时，算老字辈，独学无友，颇寂寞。年轻一代的，如孔子，又大都锋芒毕露，不知“无为”，处处要显身手。道不同，自然难相为谋，但他的最大寂寞还不在此。思想家本身内心就极寂寞，而哲学一旦被现实拒绝，其寂寞就无可名状。“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七十章）。于是，这位看破人生的老者，击釜而歌:

众人都兴高采烈，像赴宴，如游春。
而我不显露自己，淡泊宁静。
浑沌如婴儿，闲散似无家。
众人富足我穷乏。—我是愚人吗？!
人人都风光，唯独我昏茫。
人人都灵巧，我笨头笨脑。
沉静恬淡如大海，
飘逸无系不知止。
众人各自有所得，我独顽冥又陋鄙。
我与众人本不同
依道而生随道死……

[原文：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二十章) ]

这真是长歌当哭，涕泪和流。但这哭，并不是悲痛，而是感动，为自己感动，为寂寞感动，为无所不在地主宰我们的道而感动。这是独自一人领悟世界真谛，独自一人窥见世界本质之后的激动与感恩。弘一大师圆寂之前说他的感受是“悲欣交集”，老子出关之前也应该是这种感受吧。他去了，一去杳然……




孔子黑暗王国的残烛
一

孔子的长相颇怪，“生而圩顶”。就是说，他天生的脑袋畸型，头顶上中间低，四周高，司马贞说，其形状恰像倒过来的屋顶。名之曰丘，固当。不知命相学家是如何解释的。这种头顶是否暗示着承受天地之甘露阳光？孔子自学而成大才，其天赋必然很高。而其身长亦不凡，“九尺有六寸”，这在那时可以说是“硕人”了，“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人人都说他是长人，感到惊异。真正的一个齐鲁大汉。不过，这个“长人”的身影也确实够长了—长到遮蔽了整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一个民族都一直顺着他的倒影前行两千多年了，我们何时才能走出这漫漫的阴影呢。
据司马迁和《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乃是商代“三仁”之一微子的后代。那个有名的“仁义之师”的统帅宋襄公，便和他同宗同祖。难怪他也像宋襄公那样泥古不化，自讨苦吃。用古老的仁义道德去对付现世的流氓强盗，这也是他家族的遗传秘诀吧，只可惜常常不灵。到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不再属王族，姓也成了“孔”。后来孔父嘉又为人所逼而奔鲁。所以孔子确实是一位“没落贵族”。到他父亲叔梁纥，便是连人丁也很寥落了：正妻连生九女，一妾生子叫孟皮，却又是个跛子。年近七十的叔梁纥大约非常绝望。但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于是便向颜氏求婚，颜氏少女颜征在“从父命”而嫁给了古稀之年的叔梁纥。所以，司马迁说这是“野合”，“野”与“礼”相对，夫妻双方年龄差别太大，不合周礼，所以这婚姻不是“礼合”，而是“野合”。“野合而生孔子”，这实在太有意味了，为什么呢？孔子终其一生都为“礼坏乐崩”而头疼，而愤怒，而奔走呼号，要人们“克己复礼”，孰料他本人即是不合礼的产儿呢。如果他的那位老父亲真的克制自己来恢复周礼，可就没有孔子了。真玄哪。要知道，这不合“礼”的产儿，竟是他们这古老家族之链上最辉煌的一环，也是我们这古老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物啊！
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好抬杠的李贽就此讽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们都点着蜡烛走路。我想，话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孔子确实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使我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不再觉得晦暗和神秘，他使那时代的人与后代与我们沟通了。我们由他知道，即便在那么一个洪荒时代，也是有阳光普照着而万物不择手段地生机勃勃；那时代也发生着我们今天一样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乱和宁静的企望；束缚与挣扎；阴谋与流血；理想碰了钉子；天真遇见邪恶；友情温暖；世态炎凉。在他手订的《诗经》中，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最个性的感受—当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异的个人复活时，这个时代不也就复活了吗？
孔子生活的时代也真像他所说的，确实是混乱无道，他为之伤心不已：辉煌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土崩瓦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西周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了，掩埋在草丛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尽了最后一滴汁液。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东周呢？龟缩在洛邑弹丸之地，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伯霸诸侯，看他们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剖。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有谁来用红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浊的老泪？连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里。在这种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脱逸出现实的背景，沉浸在过去辉煌中，追寻着万物逝去的方向。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寻，他周游列国，颠颠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澜于既倒，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敬的悲剧精神罢了，他最终失败了。当他奔波倦极归来，在一条小河边饮他那匹汗马时，他偶然从平静的流水中惊见自己斑驳的两鬓，“甚矣，吾衰矣！”(太惨啦！我已经衰老了！)他顿时心凉如水。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败了，多少理想都破灭了。壮志不酬，眺望茫茫无语的宇宙，他心事浩茫。人世渺小，天道无情，青山依旧，哲人其萎。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便如一丝凉风，吹彻古今：“逝者如斯夫！”
我在几千年后的漆黑的夜里写这篇文章时，宛如见到他当初衰弱地站在苍茫高天之下的无情逝水边。那无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为感动。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一闪而现了：这衰弱的，即将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旷野上快要燃尽的一支蜡烛吗？四面飙风，寒意四逼，这支蜡烛艰难地闪耀……
孔子死后，鲁哀公装模作样地悲痛一番，悼念一番，他写了一篇诔文，似乎感伤得很：“上天太不公平啦。不肯留下一位老人陪我，让我一人在鲁国孤零零的，唉，多么悲痛。”孔子的弟子子贡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其实，对孔子“生不能用”的，岂止一位鲁哀公呢？孔子一生见过不少诸侯，像楚昭王，齐景公，卫灵公……等等，有谁用他呢？天下人事纷纷扬扬，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人都在玩新花样，搞新名堂，他老先生拿着一把过时的尺子，且是万古不变的，东量量，西测测，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到处招人惹人，别人对他敬而远之也是很自然的。同时他又像一个蹩脚的推销员，推销过时的，早已更新换代的产品。这产品不是按顾客的需求而设计，而是要以这产品的规格来设计顾客，正如韩非嘲笑他的，不是根据脚的大小来选鞋，而是根据鞋的大小来“削足”。他这么不合时宜，被人拒绝不是很正常的么？子贡以他的经济实力和外交天才，到处为老师打点，鼓吹，也没有什么效果。子贡的悲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分责备鲁哀公不能用孔子，就不大合情合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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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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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而他的很多徒子徒孙，如宋明之际的理学家们，就属于后者了，新儒家们当是等而下之。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一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卤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他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有一次，在汤汤而流的小河边他们又找不到渡口了。远处的水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打问。
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却不回答子路的询问，而是反问子路：
“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可见孔子的知名度颇高。
子路答：“是。”
细高个冷冷的就来了一句：“既然是鲁国的那个孔丘，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没奈何，已经由绿林好汉改邪归正到孔子门下的子路，只能按捺住火气，转过身去问另一位，这一位魁梧雄桀，是个大块头。大块头也反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仍然是恭敬地回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丘的门徒吗？”
“是。”
现在又轮到大块头来教训子路了：“天下混乱，举世皆然。谁能改变这种局面？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好庄稼汉。与其跟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鼓唇摇舌，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躬耕垄亩的好！”
这里我先解释两个词。什么叫“避人”呢？避人就是择人，就是避开那些昏庸无道的诸侯，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君，一同来重整乾坤。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嘛，不择主，只要给富贵就帮他卖力，那是苏秦张仪的作为。孔子一心要的是救世，而不是个人富贵，所以他 惶惶地驾车在纵横阡陌间奔走扬尘，就是要避开身后的昏君而去寻找前面的明君。所以，孔子是“避人之士”。什么是“避世”？在“避人”的基础上再跨一步，彻底冷了心，闭了眼，认定天下不可能有什么诸侯还能与他一起改变这世界，于是彻底绝望，从而彻底不抱希望，回到田园中去，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告别都市、政治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就叫避世。
再回头说子路被这两人教训得一愣一愣的，又要注意自己此时的身份，不能发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孔子汇报。孔子听完，不尽的迷惘，谁说这两位隐士说得不对呢？这不也是孔子自己内心中常有的感触吗？但他历尽艰辛，学而不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难道就此卷而怀之吗？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就是为了培养一批隐士，或者懂文化的农夫吗？于是他感慨万端：“人总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啊，我不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享欢乐共担不幸，我又能和谁生活在一起呢？他们说天下无道，但不正因为天下混乱无道，才需要我们去承担责任吗？假如天下有道，还需要我们吗？”
《论语》中的这一段，很传神，两千多年了，那条汤汤小河边发生的这场争论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这几个人好像还在我们身边。我尤其为孔子感动。他 惶而寂寞，迷惘而执拗。“志于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顺应潮流，从而成了新贵，或成为新贵的红人，其中甚至有他的门徒，比如那个顶善于察言观色的弟子冉求。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断宝剑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如长沮，桀溺；其中也有他的弟子，如樊迟。樊迟向他问稼，问为圃，大概也是准备避世了吧。望望眼前，路漫漫其修远兮，看看身后，追随者渐渐寥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道行不通了，我只能乘小船漂荡到大海中去了。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可能只有一个子路了吧！）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未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而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正是令人同情。
但他更让我们尊敬。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过去糊涂就算了，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啦！）但不能因为政治危险，就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置自己的伦理责任于不顾！“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对暴政的矫正！就是正义！所以孔子庄严宣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虽然他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虽然他也称赞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慨叹“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的聪明别人能及得上，他的糊涂别人就比不上了），大有郑板桥“由糊涂入聪明难，由聪明入糊涂尤难”的意味，但他对自己，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鱼一样，“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如射出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
自魏晋以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有了一种极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的分离。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难面前卷而怀之，闭目养神的隐君子！他们的伦理关怀哪里去了？他们的道德痛苦哪里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人道精神哪里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以起码的价值关怀吗？但我们却偏偏认为他们是涵养最高，道德最纯洁的人！鲁迅禁不住对这种人怒形于色：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这种目不关注人间苦难，耳不听弱者呻吟的人物，不就是饭桶酒囊茶壶甚至权势的尿壶么！现在不少人飘飘然的要“告别鲁迅，”却又腻歪歪地对“茶壶”周作人大为钟情。这种人难以让人生出敬意。一个人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在孔子那里，在他的学说之中，那种古典的崇高确实让我们这些聪明机灵的后来人愈显扁平而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