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

本书全面回顾了20世纪最后十年印度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和崭新变化：加入WTO之后印度企业的成功表现、一个充满自信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核能力的展示等等。作者对崛起的印度的外交事务和对外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印度的文化和智力“软能力”在塑造印度全球形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高度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主张并鼓励两个发展中大国加强合作和学习，为全球的繁荣与持久和平共同发挥积极作用。本书是继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著作之后又一本大国战略方面的力作。

桑贾亚·巴鲁，当代印度最知名的经济评论家之一，现任辛格总理的新闻顾问和发言人，此前曾担任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印度时报》和印度《经济时报》副主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顾问等职，堪称印度国家战略的权威人士。

序
导言

印度经济崛起的战略影响
外交政策的经济考量：印度的新思维
何谓经济安全
开放经济下的国家安全
咎由自取
印度和世界：学会两条腿走路
国家安全经济学
孟买呼吁
竞争优势：能力、市场与中产阶级
经济外交的成果
马德里僵局：印度和九国集团的坚定立场
大国梦：印度实现潜力所面临的挑战
外交中的商务：当今世界的贸易与旗帜
战略要求
令人沮丧的边缘政策：回忆一场刚被忘却的危机
战争中对恐怖活动的经济制裁
一个不明智的劝告
谁需要施舍？
谁害怕全球化？
估量竞争
做好自己的事情
辛格的外援政策
印度在坎昆会议前启动FTA盛宴
外交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慢车道的WTO和快车道的自由贸易协议
重视对外贸易中的进口
开放的市场开放的社会
亚洲即印度？
印度和东盟：正在形成的迈向孟加拉湾共同体的经济关系
亚洲经济危机和印度对外经济关系
南亚对话：事关和平与安全的经济事务
应对信任贸易和恐怖主义
南亚的双赢竞赛
南亚可以一起崛起
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选举的经济影响
其他邻邦的经济往来
IT与信息经济：印美关系的压舱石
印度中国和东盟的邻邦关系：若干外贸和外交问题
拉奥先生访问华盛顿
超越核政策：对签署CTBT的一个更宽泛的看法
谁害怕企业黑名单？
海外信息界印度人：海外印度人的全球性网络
交往的条件
长期和短期的印美关系
大事不发生，情况很不妙
印度和美国：跳出南亚的框框
普京时代的印俄关系展望
八国集团峰会：不仅仅因为它存在
经济挂帅：中国的改革
东方曼哈顿：中国所见所感
太平洋上的压抑情绪：美中的对峙
中国的经济外交艺术
新的大博弈：亚太经合组织东盟+3和新近的JACIK，变化中的亚洲均势
超越边界的经济事务：印中关系指引着印巴关系
时刻关注中国
印度是纸老虎吗？
韩国企业时代的来临
外交政策中的国家与市场
印巴卡尔吉尔冲突的经济影响
商业地理：时间空间和技术
传媒对国力的增强效应：印度软件的软实力
镜头放宽点
印度往何处去？

附录 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
致谢

印度经济崛起的战略影响

当全世界还在试图理解冷战结束对全球势力均衡和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与关系会产生何等影响时，并且，在印度的经济改善对全球和亚洲势力均衡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评价之前，哈佛大学一位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对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预测，至今，这一预测还令印度的战略政策分析家们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亨利·基辛格在其研究西方外交史的《大外交》（1994）一书的序言中，对“世界新秩序”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如下猜测：
“21世纪的国际体系表面上将充满矛盾：一方面是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趋势。在国家关系层面，新秩序不同于僵硬的冷战体系，而更像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国家体系。新的体系至少包含六大主要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或许还有印度——以及众多的中等规模和更小的国家。”
不可否认，美国仍然在军事力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不过，它也要接受其他经济大国崛起的现实。最近，基辛格不断重复他早先的看法，在强调其经济成就重要性的基础上，再次谈到印度作为一个强国的“潜力”（基辛格，2000）。1994年，当基辛格认为印度是一个正在迈向“大国”地位的国家时，人们还不能想象印度可能出现一个1992～1998年那样的高经济增长阶段，另外，印度也还没有宣布自己拥有核能力。难道他有先见之明，还是他希望我们在定义印度的“国际主要力量”的身份时，关注其历史因素和潜在力量？作为一个研究国家实力和现实政治的专家，基辛格在那时就应该非常清楚，印度不但能够维持从20世纪80年代业已开始并且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态势，而且，其经济政策将打上现实主义的深深烙印。事实上，那时印度的外交政策正是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对此基辛格当然是心领神会的。然而，和许多其他的分析家一样，如果基辛格仍然只看到一个那时还不确定的印度大国的“潜力”，那么，问题在于：印度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将潜在力量转变为现实力量？
军事分析家们认为，尽管印度已经宣布了其核大国地位，但是，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被世界承认的、超过其近邻的军事和核大国，目前还存在巨大的信誉和能力缺口需要弥补。为了弥补这一“可能”和“现实”之间的缺口，最重要的莫过于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经济发展和增长是印度作为一个“强国”重新崛起的根本所在。如果印度能够成功地保持高增长率，获得必需的财力用于国防和安全建设以及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的投资，以确保与邻国之间的和平与安全，那么，基辛格的预言才能最终成为事实。
　　新的印象
不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印度的印象如何，20世纪末，有两个决定性因素迫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印度。首先，20世纪最后十年印度的经济成就，以及印度在经济政策和思想方面的转变；其次，印度宣布拥有核武器。对于这两个内生于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因素，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近年来，美国在重新形成对印度的认识时，还有另外两个因素需要考虑进去，它们虽然是“外生”因素，但却影响到印美关系，即恐怖主义活动的上升和中国在亚洲的崛起。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即印度经济的强大、它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以及它作为一个自由和世俗的民主国家在对抗教派主义和恐怖主义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将决定着21世纪印度与美国及西方世界之间的双边关系，反过来，这又影响到美国对未来几十年内印度在全球地位的看法。
印度面临的挑战在于，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否处理好上述每一个因素——经济增长与发展、国家安全、恐怖主义活动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从而增进国家安全和确保国民福利。印度如何处理这些挑战，将直接关系到印度在21世纪的全球体系中国家能力的大小与性质及其国家安全。
　　经济要求
在一本新近的杰作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2001）在驳斥了最近有关国家能力经济基础的过于单纯化的理论之后认为：
“托尔斯泰的问题是：‘国家前进的力量是什么？’如果用‘动员’一词来替代的话，这个问题可能更好回答。显然，它不仅仅是购买力。尽管经济财力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国家能力的唯一决定因素。一个国家的打击力不仅仅包括其钢铁工业的产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国家即便不具备进行足够的军事动员的能力，只要它有更好的战略、运筹和战术能力，它依然能够击败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对手。同样，我们需要把一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完善程度——它从纳税人手中集中财力和向投资者筹款的能力——考虑进去。而且，在重大冲突中，一个国家还必须能够最有效地动员其平民。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必须形成适当的平衡，以便在最大可能地形成作战财力的同时无损于国内的社会福利。因此，国家和私人部门官僚组织的素养及军事组织的素养是同样重要的。”（P418）
弗格森关注的是他所谓的财政力量的四个重要机构支柱：税收征集机构、代议制议会、国债体系和中央银行，它们构成了经济“能力方阵”。显然，弗格森避开了国家能力的经济决定理论，他认为：
“不论税收体系多么有效率，不论议会多么具有代表性，不论国债市场多么具有流动性，也不论货币管理多么完善，最终，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与如下无形之物具有密切的关系：传统（过去受益的回忆）、感召力（当今领导人的吸引力）、公众信心（对未来收益的信念，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以及宣传（政府开动可用的媒体来鼓励所有这些方面）。尽管卡莱尔（Carlyle）担心现代性将把所有的人类关系都转变为经济关系，不过，真正的‘纯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在每一次交易中永远只考虑最大化自己效用的人，还是极其罕见的，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人好比是怪物。在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会使自身的经济利益屈从于一些其他的动机，像赌欲、惰欲、性欲和破坏欲。”（P422）
尽管不借助于经济手段，国家也可以追求权力和提高其战略能力，但是，从长期看，可持续的能力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
对于印度而言，毫无疑问，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挑战便是如何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经济成就和经济能力构成了国家安全和实力的基础，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经济实力将决定军事实力，并且改变印度与其邻国，特别是她的两个主要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度具备保卫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军事实力，尽管如此，她仍然需要维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能够改变亚洲乃至全球战略均衡，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目标。也正是如此，印度的对手才会努力让印度保持经济上的弱国地位，这正好强调了经济要求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在其对印度国家能力的“潜力与希望”的调查中，科恩（Stephen　Cohen，2001）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未来若干年内，印度能否通过发展技术、后勤服务和军事力量，成为一个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南亚的大国？”这个问题综合考虑到了成为一个大国所必需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然而，科恩过于强调印度的军事、外交和政治能力，而相对疏忽了经济能力。他注意到印度精英阶层的“世界观”与“自我评价”和印度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断层，这非常正确。但是，在给后者下定义时，他却没有充分考虑到经济成就的中心地位。实际上，要充分实现印度的战略潜力和国家安全，经济领域的稳健表现将至关重要。
在兰德公司（RAND）的一项研究中（Yeh和Zycher，2000），经济因素被直接纳入到了对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实力平衡的计算之中。研究认为，如果印度在2000～2015年间能够持续1992～1998年间的经济增长表现，那么，亚洲的力量均势就将发生一个大改写。遵循这一观点，特里斯（Ashleyr Tellis，2001）对印度经济崛起的多方面战略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说道：
“问题的本质在于，如果印度在未来二十年左右能够维持大约5.5％的年均增长率，它将成为亚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如果它能够将增长率提高到5.5％以上的水平，那么，它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会更进一步。”
“如果增长率能够一直保持在7％甚至更高的话，这样的经济成就不但会不可阻挡地使印度成为一个强国，使它在亚洲地缘政治平衡中成为有影响的一极，而且，这也迫使全世界更加关注印度，把它作为一个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实体。”（p240）
在沙费尔（Teresita Schaffer）的《印度的崛起和美国在亚洲的政策选择》一书中，这些思想也有所反映。该书把经济增长的稳健性和治理视为决定印度国家能力性质的关键变量。沙费尔写道：“印度崛起为经济大国和国际事务参与者的程度将主要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在我们看来，两个因素的驱动至关重要。第一是经济转型，它将对政治气候、领导人竞争和印度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二个驱动力……是政治领导人的素质……”
经济表现与经济实力是政治与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必要，尽管并非充分基础，这样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特别是当人们看到苏联由于经济上的失败而崩溃，而在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认为，决定印度的国际形象和能力、战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国家安全的并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是增长过程的本质特征和印度解决当前所面临挑战的方式。所谓“本质特征”，在这里指的是增长成果的分配方式、增长对印度的全球竞争力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增长的部门构成，即工业化的程度及其财政可持续能力。这些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在印度迈向强国地位的过程中，它所面临的更大的安全挑战主要来自内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恰恰是社会和经济的落后状态，由此产生的不公平和政治动荡，以及经济发展的质量威胁着近来备受关注的“本土安全”。
印度国家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战来自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北地区的跨国恐怖主义活动。但是，如果不能处理好由于少数人群的社会和经济落后，以及教派和种姓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引致的国内安全问题，那么，也就无法解决这一外部挑战。不平等的经济增长只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同样，经济落后状况导致印度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从而限制了印度融人全球经济的程度。总之，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印度国家能力和安全的基石。
　　印度过去的经济成就和当前的国家能力
如果说加快经济增长是实现印度战略潜力的关键所在，那么，问题是，印度现有的表现如何？以及，准确地说，经济成就与发展潜力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有必要承认的是，促使印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强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她的文明史、她对宗教和哲学所做的贡献、她在知识方面尤其是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她的人口规模和构成、她的地理空间和位置以及她的军事实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正如加维（John Garver，2001）在讨论印度和中国的竞争时所提到的那样，“人类创造的两个最为璀璨的文明：中国和印度，毗邻在亚洲大陆之上。创造了这两个文明的民族不但有理由为她们的历史与成就而自豪，而且，可以肯定，她们在当今世界还将发挥重大作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一项统计工作通过清晰的经济数据反映出这种历史潜力。麦迪逊（Angus Maddison，1998）在对中国经济成就的研究中构造了一组有关1700～1995年间世界总收入的数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前工业化和前殖民时代印度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以及近年来她们对这一失去地位的不断收复。1700年，中国和印度占到了全世界国民收入的45.7％（表1.1）。到19世纪末，这一比重滑落到24.2％，而到20世纪中叶时已经只有不到9％。随着这两个亚洲巨人在世界总收人中的比重下降，相应的，首先是美国所占份额的急剧上升，紧随着是日本。欧洲的比重在19世纪末上升到超过40％的最高点，随后也开始下降，目前大约和前殖民时代的水平相当。这些数据助长了印度的战略和经济决策界的信心，他们坚信，印度一定会重新恢复她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国地位。同样，他们也注意到，经济成就在塑造一个国家的战略实力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不可否认，尽管学术界对这些统计数据的可信度还存有怀疑，但是，20世纪后半期最惊人的故事莫过于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印度之前，中国就开始了她的高增长路径，在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便成功地使自己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番，从1978年的5.2％上升到1995年的10.9％。随着其经济上的成功，中国也成为奉行重商主义的贸易大国，其占全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约1％上升到2000年的4.5％。相比之下，印度的起步要更慢。不过，在整个20世纪，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在不断加速（表1.2）。
准确地说，最近一段时期印度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增长成就？在她的成就与潜力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距离？尽管印度起步较慢，但是，如果用一个更长的视角来看待其增长过程，那么，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增长速度在稳步加快。20世纪前半期，统计显示印度实际上几乎没有增长，此后，在1950～1980年间，其GDP年均增长率为3.5％，在1980～1990年间为5.4％，在1990～2000年间为6.2％。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2～1998年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7％，尽管随后在1998～2002年间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业部门增长放缓所致。这就引起了一些有关中期增长潜力的问题。如果全美工商业圆桌联合会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NBAR—CSIS）的观点可以被接受，那么，5.8％的年均增长率，即1980～2002年间所得到的长期增长率，不但无法使印度这个贫穷的人口大国解决发展问题，而且也无法使印度获得一个强国所需要的外交和军事地位。印度的决策者很清楚，只有在下一个十年内保持至少7％～8％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够完全解决印度的大规模减贫和应对人类发展的挑战。战略分析家们也认为，政府要想筹集足够的财力来对传统装备的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形成一个可靠的核威慑命令控制系统，这样的一个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必须要保证的。
尽管还有这些需要警惕的不足之处，印度过去二十多年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战略性影响。如果中期的增长速度能够提高到年均7％的水平，那么，各种战略性影响也将随之增加，我们下面来讨论这些问题。
　　业已取得的战略性影响
印度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以及更重要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已经影响到她与各国（或政治实体）的政治外交关系，这些政治实体远的有美国和欧盟，近的有东盟和中国台湾地区。不过，从战略角度来看，受影响最深的还是莫过于她与两个既是邻邦又是战略竞争者的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