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改革开放的马前卒。1961年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曾破获轰动世界的国民党谋划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75年10月，他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受部长叶飞委派调查招商局经营状况。完成调查后，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他在报告中所提的建议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1978年底，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在李先念划拨的宝安县蛇口半岛（现深圳市南山区辖内）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坚持破冰之旅，创建蛇口工业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在蛇口，他以“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冲破思想牢笼，在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响亮地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影响了全中国。他与蛇口广大创业者开创性地实施了工程承包、干部招聘、民主选举、同级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等举措，创建了24个全国首创或第一：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创办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为中国改革开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他接手时，招商局只有1.3亿(人民币)资产，他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
“卧底女侠”涂俏穷三年之功，追访156人，翻阅大量内部档案及私人日记，进行了抢救式的记录，以重返当年改革现场的叙述文本，重现在历史的节点上起到关键作用人物的生命印记，从一个人的传记呈现一个时代，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必要性及艰巨性。
《袁庚传》共分三卷：《袁庚传.情报生涯》、《袁庚传.改革现场》、《袁庚传.蛇口试管》。现今推出的是《袁庚传.改革现场》，截取时间段为1978－1984年。
涂俏，女，记者，作家。先后供职于《深圳晚报》与香港《文汇报》，新闻生涯十八载。现为深圳海天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新周刊》在“2000年太盘点”中将涂俏列为该年度“中国八大汉子”。2003年涂俏被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评选为“中国最精彩女性”。2005年《苦婚》获第四届正泰杯优秀报告文学奖。
出版著作：报告文学：《生存体验——中国当代底层生存状态实录》（新华出版社），《世纪之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纪录》（南方日报出版社），《苦婚——“卧底女侠”60天隐性采访实录》（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你无法阻止》（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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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临老受命挂帅香江
要讲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袁庚的故事，不能不说到“蛇口工业开发区”这一支中国改革的“试管”，也就不能不提到主持实施“蛇口工业开发区”规划建设任务的香港招商局。
在尖沙咀天星码头隔着维多利亚港眺望港岛的中环，紧靠海滨矗立着两幢一模一样的天蓝色大厦。大厦的顶部、腰部和底座的框架为红色。东头一幢大厦的顶端，横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巨大招牌，“招商局”三个白色大字在蓝天、白云、阳光下，格外醒目。
这就是坐落在中环干诺道200号信德中心的招商局大厦。1998年5月中旬，也就是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职务上退下来的五年后，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迁至这座大厦的37层至40层内。招商局大厦南望港岛，北瞰九龙，一年四季美不胜收。
在香港有不少中资企业，目前以中银、华润、招商局、中旅实力最为雄厚，号称四大驻港中资企业。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博士在2002年12月纪念招商局创立130周年时说：招商局在创立初期创造了第一次辉煌，开创了近代民族航运业及诸多新兴经济领域，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局创造了第二次辉煌，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探索并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并使招商局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进入新的世纪，招商局有信心再创第三次辉煌。
从2004年冬季到2006年冬季，我除了在蛇口追寻改革者的足迹，还多次经罗湖、皇岗等口岸从深圳市区进入香港，走访散居在香港各处的袁庚的战友或同事，在香港招商局、香港中央图书馆查找、复印、抄录资料。在头尾三年的季节轮回里，在香港，紫荆花开满了一条又一条街，接着，一树繁花变成满地落英，随后，再一次蓄芳待来年，开满枝头。在花开花落又花开中，在人事更迭、世事沧桑里，为了印证、补充袁庚本人的自述，我多次寻访当年与袁庚一道创造招商局第二次辉煌，开创“蛇口模式”，提供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参与者、实践者，那些当代改革历史的书写者及其见证人。
一、“他什么都想知道！”
二十多年前在招商局及蛇口工业区与袁庚并肩作战的同事及其员工，大多已经离休或者退休，也有的先走了。听说袁庚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同意为他写本传记，他们一个个都表示欢迎，欣然接受我的约见和采访，帮助我广泛搜集袁庚的素材。
招商局原办公室副主任朱士秀老人，在向我介绍袁庚初到招商局情况以后，还用颤抖的手写了三页纸的材料回忆袁庚，送给我作为参考。
当然也有例外。今年73岁的梁鸿坤是广东新会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广州铁路局干部，“文革”时期下放到基层工作。1973年，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交通部从原铁道部中抽调了梁鸿坤和另一位干部外驻香港招商局工作，不久，任命梁为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和善、精明而又谨慎的小老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刚说明来意，他极不信任地询问道：“请问，你是写真实的袁庚，还是因为宣传的需要拔高他？”
我告诉他，我除了多次采访袁庚本人及其家人之外，在找你之前，已经采访了36个袁庚同事，包括至今还在反对他的人，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回到现场，力求真实，客观公正，有血有肉”十六个字的为人立传方针。我特别强调蛇口老同志都很帮我。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孙绍先叮嘱我到香港找你们这些老人谈谈。已定居上海的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特意飞回深圳，接受我的采访。
“那好，”梁鸿坤说完又沉默了一会，接着突然反问我，“他带我看三级片，你写不写？”
我大吃一惊，猛地站起来追问：“说什么？”
“他在香港看三级片。”梁鸿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
1973年9月30日，被康生罗织罪名而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终于被释放回家，总算是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他的胆识和开放意识，得到叶飞赏识。
1978年，已经61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
那天，叶飞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袁庚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对“打开局面”几个字怦然心动，当即答应可以，但要先过去看看，做点调查研究，有了发言权再说。叶飞即派他赴港调研，要求他在招商局调查两三个月后，拿出一套让招商局走出困境的办法来，供部党组研究定夺。
1978年6月，袁庚赶到香港招商局那天，没有立即走进位于香港干诺道西15号那幢14层高的大厦，他在楼前看了看，一时默然无语。以往，每回出国公干途经香港，他会到交通部属下的这个招商局来歇歇脚。那时，他只是一名过客。现在，他可能要常驻这里了。“文革”期间，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有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的唱腔，香港人因而把进入香港的内地干部，统称为“表叔”。部里来的“表叔”不走了，他无法预料，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预测，他的人生在60岁以后会来一个大转折；更没有想到，他推行的众多变革竟然会对渴望革故鼎新的当代中国产生一道道冲击波。
袁庚在招商局集体宿舍安顿下来之后，立即找干部谈话，一天安排两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想不到安排谈话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梁鸿坤走进袁庚的临时办公室，没有在袁庚身边的椅子坐下来，选了稍远一点的位子，半欠着身子坐下去。看上去，袁庚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身板硬朗，说话中气很足，沉稳而干练。梁鸿坤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更不明白他来调研的目的，也就没有多说什么。现在“钦差大臣”满天飞，你满怀改变现状的热情对他说了一大堆情况，他也很认真地记录了一大本笔记，然后呢，他说回去汇报、研究，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就“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更可怕的是，这种人把你反映的情况泄露出去，他走了，你只能留在原地“吃不了兜着走”。
袁庚浅浅一笑，看穿了他的矛盾心理，知道他有话要说，却没有催他，适时地结束了谈话。其实，他走进来的时候，袁庚也在打量他，觉察出这位小个子干部是个精明而又谨慎的角色。
袁庚工作讲究效率，你愿谈，他很欢迎；你不说，他也不勉强。你不要以为你不说，他就掌握不到情况。最让人闹不明白的是，和他相处的时间一长，你就对他心服口服，愿意把心里话通通告诉他。
袁庚第一次找张振声谈话的时候，快人快语的张振声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张振声是香港远洋公司总经理。交通部在香港的益丰公司与远洋公司不属招商局，却由招商局代管，属一个党委。张振声是党委委员。他说，不论是招商局，还是远洋，业务都没有什么发展，基本上是看守性质。招商局更惨，清朝洋务运动中靠船队起家的船务公司，现在连一条船都没有！袁庚大吃一惊。还有这等事？真是不可思议，请你再详细说说。张振声带点牢骚地说：国家对派来香港工作的干部限制很多，出门也必须有两个人同行。不仅思想上限制，业务上也管得死死的，凡是业务上的事，必须报北京批准，几千元的开支都必须北京同意才行。部里对派驻香港企业不放心，不放权。记得六十年代，招商局的办公室非常小，只有一座四层小木楼，旁边的房主想把自己1000平方米的房子卖掉，招商局想买下来，但是没有自主权，必须报请部里审批，我去北京跑了两次，结果没有获批。我请示的时候，领导说，香港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买呢？好像香港就要解放似的。眼看着香港飞速发展，我们啥事都不能做，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干了20年，心里憋了一股气。
几天以后，袁庚找到梁鸿坤：“老梁，你带我到各处走走。”
梁鸿坤以为袁庚要到各个科室转一转，哪知道他要上街。梁鸿坤试探着问：“还找人谈话吗？”袁庚说：“要啊，也想实地看一看。”
袁庚走起路来，嗵嗵作响，步幅很大，比他矮一个头的梁鸿坤往往会跟不上。
袁庚一到香港，像一头灵敏的猎豹一样，翕动着鼻翼，广泛地搜集各种资讯，尽可能多地掌握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动态。让朱士秀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总部楼底下的士多店（杂货店）、水果摊老板的姓名、经营状况、每月盈利情况，袁庚都能一一说出来，甚至还与招商局干部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朱士秀在这幢楼内进出好几年了，他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对袁庚很佩服。袁庚听人家夸他“厉害”，心里有几分得意，脸上漾出笑意，说：“你们忘了我是搞什么出身的吗？”
多年的情报工作，还让袁庚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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