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书

当当编辑推荐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最具野心的作品。
以侦探推理的方式开展一个追寻文字和身份的旅程。
恢宏的视角、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版的《伊斯坦布尔》
“我要写的是一个巨大而有丰富纹理的故事，试图捕捉精神分裂的、焦虑的伊斯坦布尔。”
我想让你感觉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恐怖，而不是去现实主义地描述它。想像你自己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或通过金角湾的任一座桥。想想你看到的景象。所有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拥挤的交通，历史感——2000多年的历史——拜占庭建筑转变成工厂，矗立在拙劣商品的广告牌旁边。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我想传达这种无望的感觉，这种绝望。
　　　　　　　 　　——帕慕克

《黑书》也许可以算是一部侦探小说，一部有凶杀案而不指明凶手是谁的侦探小说，大方的作者让读者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发现凶手。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马悦然

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创新而显得散漫杂芜的新作《黑书》可比令人目眩神迷的阿拉伯式花纹图案，充满精彩的小故事、形而上的思想辩证、梦境、象征寓言、荒谬主义幽默、童年回忆、政治与社会讽刺和深入历史之旅。
——《出版人周刊》
　　
这部奇异而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赋予侦探小说截然不同的风貌，使谋杀案不再是此类小说终极谜底所在，也让奥尔罕·帕慕克成为当代小说中最清新、最原创的声音。
——《独立报》
　　
这部杰出作品的热烈激昂与透彻明晰淡化了它本身的悲观论调……忧郁与反讽两相平行，复杂得令人晕头转向，但未曾稍减它的魅力。本书可与安伯托·艾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最优秀的作品并驾齐驱。
——《观察家报》

我还要寻找你多久，一栋房子又一栋房子，一扇门又一扇门？还要多久，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然而，我直觉相信，等我们到了七十三岁，当如梦不再有条件盼望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她终将会爱我。
　　
这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版于1990年。小说叙述了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土生土长的律师卡利普寻找失踪妻子的故事。一个侦探小说式的开头——妻子如梦失踪，只留下一张字条，卡利普开始了搜寻，也就开始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漫游。他逐渐相信，如梦的出走与她的同父异母哥哥耶拉的失踪有关，后者是知名的报纸专栏作家。他开始探寻耶拉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探访耶拉曾经到过的场所，甚至用耶拉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他潜入耶拉的公寓，穿他的衣服，接他的电话，最后甚至能假扮他来写作专栏。
　　
这是小说的表层情节。而就像帕慕克在书中所言，故事背后自有其更深含义。卡利普对如梦和耶拉的追寻，似乎象征着对某一终极理想的探寻和揭秘，这与书中一度讨论的文字与意义之谜、面孔与意义之谜和耶拉专栏中宣称的“救主将到来的”的理论，有着同样的文化逻辑，因而也形成了一个多线平行的意义网络。与此同时，对自我本质的追问、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索，既通过小说本身的情节，又通过小说中耶拉专栏的文本，不断地强化，弥漫在整部小说中，由此又引发和连带着对伊斯坦布尔历史和命运的叙述，更由此扩大到对东西方关系和本质的思索。
　　
《黑书》是一部迷宫般叙事繁复的小说，而其主题也同样呈现出意义的网络化格局。作者融情节、故事、历史、虚构文本、自传成分等于一炉，各种元素交叉并存，形式和主题都体现出强烈的帕式色彩和鲜明的原创性。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至少是有成为伟大小说的野心的作品。堪称作者集大成的作品。

1．《黑书》是帕慕克融合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写于1990年，表面上是一个侦探小说，实际上却是奠定了帕慕克写作的一些基本主题：身份认同和双重身份，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和冲突，奥斯曼的历史，以及伊斯坦布尔城，等等。主人公漫步街头，苦苦寻觅失踪妻子的踪迹，接踵而至的街头景物，主人公脑海里不断涌现的回忆与苦苦思索，以及交替出现的专栏作家的专栏文字，共同编织了一幅绚丽多彩、质地繁复的叙事图景。
2．与《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虚构土耳其历史故事不同的是，《黑书》着眼于现当代土耳其历史，即1960—1980年代之间的土耳其。政治之演进、思潮之纷争、理念之嬗变，都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在小说中得以呈现。小说塑造了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一段当代人的历史，因而在土耳其国内非常流行，也备受争议。
3．《黑书》以极其宏阔的视角，包罗万象的内容，推理小说式的结构，以及普鲁斯特式的叙事质感，堪称帕慕克最有野心的作品。
4．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是小说版的《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已经被译为40多种语言出版。
　
《黑书》出版于1990年，在土耳其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95年该书法文版获得“法兰西文化奖”。

第一部
　01 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
　02 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
　03 代我向如梦问好
　04 阿拉丁的店
　05 绝对幼稚
　06 班迪师傅的孩子
　07 卡夫山中的文字
　08 三剑客
　09 有人在跟踪我
　10 眼睛
　11 我们把记忆遗失在电影院
　12 吻
　13 看谁在这里！
　14 我们全都在等他
　15 雪夜里的爱情故事
　16 我必须做自己
　17 记得我吗？
　18 黑洞
　19 城市的符号

第二部
　21 幻影的居所
　22 你睡不着吗？
　23 谁杀了大不里士的贤姆士？
　23 不会说故事的人的故事
　24 脸孔中的谜
　25 刽子手与哭泣的脸
　26 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
　27 冗长的棋局
　28 谜之发现
　29 我竟然变成了英雄
　30 我的兄弟
　31 故事穿入镜子之中
　32 我不是精神病患，只是你的一个忠实读者
　33 神秘绘画
　34 不是说故事的人，而是故事
　35 王子的故事
　36 但书写的我

第一章 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

不要引用题词，它们只会扼杀作品中的神秘!
——阿德利
尽管扼杀神秘，杀死倡导神秘的假先知!
——巴赫替

如梦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趴着熟睡，背上盖一条蓝格子棉被，棉被凹凸不平地铺满整张床，形成阴暗的山谷和柔软的蓝色山丘。冬日清晨最早的声响穿透了房间：间歇驶过的轮车和老旧公车；与糕饼师傅合伙的豆奶师傅，把他的铜罐往人行道上猛敲；共乘小巴站牌前的尖锐哨音。铅灰色的冬日晨光从深蓝色的窗帘渗入房里。卡利普睡眼惺忪地端详妻子露出棉被外的脸：如梦的下巴陷入羽毛枕里。她微弯的眉毛带有某种如梦似幻的感觉，让他禁不住想知道，此刻她的脑袋里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情。“记忆，”耶拉曾经在他的一篇专栏中写道，“是座花园。”当时卡利普就曾想到：如梦的花园，梦境的花园。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然而，卡利普一面研究妻子的眉毛，一面忍不住继续想。
他想要进入如梦安稳睡眠中的幽闭花园，探遍里头的每一棵柳树、刺槐和攀藤玫瑰，或者尴尬地撞见一些面孔：你也在这里?呃，那么，你好!除了他预期中的不愉快回忆之外，带着好奇与痛苦，他也发现一些意料外的男性身影：不好意思，老兄，可是你究竟是在何时何地遇见我太太的?怎么，三年前在你家；阿拉丁店里卖的外国杂志中的图片里；你们两个一起上课的中学；你们两个人手牵手站着的电影院休息区……不，不，或许如梦的脑袋没这么拥挤也没这么残酷。或许，在她阴暗的记忆花园中，惟一一块阳光照耀的角落里，如梦和卡利普很可能正要出发去划船。
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后几个月，卡利普和如梦都染上了腮腺炎。那阵子，卡利普的母亲和如梦的美丽母亲苏珊伯母，会分别或相偕牵着卡利普和如梦，带他们搭乘公车，摇摇晃晃驶过碎石路，到别别喀或塔拉布亚坐小船。那个年代，可怕的是细菌而不是药物，许多人相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干净空气可以治疗腮腺炎。早晨，水面平静，白色的划艇，划船的总是同一个友善的船夫。母亲或伯母总是坐在船尾，如梦和卡利普则并肩坐在船头，躲在随着划浆的动作忽高忽低的船夫身后。他们伸出同样细瘦的脚踝和脚丫子，浸在水里，下方的海水缓缓流过——海草、柴油引擎漏油所反射出的彩虹、半透明的鹅卵石，还有几张依然清晰可读的报纸，他们在报纸上搜寻耶拉的专栏。
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是在得腮腺炎之前几个月，当时他正坐在一张放在餐桌上的矮凳子上，让理发师剪头发。那段日子里，留着一脸道格拉斯·范朋克胡子的高大理发师，每星期有五天会到家里来帮爷爷修脸。在那个年代，阿拉伯人的店和阿拉丁的店门口买咖啡的队伍比现在长得多，尼龙布料仍由小贩兜售，而雪佛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那时卡利普已经上小学了，他会仔细阅读耶拉以“谢里姆?卡区马兹”为笔名写作的专栏，刊登于《民族日报》的第二页，一星期五次。不过他并非刚开始学读写，奶奶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教他识字了。他们总是坐在餐桌的一角，奶奶嘴里叼着从不离口的“宝服”香烟，吞云吐雾，熏得她孙子眼泪直流，她用嘶哑的声音揭开字母组合的神奇魔术之谜，烟雾使得拼字书里异常巨大的马匹变得更蓝更鲜活。这匹马的下方标示着“马”，它的体型大过其他如跛脚挑水夫和贼拾荒汉的拉车马等瘦巴巴的马。卡利普从前常常希望能把魔法药水倒在拼字书里这匹健壮的马身上，让它活过来。然而等他进了小学后，学校不准他直接跳读二年级，而必须从头学一遍同一本有马图的拼字书，那时他才明白，之前的希望只是一个愚蠢的幻想。
假使爷爷真的能够实现诺言，出门弄到魔法药水，装在石榴色的玻璃瓶里带回来，那么卡利普一定会把药水倒在别的图片上，像是布满灰尘的法文《写照杂志》，里面充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齐柏林式飞船、汽车、泥泞的尸体，或是梅里伯伯从巴黎和阿尔及尔寄来的明信片，或瓦西夫从《大千世界》里剪下来的长臂猿哺喂宝宝的照片，还有耶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奇怪人脸。可是爷爷再也不出门了，甚至连理发店也不去，他一天到晚待在家里。虽然如此，他每天还是穿戴整齐，就像以前他出门去店里一样：大翻领的旧英国外套，颜色像他星期天脸上的胡楂一样是灰色的，还有西装裤、链扣和一条爸爸称为“官僚领巾”的细领带，妈妈总是用法文说“领巾”：她出身于比他上流的家庭。接着，爸妈会谈论起爷爷，语气好像是在讲那些年久失修每天都可能倒塌的木房子。谈着谈着，忘掉了爷爷，有时候他们会彼此大声起来，这时他们会转向卡利普，“你现在上楼去玩。”“我可以坐电梯吗?”“别让他一个人坐电梯!”“你不可以一个人坐电梯!”“我可以跟瓦西夫玩吗?”“不行，他会抓狂!”
事实上，他才不会抓狂。虽然瓦西夫又聋又哑，但他明白我并不是在嘲笑他，只是在玩“秘密通道”。玩法是趴在地上努力爬过床底下，到达洞穴的尽头，仿佛钻入公寓建筑的黑暗深处，我带着猫科动物般的小心翼翼，像个军人似的匍匐穿越自己挖掘的隧道，通往敌人的壕沟。可是其他所有人，除了后来抵达的如梦之外，都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我和瓦西夫会一起站在窗边，看电车的轨道。水泥公寓里的水泥阳台上，有一扇面向清真寺的窗户，它是世界的尽头，而另一扇正对女子中学的窗户，则是世界的另一个尽头。两者之间是警察局、一棵高大的栗树、街角和生意兴隆的阿拉丁商店。我们望着顾客在店里进进出出，并互相指认车辆，结果瓦西夫常常会兴奋过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咆哮，好像他在睡梦中跟恶魔搏斗似的，让我又害怕又难堪。这时，从我们的正后方——爷爷坐在他的丝绒扶手椅上，对面是奶奶，两个人抽烟抽得好像一对烟囱——我会听见爷爷向没在听他说话的奶奶下结论道：“卡利普又被瓦西夫吓破胆了。”接着，出于习惯而非真的好奇，他会问我们：“怎样，你们数了几辆车?”不过，他们谁也没专心听我详细报告总共有几辆道奇、帕克、迪索托和新的雪佛兰。
爷爷和奶奶从早到晚开着收音机，收音机上头趴着一座狗的小雕像，这只毛发浓密、怡然自若的狗看起来不像土耳其狗。伴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土耳其和西洋音乐、新闻、银行和古龙水广告以及地区乐透，爷爷和奶奶一路瞎扯闲聊。通常他们会抱怨手指间的香烟，好像在谈论他们从没停过而逐渐习惯了的牙痛，互相怪罪对方害自己戒不掉。如果其中一个人开始像溺水似的猛咳起来，另一个则会大声宣布自己说对了，先是得意洋洋，接着焦虑恼怒。不过迟早其中一个会平复下来，生气地说：“有完没完呀，看在真主的分上!我的烟是我惟一的享受!”然后，报纸上的某篇报道会被扯进来：“显然它们对神经很好。”接着他们或许会沉默一阵子，但这段可以听见走廊壁钟滴答声的寂静绝不会持续太久。下午当他们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玩比齐克牌时，他们仍然继续讲话。等公寓里其他人出现，一起吃晚餐听收音机时，爷爷已经读完了耶拉的专栏，他会说：“也许如果他们准许他用真名写专栏的话，他会多花一点脑筋。”“也更像个大人!”奶奶会叹口气，脸上摆出真诚的好奇表情，好像她是头一次问这个她每次都问的问题：“所以，他写得那么糟是因为他们不准他用真名?还是说，因为他写得太糟了所以他们不让他用真名?”“至少，没人知道他文章里羞辱的人是我们，”爷爷如此说道，他们两人时常选择这么自我安慰，“反正他用的又不是真名。”“没人会那么机灵，”奶奶则会用一种说服不了卡利普的姿态回答，“奇怪了，谁说他的专栏里讲的是我们?”不久之后——耶拉每星期都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于是他改用自己的显赫真名，把早期的专栏重新拿出来刊登，只约略改动了几个字。他的做法，有些人说是因为他的想像力已经耗尽了，或者因为他忙着玩女人和搞政治抽不出时间，或者纯粹因为太懒——爷爷会摆出一种二流舞台演员的矫情和厌烦，重复他之前讲过几百遍的同一句话：“谁会不知道，我的老天!每个人和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关于公寓大楼的那篇讲得根本就是这个地方!”这时奶奶才闭上嘴。
大概是在那时候，爷爷开始提到他越来越频繁重复的梦。叙述梦境的时候，他两眼放光，如同他们两个一整天闲聊不休时他讲故事的模样。他说他的梦是蓝色的，在奔流不止的靛蓝色梦境中，他的头发和胡子一直长一直长。耐心听完他的梦后，奶奶会说：“理发师应该马上要到了。”可是爷爷并不高兴提到理发师。“话太多，问题太多!”结束了蓝梦和理发师的讨论后，有几次卡利普听见爷爷低声喃喃自语：“应该盖在别的地方，另一栋房子。结果是，这个地方中邪了。”
很久以后，他们搬离了这栋“城市之心”公寓，把房子逐层卖掉。这栋建筑就像当地其他同类型的房子一样，慢慢搬进了一些小精品店、暗中实行堕胎的妇产科诊所，以及保险公司。后来卡利普每次经过阿拉丁商店时，都会一边端详建筑物阴郁黑暗的外墙，一边思索着究竟爷爷说这个地方中邪是什么意思。小时候，卡利普曾注意到理发师总会出于习惯随口问起梅里伯伯的事（对了，先生，你的大儿子什么时候会从非洲回来?），他也察觉到爷爷既不喜欢被问起，也很讨厌聊下去。这位梅里伯伯花了好几年总算从欧洲与非洲归国，然后再由伊兹密尔回到伊斯坦布尔和这栋公寓。卡利普感觉到，爷爷所说的中邪，其实是他古怪的长子，他抛下妻子和儿子远走国外，多年未归，而等他终于返家之后，却带回一个新太太和新女儿（如梦）。
许多年后耶拉告诉卡利普，他们当初兴建公寓楼房时梅里伯伯还在。他们自知虽然比不过哈奇?贝克的糖果店和他卖的坚果软糖，但仍旧可以卖架子上一排排奶奶腌在罐子里的温桲、无花果和酸樱桃。在尼尚塔石的建筑工地旁，梅里伯伯与他爸爸和兄弟们会面讨论，他的兄弟们有些来自斯克西的糖果店（他们先是把它改成一间糕饼铺，之后又改成餐厅），有些则从卡拉廓伊的怀特药房前来。当时不满三十的梅里伯伯，总在下午离开他的律师事务所，反正待在办公室里不是浪费时间争吵，就是在旧的诉讼数据上画船只和荒岛，也没有在处理案件。来到尼尚塔石的工地后，梅里伯伯脱掉外套和领带，卷起袖子，开始对收工前逐渐懈怠的建筑工人打气喊话。就是从那阵子起，梅里伯伯开始侃侃谈论学习欧洲蜜饯技术的必要性，订购金色包装纸来包栗子糖，与一家法国企业合股兴建一座彩色泡泡浴工厂，向美国和欧洲如感染瘟疫般相继破产的公司购买机器设备，以低价替荷蕾姑姑弄来一座平台钢琴，找某人带瓦西夫去法国或德国看一位著名的耳科和脑科专家。两年后，公寓终于盖好了，但还没有住人。这时梅里伯伯和瓦西夫却已搭乘一艘罗马尼亚船（崔丝蒂娜号）前往马赛。卡利普第一次看见崔丝蒂娜号，是在奶奶的一个盒子里，船的照片散发着玫瑰花香，八年后他从瓦西夫的剪报上再次读到它的消息，得知船撞上了一座海上油井，沉入黑海里。公寓落成一年后，当瓦西夫独自回到斯克西火车站时，他依然“天生”又聋又哑（“天生”这两个字，是荷蕾姑姑被人问到时所说的，卡利普始终不明白强调这个词的秘密或原因是什么）。然而他把一个游满日本金鱼的水族箱紧紧抱在腿上，刚开始他根本舍不得移开视线，一会儿看得连呼吸都仿佛要停止了，一会儿又看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五十年后，他将继续注视这些鱼儿的曾曾曾孙子。当时耶拉和他母亲住在公寓三楼（几年后卖给了一位亚美尼亚人），但是由于他们必须寄钱给梅里伯伯，好让他能够在巴黎街头继续他的商业研究，因此他们只好搬进公寓顶楼的小阁楼（最初做储藏室，之后改建成一间加盖屋），把原来的公寓租出去。一开始他们还时常收到梅里伯伯从巴黎寄来的信，信里附上水果蜜饯和蛋糕的食谱、香皂和古龙水的配方，吃这些糖果和用这些产品的电影明星和芭蕾舞者的照片，或是各式各样的包裹，里面装满薄荷牙膏、糖渍栗子、包酒的巧克力样品、玩具消防员或水手帽。然而，随着信件越来越稀少，耶拉的母亲心里已经盘算好要带着耶拉回娘家去。只不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收到梅里伯伯从班加西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才下定决心搬出公寓，回到娘家在阿克萨瑞的木房子。耶拉的外公在慈善组织的行政机构担任一个小小的职位。明信片上，正面棕白色的照片是一座怪异的宣礼塔[1]伊斯兰建筑中的塔，宣礼者每天五次从塔上召唤教徒们前来礼拜。[1]和一架飞机，背后的讯息提到他回家的路被炸毁了。战争结束后，他搬到摩洛哥，从那里又陆续寄来一些黑白明信片。其中有一张手绘的明信片，上面是一栋殖民地式的饭店，后来有一部美国电影在那里拍摄，故事里的军火商和间谍全都爱上了同一位交际名伶。爷爷和奶奶从这张明信片中得知，梅里伯伯娶了一位在马拉喀什遇见的土耳其女孩，新娘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也就是说，她是一位沙伊地，一位酋长，而且她美丽绝伦。（多年后卡利普再度观看那张明信片时，他已经能认出飘扬在二楼阳台的旗帜是哪一个国家的。他学耶拉在故事《贝尤鲁[2]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其中一区，乃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夜生活与娱乐中心。[2]的土匪》中的遣词用句，心里认定，就是在这栋长得像结婚蛋糕的饭店的某一个房间里，他们“种下了如梦的种子”。）六个月后他们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寄自伊兹密尔，他们不相信是梅里伯伯亲自寄的，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他永远不会回家的事实。有人谣传说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改信了基督教，他们与一群传道士一起前往肯亚，到某个狮子懂得用三叉戟猎鹿的小山谷里，兴建新教堂，组织了一个结合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新教派。有些好管闲事的人认识新娘在伊兹密尔的家族，他们带来消息说，梅里伯伯在北非从事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业（像是军火买卖和贿赂国王），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的妻子是家喻户晓的美人，不仅让他神魂颠倒，他更打算带她到好莱坞，捧她成名，如今法国和阿拉伯的杂志里想必处处可见新娘的照片。事实上，在梅里伯伯的明信片上——它们在公寓大楼里传来传去，刮痕累累，如同可疑的纸币被众人蹂躏——他写道，他们之所以决定回家，是因为他太想家了，他想念他的床。他们觉得“现在”比较恰当，是因为他以新颖而现代的经营理念，得到了他岳父在烟草和无花果事业中的股份。后来这一张明信片上的字迹比黑人的卷发还要纠结混乱，而或许是由于终将引起家族成员冷战的财产继承问题，使得其中的内容到了每一层楼都被解读成不同的含意。然而卡利普自己读了之后，发现梅里伯伯在信中所写的，只是简单明白地解释他想赶快返回伊斯坦布尔，他有一个小女婴，还没有取名字。
卡利普第一次看到如梦的名字，是在其中一张明信片上。奶奶把所有的明信片塞在酒柜上的镜子边框里。如梦的意思是“梦”，他并不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开始搜寻名字的另一层意思，他们在一本奥斯曼土耳其文字典里，诧异地发现卡利普意味着“胜利者”，耶拉是“愤怒”。而如梦表示“梦”的说法非常普遍，一点儿不奇怪。比较不寻常的是如梦婴儿时期和小时候的照片混在其他的图片中，像是教堂、桥梁、海洋、尖塔、船只、清真寺、沙漠、金字塔、旅馆、公园和动物，逐一塞在镜子的边框，环绕着这面大镜子，仿佛第二圈镜框（爷爷常常为此发火）。那个时候，卡利普对这位应该与自己同年的伯伯的女儿（用新的说法称为“堂妹”）没多大兴趣，他比较好奇的是他的“酋长”伯母苏珊，她一面忧伤地望着照相机，一面拉开黑白相间的蚊帐，犹如打开山洞的大门，让人们一窥在幽暗、恐怖、引人遐想的山洞里熟睡的女儿如梦。他后来才明白，当如梦的照片传遍整栋公寓时，是她的美貌令公寓里的女人和男人们一时哑口无言。当时，大部分话题都集中于梅里伯伯一家人何时返回伊斯坦布尔，还有他们要住哪一层楼。原因在于，耶拉在奶奶的恳求下回到了公寓，搬回顶楼的加盖屋，因为他再也受不了继续住在爬满蜘蛛的老家。耶拉的母亲改嫁给一位律师，但不久后却染上某种所有医生众说不一的怪病，猝然过世，之后耶拉就一直住在阿克萨瑞的外婆家。他在一家日后他以笔名撰写专栏的报社工作，负责报导足球赛，设法打探出球队间暗中预定胜负的丑闻；夸大渲染贝尤鲁暗巷酒吧、夜总会和娼寮里的神秘谋杀案，详实描述罪犯的精巧手法；设计填字游戏，里面的黑格子总是多于白格子；接手有关摔跤选手的连载小说，因为原来的作者沉溺于鸦片和酒，再也想不出接下去的故事。除此之外，偶尔他会写一些专栏，像是“从笔迹看个性”、“解析你的梦”、“观面相，知性情”、“今日星座”（根据亲戚朋友的说法，他通过星座专栏，在里面加入密语，偷偷向他的情人们传递讯息），一大堆“信不信由你”系列，闲暇时还会玩票性质地写影评分析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他勤奋多产，再加上如果继续独自住在顶楼公寓里，他甚至能够在记者这一行存下足够的钱来娶个太太。后来，有一天早晨，卡利普注意到电车轨道之间历久不衰的石板路被盖上了一层荒谬的柏油，他禁不住想，爷爷所说的中邪一定和公寓楼房的异常拥挤有关，或者是位置不对，或者是其他同样捉摸不定而吓人的东西。所以，当梅里伯伯——仿佛故意报复那些没把他当一回事的人似的——突然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和美丽的女儿现身于伊斯坦布尔时，他二话不说就搬进了儿子耶拉的公寓里。
梅里伯伯和他的新家庭抵达后的隔天春日早晨，卡利普上学迟到了。他梦见自己上学迟到，并且和一个他认不出身份的漂亮的蓝头发女孩，坐上公共汽车，驶离学校，那天学校上课时本来要读拼字书的最后几页。当他醒来时，他发现不只他迟到了，他爸爸上班也迟了。他坐在餐桌前吃早餐，短暂的阳光落在桌上，蓝白相间的桌布让他联想到棋盘，一旁的爸妈正在谈论搬进顶楼公寓的人，语气好像在讲霸占了楼房通风道的老鼠，或是缠着女佣艾斯玛太太不放的鬼魂和邪灵。由于迟到而感到没脸去上学的卡利普，不想再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迟到，宁可花心思去想像搬到楼上的是什么人。他上楼到爷爷奶奶永远一成不变的房间，只听见理发师早已问起搬到顶楼的那些人，手里一边替满脸不悦的爷爷刮胡子。平常塞在镜框里的明信片此时散落各处，四处都是零散的外国文章——还有一股最终使他上瘾的陌生香味。剎那间，他感觉到一阵晕眩、一种焦虑和一股渴望：是什么样的感觉，住在眼前这些彩色明信片上的国家里?是什么样的感觉，认识一位他见过照片的美丽伯母?他真想赶快长大成为男人!当他宣布自己想剪头发时，奶奶很高兴，但是理发师就像大部分长舌的人一样毫不体贴，没有让他坐在爷爷的扶手椅里，而是拿张凳子放在餐桌上，让他坐上去。不只如此，理发师从爷爷身上取下蓝白格子布，绑在卡利普的脖子上，几乎要把他勒死，更让他难堪的是，那块布大得垂下他的膝盖，像是女生的裙子。
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很久，过了十九年十九个月又十九天（依照卡利普的计算），早晨看着他妻子的头深陷在枕头里，卡利普感觉到，如梦身上的蓝棉被和理发师从爷爷身上拿下来绑在卡利普脖子上的蓝布，都带给他同样的不安。然而他从来没向他妻子提过这件事，或许因为他知道如梦不会为了如此含糊的理由更换棉被套。
想到晨报应该已经塞进大门下了，卡利普于是用一贯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动作起身下床。不过，他的双腿没有直接带他走向门口，而是先进浴室，然后到厨房里。开水壶不在厨房也不在客厅。从铜烟灰缸里塞得满满的烟屁股判断，如梦想必一整夜没睡，或许又读了一本新的侦探小说，或许没有。他在浴室里找到开水壶，水压不够，启动不了那个叫做“巧妇炉热水器”的吓人新玩意儿，所以他们用同一个开水壶烧洗澡用的热水，一直没有再去买另一个。做爱之前，如同爷爷奶奶和爸妈的惯例，他们有时候也会先烧水，安静而不耐烦地。
有一次，奶奶在他们照例以“戒烟”开头的争吵中被指责忘恩负义，于是她提醒爷爷，她从来没有比他晚起床，一次都没有。瓦西夫傻瞪着，卡利普专心聆听，不懂奶奶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耶拉也曾针对此话题发表意见，不过他的角度不同于奶奶：“女人不容许自己睡到日上三竿，”他写道，“还必须比男人还早起，这些都是乡下人的习惯。”专栏最后还详实描述了奶奶和爷爷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棉被上的烟灰、浸在同一杯水里的牙刷和假牙、照惯例飞快阅读讣闻），奶奶看完文章后说：“好啊，现在我们可成乡下人了!”“应该逼他早餐喝扁豆汤，让他尝尝当乡下人的滋味!”爷爷回应道。
卡利普一边洗杯子，寻找干净的刀叉和盘子，从散发着五香熏牛肉气味的冰箱里拿出看起来像塑料食物的奶酪和橄榄，然后用开水壶里刚热好的水刮胡子，他设法弄出嘈杂的声响希望能吵醒如梦，但是没有成功。他只好把报纸从门缝下抽出来，摊在盘子边上，开始阅读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沉闷文字。他一面喝着没泡开的茶，吃着不新鲜的面包和百里香调味的橄榄，一面想着别的事情：今天晚上要么去找耶拉，要么就是去皇宫戏院看电影。他瞥了一眼耶拉的专栏，决定等晚上看完电影回来后再好好读它，然而他移不开眼睛，忍不住读了一行。他起身离开餐桌，留着报纸摊在桌上。他穿上外套，走到门边但又转身回屋。双手插在装满香烟、零钱、废旧车票的口袋里，他仔细、恭敬、安静地注视妻子半晌。他转身出门，轻轻把门带上，然后离开。
早上刚拖过的楼梯闻起来有湿灰尘和泥土的味道。外头是寒冷而浑浊的天气，尼尚塔石的烟囱喷出一朵朵煤灰和油烟，遮暗了天色。他往冷空气里呼出热气，跨步经过地上一堆堆的垃圾，走进共乘小巴站牌前长长的队伍里。
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老头儿，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当成风衣来穿，他正从摊贩车中挑选糕饼，把肉馅饼和奶酪的分开。卡利普突然脱离队伍，拔腿奔跑。他转过街角，拿起一份《民族日报》，付钱给杵在门口的报摊小贩，然后把报纸折起来夹在腋下。有一次他听过耶拉戏谑地模仿一位年老的女读者：“啊，耶拉先生，我们好喜欢你的专栏，有时候我和穆哈瑞会等得不耐烦，干脆一次买两份《民族日报》。”听完他的模拟表演后，卡利普、如梦和耶拉全都大笑。站在慢慢飘落的毛毛细雨中等了很久，全身都浸泡了脏雨，经过一番推挤后他好不容易坐上了共乘小巴，车上弥漫着湿布和香烟的气味。等卡利普确定共乘小巴里不会有人跟他闲聊后，他翻到报纸第二页的专栏，带着一个真正上瘾者的细心和享受，把它折成适中的大小，先是瞥向窗外一会儿，接着便开始阅读今日的耶拉专栏。

第35章 王子的故事

“以前的街车多好啊!”
——艾哈迈德·西姆

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住在这座城市里，他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自己。他的发现花了他一辈子，而他的一辈子就是他的发现。这是他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所下的简短评论，通过口述由书记员抄写下来——为了写下自己的发现，王子在生命最后几年雇请了一位书记。王子说，书记写。
曾经，一百年前，那时我们的城市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上百万的失业人口像无头苍蝇般四处徘徊，没有垃圾流过街道和桥下的排水沟，烟囱不会吐出焦黑的烟雾，公车站里等车的人群也不会粗鲁地你推我挤。过去那个时代，马拉的街车走得无比缓慢，你可以在移动的时候跳上车。渡船也懒洋洋地航行，甚至有些乘客会下船走路，一路谈笑风生，穿越菩提树、栗树和梧桐树，直到下一个渡船站，等他们在站内的茶座喝完茶后，才又回到此刻姗姗来迟的同一艘渡船上，继续他们的行程。在那个年代，栗树和胡桃树还没有被砍下来做成电线杆，最后黏满了各式各样裁缝师和割礼师的广告传单。出了城市界外，放眼所见并不是成堆的露天垃圾山和耸立的电线及电话线杆，而是无忧无虑的苏丹们过去奔驰狩猎的森林、树丛和原野。一片片绿草如茵的山坡，如今盖满了错综复杂的下水道、石板路及公寓大楼，但很久以前，那儿曾经有一间狩猎小屋，王子就在此居住了二十二年又三个月。
依照王子的看法，口述能帮助他做自己。王子深信，惟有在对坐在桃花心木书桌前的书记口述时，他才能够做自己。惟有他向书记口述的时候，他才能够压制住别人的声音，这些人的话语、故事和思想终日在他耳中萦绕，深植于心底，无论他如何在小屋里来回踱步，或是在高墙围绕的花园里做任何事情，都甩脱不掉。“为了做自己，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想法。”王子说，书记把它写下来。
但这并不表示王子如前述所言，只听得见自己的声音。相反，每当他开始叙述时，他心知肚明，自己脑中想的其实是别人的故事；每当他即将产生自己的想法时，却不禁被别人的想法所影响；而当他决定臣服于自己的愤怒时，感受到的却是别人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依然明白，一个人要能找到自己的声音，惟一的方法便是在脑中制造一个足以对抗所有声音的声音，或者套用王子的说法，“挑战其他狺狺狂吠之口。”所以口述，他认为，能让他在这场肉搏战中占上风。
王子时常在小屋里来回踱步，与思想、故事和文字交战。他时常在豪华的拱形双向对称楼梯上上下下，有时候，走上双向楼梯的左翼时所说的那句话，在走下右翼来到两梯交会的平台时，却又改成另一句话。于是，他会要求书记念出刚才他走上左翼时口述的第一句话，或者，他会走到书记的书桌正对面，往那儿的一张沙发坐下来或躺下来。“念给我听听。”王子会说，而书记则会用死板的音调，复述他的老板刚才口述的最后几句话。
“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深深知道，除非大家能够认清当前最要紧的议题是‘如何做自己’，否则，生活在这片悲惨土地上的我们，都将注定毁灭、败亡与被奴役。根据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的看法，尚未找出方法来做自己的人，将会沦为奴隶，种族将会灭绝，国家将不复存在，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一定要记得重复三遍。”王子这么说的同时可能正在上楼，或是下楼，要不然就是绕着书记的桌子走来走去。“不能只写两遍!”一开口，王子便发现自己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恰恰是在模仿年少时教过他法文的法兰斯先生，不仅神似他在听写练习中使用的独特风格，就连气冲冲的步伐和训话的语调都丝毫不差。这使得王子顿时陷入某种“打断他智识活动”、“迫使他的想像力全然失色”的恐慌中。经验老到的书记早已习惯他各式各样的发作，遇到这种情况，他只是丢下笔，露出冷淡、呆板、空白的表情，仿佛换上一张面具，等待这场“我无法做我自己”的急性发作慢慢平息。
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回忆起童年与青少年的种种时，常会有矛盾之处。书记员记得曾经写过许多快乐的回忆，是关于一个开朗、欢乐、外向的青年，在奥斯曼皇室的宫殿、别墅和度假行宫里度过美好的岁月——不过如今它们只留在前几本笔记中了。许多年前，王子曾经透露：“由于我的母亲，娜西罕妃子殿下，是我父亲苏丹阿布杜拉?梅西德的最爱，因此在他三十个小孩中，我最受宠。”然而，也是许多年前，当王子另一次提及这些快乐往事时，他却说：“由于我父亲，苏丹阿布杜拉?梅西德，在他的三十个小孩中最疼我，因此我的母亲娜西罕妃子殿下，他的第二个妻子，成为了后宫里最得宠的嫔妃。”
书记曾经写道，小王子为了躲避哥哥雷夏特的追逐，在多尔马巴赫切宫的后宫里到处乱跑，把门开开关关，从楼梯上跳上跳下，还当着黑人太监总管的面摔上门，把他吓晕了。书记曾经写道，王子十四岁的姐姐穆妮芮，在即将嫁给一个四十五岁的自大狂帕夏的前一夜里，把她最疼爱的弟弟抱在腿上，一边哭泣一边说，她的悲伤单单只是因为她再也不能陪伴弟弟。那一夜，姐姐的眼泪湿透了王子的白衣领。书记曾经写道，一群英法人士由于克里米亚战争[1]1853年，俄国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企图吞并奥斯曼土耳其，在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援助之下，奥斯曼帝国大败俄军于黑海。[1]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在一场为他们举办的宫廷宴会中，王子不仅在母亲的允许下与一位十一岁的英国女孩跳舞，还与她相处了很长的时间，共同翻阅一本画着火车头、企鹅及海盗船的书。书记曾经写道，在一场为船只命名的典礼上——以王子的祖母蓓兹米?阿连皇太后为名——王子跟人打赌，如果他敢往智障哥哥的后脑勺打一掌，那么他便可以吃掉整整四磅的土耳其甜点，包括玫瑰口味和开心果口味的。书记曾经写道，王子和公主偷偷坐着皇家马车溜到贝尤鲁一家商店里，去看店里卖的各式各样无奇不有的手帕、古龙水、扇子、手套和雨伞，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只买了售货男孩身上的围裙，因为他们想到时候扮戏时会挺方便。书记曾经写道，王子小时候和青少年时代，很喜欢模仿各种人，像宫廷御医、英国外交官、总理大臣、从窗外驶过的船只、嘎吱作响的门声、太监总管的娘娘腔、他的父亲、马车、雨水打在窗玻璃上的声响、他在书中读到的一切、父亲葬礼上哀泣的众人、浪潮，以及他的意大利籍钢琴老师瓜帖利帕夏。事后，王子总会提醒书记说，所有这些他一字不差重复叙述的回忆，尽管伴随着愤怒与仇恨的字眼，但必须要了解它们事实上是包含了数不尽的吻，是无数的女人与少女，伴着蛋糕、蜜饯、小镜子、八音盒及许许多多的书本和玩具，一起呈献给他的。
多年后，当王子聘请一名书记把自己的过往和思想记录下来时，每当回想那段快乐年岁，他总这么形容：“我的幸福童年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童年的单纯快乐让我始终是个单纯快乐、长不大的小孩，直到二十九岁。一个帝国，竟能允许一位有可能登基成为一国之君的王子，享受着单纯幸福的生活直到二十九岁，这样的帝国必然衰颓、崩毁与灭亡。”二十九岁之前，排名第五继承顺位的王子，理所当然地花费了大量时间追求女人，阅读书籍，累积资产与财富，培养对音乐及绘画的浅薄嗜好，以及对军事战略更肤浅的兴趣，结婚，生下两男一女，并且一如所有人那样交友与树敌。后来在王子的口述中，他这么说：“其实是因为我一直到二十九岁之后，才能够摆脱掉所有的包袱，所有的女人和财产、所有的朋友和单纯的思想。”二十九岁那年，由于某些全然无法预料的历史发展，王子突然从第五继承顺位上升到第三顺位。不过，依王子所见，只有蠢人才会坚信那些事件是“全然无法预料的”。种种事件都是再自然不过、意料之中的发展：他的叔叔，灵魂与思想及意志力一样衰老的阿布杜拉?阿齐兹苏丹[1]关于这段史实，阿布杜拉·梅西德（1839—1861年在位），死后由其弟阿布杜拉?阿齐兹继位（1861—1876年在位）。接着继位的是梅西德的儿子穆拉特五世（1876年在位），但之后被废，由梅西德另一个儿子阿布杜哈米堤继位（1876—1909年在位），期间，阿布杜哈米堤把自己的弟弟穆罕默德?雷夏特软禁于后宫，直到他死后，穆罕默德?雷夏特才以六十五岁的年纪登基（1909—1918年在位），最后是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1918—1922年在位）。[1]，久病而亡；他最年长的哥哥，在继承叔叔的王位之后不久便发疯被废。口述完最后一段，王子走上楼梯，然后说，继位登基的二哥阿布杜哈米提其实也和他们的大哥一样疯；从双向楼梯走下来时，他重复第一千遍说，排在他前面顺位的那个王子——住在另一所宅邸中，也如他一样，等待有朝一日登基为王——甚至比他们前两位哥哥还要疯。至于书记，他在写下第一千遍这些危险的文字后，又得耐着性子再加入补充，解释为什么王子的皇兄们都发疯了，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疯，为什么奥斯曼王子们除了发疯之外什么事都做不来。
毕竟，任何人若花一辈子等待登上一个帝国的王位，注定会发疯；任何人若亲眼目睹自己兄弟在等待梦想成真的过程中发疯，他必然无可选择地也将步上疯狂之路，因为他早已陷入了疯或不疯的两难之境。一个人之所以发疯，并不是因为他想疯，而是因为他太过努力避免自己发疯；任何一位候补的王储，只要曾经玩味过他的祖先们如何在登基后什么都还没做就先去勒死自己的兄弟，他这辈子就永难逃离发疯的宿命。因为他必须了解这片他未来领土的历史，因为他在任何一本旧史书中都可以读到，他的祖先穆罕默德三世在即位成为苏丹后，便把十九个兄弟一个接一个处死，不管他们是不是尚在母亲的襁褓之中。任何一个王子，被迫读完苏丹们杀死年幼弟弟的故事后，等着他们的便是终生的疯狂。既然这段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等待，终将结束在伪装成自杀的下毒、绞死、谋杀之下，那么，发疯就成为惟一的出路，因为它意味着“我放弃”——对于所有等待登基如同等待死亡的王储而言，这也是他们心底最深处的秘密渴望。惟有发疯一途，才能逃过苏丹的眼线监视、逃过企图通过人脉接近王子的卑鄙政客所设下的阴谋诡计，同样也逃过他自己那巨大可怕的登基之梦。任何一个王储，只要朝他的梦想帝国的地图瞥一眼，看见他即将要负责的领土是如此的宽广辽阔、无边无际，而他却必须独自一人统治——是的，独自一人——任谁都会陷入疯狂的边缘。相反，任何一个王储若无法意识到这片广大无尽，无法理解自己未来必须治理的帝国是如此纷杂庞大，那么他简直已经疯了。这时，列举完种种发疯的原因后，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会说：“如果说，相比那些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笨蛋、疯子和白痴，今天我算得上是一个理智的人，那么，一切都是因为我看透了这个令人发疯的广大无尽!不像其他那些废物、娘娘腔和白痴。去思索自己将有一天必须肩付广大无尽的责任，并不会把我逼疯。相反，仔细思索这件事，反而带给我理智。原因在于，我很谨慎地通过意志和决心，控制脑中的想法，就这样我发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能否做自己。”
从第五继承顺位上升到第三顺位后，他全心投注于阅读。他认为，对于一个不认为得到王位是出于偶然的王子而言，自我精进是有益无害的，而他乐观地相信阅读可以帮助他达成此一目标。他孜孜不倦地阅读书本，从中撷取“有用的思想”，希望能够以此坚持自己所执著的梦想，并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一个更为幸福快乐的奥斯曼帝国，实现这些思想；不仅这样，他也希望能够借此保持心智健全，为此他离开了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岸边的宅邸，抛妻弃子，挥别过往的习惯和物品，甩掉所有能让他想起过往愚蠢幼稚生活的事物，然后他搬到狩猎小屋来，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二十二年又三个月。这栋狩猎小屋坐落在山坡上，一百多年后，此地将被覆盖在马路下，铺上街车轨道，树立起一栋栋黑暗吓人、受各种西方风格影响的公寓大楼，以及男女学校校舍、一座警察局、一座清真寺、一家服饰店、花店、地毯店及洗衣店。小屋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一方面让苏丹方便监视他危险的弟弟，另一方面保护王子不受外界的纷扰，而越过高墙所看见的高大栗树和梧桐树，一个世纪后将会被黑色的电话缆线缠满枝叶，被裸女杂志钉满树干。小屋里惟一可闻的声响，除了多年后依然流连不去的乌鸦群的尖叫声外，只有军队演习的噪音，以及遇到风从陆地吹往海洋的天气里，从对面山坡的兵营传来的音乐。待在小屋的最初六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句话王子讲过了不下千遍。
“因为那段时间，我纯粹专注于阅读。”王子常常说，“我只梦想我所读到的种种。这六年来，我的生命中只有那些作家的思想和话语。”接着他又补充，“不过，整整六年来，我丝毫没有办法做我自己。我不是我，而或许那就是我得以快乐的原因。问题是，一个苏丹快不快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他自己!”每次他回忆起那六年的快乐时光，口气里总带着痛苦与渴望。接着他会再次重复一句书记员已经写过上千遍的话：“每个人，不单单是苏丹，最重要的都是要做他自己。”
王子曾经口述道，在那六年即将结束的某一天傍晚，他清楚地顿悟了他所谓一生的发现及目标。“某个快乐的晚上，我正一如往常地幻想自己登上了奥斯曼王位，对着某个试图干预国家事务的笨蛋破口大骂。正当我想像自己‘就如伏尔泰所言’地斥责那个笨蛋时，我僵住了，惊觉自己陷入窘境。仿佛我幻想的第三十五位奥斯曼苏丹并不是我，而是伏尔泰；仿佛那不是我，而是一个扮演伏尔泰的人。剎那间，我才了解到，若一个苏丹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会是如何的恐怖——一个苏丹，握有千万人的性命，掌控数不清的事务，统理一片在地图上似无边际的国土。”
日后王子还会拿其他的故事来解释这顿悟的剎那，但书记深知，在灵光乍闪的一刻后，接下来的总是同样的两难：一个能决定千万人生死的苏丹，在脑海中思忖着别人的词句，这是正确的吗?一个未来将统治世界上最伟大帝国的王子，是否应该纯粹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个人若满脑子萦绕着别人的思想，如同噩梦般挥之不去，那么他可以算是个苏丹吗?或者，只是个影子?
“等我想通我必须不做别人而做自己，不是影子而是真正的苏丹时，我才了解到我应该甩脱所有的书本，不仅是这六年间所读的，而是一辈子读过的。”王子说着说着准备开始叙述接下来十年生活的种种，“倘若我想成为自己而非别人，那么我就必须抛弃所有的书籍、所有的作家、所有的故事及所有的声音。这花了我十年工夫。”
于是，王子开始向书记口述，他是如何一本本摆脱那些曾经影响过自己的书籍。书记写下王子在小屋里烧毁了伏尔泰全集，因为读了越多他的作品，王子便越发感觉自己是个有智慧、无神论、诙谐且机智过人的法国人，而不是自己。书记继续写道，接下来小屋里清空了叔本华的作品，因为它们让王子变成一个随时随地、日以继夜会去思索自己的意志的人，而这位悲观的人物，这位德国哲学家，绝不可能是有朝一日要登上奥斯曼王位的王子。当初花费大笔金钱购得的卢梭全集，也被扔出了小屋，撕成了碎片，因为它们把王子变成了一个赤裸裸面对自己的野蛮人。“我把法国思想家全烧了——认为世界是理性之地的戴尔图、迪帕赛、莫瑞里，以及持相反意见的布里修特——因为阅读他们的过程中，我看不见自己身为未来的苏丹，而是一个讥诮好辩的教授，总是企图驳斥前辈思想家的荒谬观察。”王子经常这么说。他烧掉了《一千零一夜》，因为书中那些微服出巡的苏丹，不再适合现今的时代，不再适合王子未来要扮演的角色。他把《麦克白》也烧了，原因在于每次读这本书，都让他觉得自己是个软弱的懦夫，不在乎为了争夺王位而血染双手，更糟的是，他不仅不引以为耻，甚至从中获得一种充满诗意的自豪感。他把鲁米的《玛斯那维》丢出小屋外，因为每当他阅读这本书乱无章法的内容，被其中的故事给混淆时，他就变成了某个苦行圣人，乐观地相信生命的本质便是杂乱无章。“我烧了谢伊?加里波，因为每次读他，我就会变成一个忧伤情人。”王子解释道，“我把波特佛里欧也烧了，因为阅读他的作品，会让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想要成为东方人的西方人。伊本?佐哈尼也被我烧了，因为他会让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想要成为西方人的东方人。我不想要是东方人也不想要是西方人，我不想要执迷，也不想要疯狂，不想勇于冒险，也不想当哪本书中的人物。”最后，为了总结以上的叙述，王子会再度执著地说出那一组叠句，那书记在六年间数不清的笔记中写过无数次的话语：“我想只做自己。我想只做自己。我想只做自己。”
然而他明白这并非易事。好不容易抛弃了所有的书本，终于摆脱掉多年来絮絮不休的声音后，内心的寂静竟让王子难以忍受，他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派遣一个手下进城去买新书。撕开包装，狼吞虎咽地读完后，他会先把作者嘲笑一番，然后，再以愤怒的仪式处决这些书本。但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听见声音，并忍不住模仿作者，于是他便派手下前往巴比黎寻找屏息等待他的外文书商，满以为阅读另一种书籍可以甩脱掉这些声音。结果他痛苦地发现，这只不过是以毒攻毒的方法。“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在决心要做自己之后，花了整整十年对抗书本。”书记有一天这么写道。然而王子却纠正他说：“不是对抗，改用‘遏制’!”在花了十年的时间“遏制”书本中传来的声音后，他才终于了解到，若想要成为自己，惟一的方法就是提高自己的音调，压过书中的声音。于是，他展开行动，聘请了一位书记。
“这十年间，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不仅努力遏制书本及故事，也遏制任何阻碍他成为自己的事物。”王子站在楼梯顶往下喊，补充说明。书记一如往常地写下这句话以及后续的长篇大论，虽然这些话王子已经重复过八百遍了，但他仍带着第一次说出口时的热情自信与兴致昂扬，再次向书记口述。书记写下，这十年间，王子不仅遏制书本，还包括周遭任何具有同等影响力的物品，原因在于，这些家具——桌、椅、茶几——通过为他带来必要或不必要的舒适或不舒适，而让他远离了一己的内心私语；原因也在于，当王子瞥见烟灰缸或蜡烛台时，他会分心岔神，而无法专注于能使他成为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所有墙上的绘画、茶几上的花瓶、沙发上的靠枕，都会把王子卷入他不想要投入的心理状态；最后，所有的时钟、碗盘、笔以及古董椅子，全都满载了回忆与联想，阻碍着王子成为自己的努力。
书记写道，整整十年间，王子除了摔的摔、烧的烧、丢的丢各种物品，想眼不见为净之外，也努力遏制那些让他变成另一个人的回忆。王子常说：“有时候，我深陷于一连串飞驰的思绪或是白日梦里，可是突然间想起某个微不足道的过往琐事，接着整段思绪就被打乱。那些陈年旧事总是如影随形，像一个无情的杀手追杀在后，或是一个积怨多年的疯子，为了一段莫名的仇恨穷追不舍。”毕竟，对一个将来会登上奥斯曼苏丹宝座、必须把千万百姓的生命视为己任的人而言，倘若在思绪飞腾之际，忽然为了小时候吃的一碗草莓而分神，或是被某个后宫小太监的蠢话给打断，那将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一位苏丹——不对，不光是苏丹，所有人都一样——的责任就是做自己，具备个人的思想、意志及决心，他必须对抗那些纷乱而随心所至的回忆碎屑，以防它们阻碍他成为自己。某一个机会里，书记写道：“为了期望能遏制所有污染个人思想及意志之纯粹的回忆，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消除了整间小屋里一切气味的来源，丢弃所有的旧衣物及家具，隔绝任何称之为音乐的麻醉艺术，远离他的白色钢琴，并把屋里每一个房间全漆成白色。”
“然而，其中最令人难以忍受，远胜于回忆、物品和书本的，是人。”王子躺在尚未被处理掉的沙发里，听书记把刚才口述的内容念出来，听完后他加以补充。人有各式各样，他们在最不恰当的时刻登门拜访，带来烦人的闲话和无聊的谣言。虽然出发点为善意，但他们惟一的贡献就是扰乱一个人的内心平静。他们的关心带给人的是窒息而不是安慰。他们滔滔不绝讲个不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事情可以讲。他们告诉你许多故事，只是为了要你相信他们是有趣的人。他们借此展现对你的爱慕，而搞得你浑身不自在。或许这些都是芝麻小事，不过对于殷切渴望做自己的王子来说，他只想与自己的思绪独处，因此每当有这些蠢人来访，带来无趣的闲话和无聊的抱怨后，王子总会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做自己。“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主张，最最损害一个人自我的，乃是他身边之人。”书记某一回写道。而又有一次写道：“人最大的喜悦，在于使他人看起来像自己。”他曾写出王子最大的恐惧，是在于未来登基之后，他必须与这些人建立起关系。“对于可怜、悲惨、不幸之士的同情，会影响一个人。”王子以前常说。“我们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与那些平凡普通的人为伍，使我们到头来也变得平凡而普通。”他说，“而那些性格特殊、值得尊敬的人，同样也会影响我们，原因在于我们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然而，从各方面来看，这些人是最危险的。”王子说，“不过，别忘了注明我已经把他们全部处理掉了，全部!再补充说，我发起战斗不单是为了自己，为了让我能做自己，而是为了解放成千上万的人民。”
多年来，为了避免受到别人的影响，他发起这场不可思议的生死交战。然而，第十年的一天晚上，他照例在对抗熟悉的事物、他喜爱的香味以及感动他的书本，这时他往威尼斯式百叶窗缝望出去，只见月光照耀在积雪堆积的宽阔花园里，突然间王子明白了，他所发起的战斗事实上并非他个人的战斗，而是几百万苦命人民的战斗，他们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逐渐崩解的奥斯曼帝国上。书记再次把王子的话写进笔记里，在王子一生的最后六年中，这句话不知已讲过了几万遍：“所有没办法做自己的人，所有只会模仿外来文化的文化，以及所有只会从异国故事中寻求幸福欢乐的国家”都注定要衰颓、崩毁与灭亡。于是，在退居小屋等待登基的第十六年，王子决定聘请一位专属书记。一方面，此刻的他已了解到惟有提高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才能够击败外人的声音；另一方面，他逐渐明白，自己个人的内心争战事实上是一场“历史性的生死交战”、“千年难得一见的最后的战役，关系到是否要脱去外壳、直见本性”、“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停顿点，后世的史学家将视其为一个转变的关键”。
自从那一夜，皎洁的月光照在白雪盈盈的花园里，让人联想起时间的永恒与可怕，从那时起，每天早上，王子便对着坐在桃花心木书桌前忠实而耐心的老书记，诉说自己的故事和发现。王子终将慢慢忆起，事实上多年前他就已经发现了他故事中“最重要的历史面向”：早在他退隐至小屋前，难道他不曾亲眼目睹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每天都在改变，只为了模仿一个不存在的外国城市?难道他不晓得，满街悲苦的民众，通过观察西方游客以及研究随处可见的外国人照片，改变了自己的衣着打扮?难道他不曾听过咖啡店里的闲谈?那群落魄之人夜里聚集在陋巷咖啡店的炉火旁，不是在讲述土耳其的传统故事，而是拿报纸上的垃圾彼此教育，殊不知那些文章是二流的专栏作家从《基督山恩仇记》或《三剑客》中断章取义，把主角的名字改成伊斯兰姓名而成。此外，他难道不曾为了打发愉快的时光，而时常光顾亚美尼亚珍本书商，翻阅他们所出版的这一类集结作品吗?在他毅然决然展开遗世独立的生活之前，王子难道不曾感觉到自己的脸，也正如其他的悲苦大众一样，逐渐失去了从前的神秘意义?也如那些悲惨、穷困、不幸的人民一样，陷入了平庸?“的确，他知道!”书记为每个问题写下答案，深知这是王子想要的写法。“是的，王子感觉到自己的脸也在逐渐改变。”
与书记一起工作的头两年——他把他们在做的事称之为“工作”——王子叫他把一切都记下来：从他孩提时模仿的各种船笛声和狼吞虎咽吃过的土耳其点心，到他做过的噩梦和四十七年来读过的书；从他最喜欢的衣服到最讨厌的衣服；从他得过的所有疾病到他接触过的每一种动物。并且，套用他常说的一句话，他的做法是“依据他所发现的浩瀚真相来斟酌每一个字句”。每天早上，当书记在桃花心木书桌前坐定后，王子便来到他的老位子，往书桌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或是绕着它踱步，或是踩着通往楼上的双向楼梯一阶阶走，上去又下来。或许彼此都明白王子没有新的故事可说了，然而沉默正是两人所寻求的，毕竟，就如王子常说的，“惟有当一个人不再有话可说时，他才最接近最纯然的自己。惟有当他的叙述抵达终点时，他才能够听见自己内在深沉的静寂，因为所有的往事、书本、故事和回忆全都自动关闭。惟有此时，他才会听见自己的真实声音从灵魂深处涌起，从存在的永恒黑暗迷宫中浮现，让他成为自己。”
在这段等待着声音从故事的无尽深渊缓缓浮出的日子里，有一天，王子终于提到了女人和爱情，由于他视其为“最危险的课题”，所以他从来不曾碰触，直到那特别的一天。接下来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里，他畅谈自己的旧情人、称不上爱情的感情、他与一些后宫嫔妃之间的“亲密”关系——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回想起她们时他总带着忧伤与悲悯——以及他的妻子。
依照王子的看法，这种亲密关系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就算一个毫无特色的平凡女子，也可能在你没有设防的情况下，占据你的一大片思绪。王子年轻时，结婚后，甚至在抛妻弃子离开博斯普鲁斯畔的宅邸，搬进小屋后的头几年里——也就是说，在三十五岁以前——他从不曾为这件事烦忧，因为那时的他还不曾下定决心“只做自己”，而“不受任何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可悲的模仿文化”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若能爱一个女人、男孩或真主爱到忘记自我——也就是“融入爱情之中”，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和赞美的事，因此王子也像街上的普罗大众一样，始终以“坠入情网”为荣。
直到他搬进与世隔绝的小屋里，无间断地阅读了六个年头，最终体悟到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否做自己，这时，王子才断然决定小心处理有关女人的事情。确实，缺少了女人，他感到不完整。然而，也不能否认，每一个他亲密交往的女人都会搅乱他的思绪，在他的梦里流连不去，但此时的他却渴望一切都纯粹属于自己本身。有一阵子他曾经想过，也许可以通过与数不清的女人亲密交往，使自己对爱情的毒药产生免疫。但是，由于他怀着实用的期待来执行，希望从此爱情就如家常便饭，反而使得整日的激情让他心生腻烦，因此，对于这些女人他都不太在意。后来，他慢慢地主要只与莱拉小姐一人见面，心想自己绝不可能会爱上她，因为根据他对书记口述的说法，她是所有女人之中“最平庸、乏味、清白、无害的”。“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阁下深信自己不会爱上她，于是便一无所惧地敞开了内心。”一天晚上书记这么写道，现在他们也开始晚上工作了。“由于她是惟一一个能让我敞开内心的女人，因此我立刻爱上了她。”王子补充道，“那是我这辈子最恐怖的一段时期。”
书记写下那段日子里，王子和莱拉小姐在小屋会面及争吵的情形。莱拉小姐会带着仆人，乘坐马车从她帕夏父亲的宅邸出发，驶上半天的路，抵达小屋。接着两人会坐下来共进晚餐，满桌的餐点就像他们在法国小说里读到的那样，他们边吃边谈论诗词与音乐，就好像小说里那些优雅细致的角色一样。晚餐过后，当她该回家的时候，他们会陷入争吵，就连在虚掩的门后偷听的厨子、仆人、马车夫也摇头叹息。“我们的争执并没有任何具体原因，”王子有一次解释说，“我只是单单对她发脾气，毕竟就是因为她，所以我才做不了自己，我的思想不再纯粹，我再也听不见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事情就这样拖下去，直到她意外过世，而我永远不知道她的死是不是我的错。”
王子口述道，在莱拉小姐死后，他感到很悲伤，但却也解脱了。这一回，总是恭敬、专注、不发一语的书记，一反六年来替王子工作的惯例，好几次主动触及这个主题，企图深入探究这一场生死爱恋，但王子从不予理会，只是依照自己的步调和心情来决定是否要旧事重提。
在他死前半年的某一天夜里，王子解释，倘若就连在小屋里经历了十五年的奋战后，他都依然无法成功变成他自己，那么，伊斯坦布尔也将变成一个“做不了自己”的可悲城市，大街小巷将失去自我特色，城市里的广场、公园和人行道将只能模仿其他城市的广场、公园和人行道，而路上的不幸人群将永远无法达成做自己的目标。从他的言谈中得知，他对伊斯坦布尔的每一条街道是多么了如指掌，虽然他从来不曾踏出过小屋花园外一步，但却在想像中鲜明地刻印下每一盏街灯和每一家商店。他抛掉平常的愤怒声音，改以嘶哑的嗓音说道，从前当莱拉小姐每天会搭乘马车来小屋的那段日子，他常花费很长的时间，幻想着马车穿梭在城市街道的景象。“在那一段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极力渴望做自己的日子里，他经常用上整整半天光景，幻想着一赤一黑两匹骏马拖着一辆马车，从库鲁谢米一路驶向小屋。等两人一如往常用餐完毕、争吵结束后，王子会花上剩下的半天时间，想像马车沿着同样的大街小巷，蜿蜒穿梭，载着泪汪汪的莱拉小姐返回帕夏父亲的宅邸。”书记以他惯有的细腻笔迹，一丝不苟地写下这些。
王子死前的一百天，他又开始在脑中听见了别人的声音与故事，为了压制这些杂音，怒气冲冲的王子列举出潜藏在自己体内的各种角色，无论他是否知情，他们就如同第二个灵魂般一辈子附着在他的体内。他静静地叙述所有的角色，说自己如同抑郁的苏丹被迫每晚变装一样，必须扮演这些不同的身份。其中他惟独偏爱一个角色，因为那个人爱上一个秀发散发着紫丁香芬芳的女人。由于书记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王子口述的字句，六年来的工作，让他一点一滴地得知、了解而取得了王子过往记忆的最细枝末节，所以书记非常清楚，那位秀发散发着紫丁香芬芳的女人，就是莱拉小姐。理由是，他记得自己有一次写下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忘不了紫丁香芬芳而迷失了自我的情人，他永远无法肯定，那位秀发散发紫丁香气息的女子是意外身亡，还是因他犯的错误而死。
带着超越病痛的狂热，王子把他与书记共事的最后几个月，形容为一段“贯注工作，贯注希望，贯注信仰”的时期。这段快乐的时光里，王子清晰地听见脑海中的一个声音，通过这个声音，他从早到晚口述故事，说得越多，他就越是自己。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书记会乘坐在外头等候的马车回家，无论前一天忙到多晚，隔天一大早，他就会回到桃花心木书桌前的位子上。
王子逐一说故事，关于那些因为找不到自我而崩毁的王国，因为模仿别人而灭绝的种族，因为无法过自己的生活而消失的异域部落。伊利里亚人由于选不出一个国王，能够以坚毅的人格教导人民做自己，因而从世界的舞台退场。巴别塔的崩毁，并非如众人所言，是因为国王尼罗挑战了上帝的权威，而是由于他投注一切来兴建此塔，耗尽了所有使巴别塔得以独树一帜的资源。游牧民族拉比底亚在迈入农村经济之际，受到交易往来的安提坡民族的引诱，投入盲目的竞争，从此失去踪迹。萨珊王朝的灭亡，根据泰佰里的《历史》所述，要归咎于最后的三位统治者（荷米兹、柯苏如和雅兹迪格），他们沉迷于拜占庭、阿拉伯与希伯来文明，一辈子不曾有一天能够做他们自己。利底亚在首都沙迪斯建造起第一座苏锡安风格的神殿后，短短五十年的时间里，辉煌的利底亚王国便衰败灭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瑟比瑞安这个民族，就连今日的历史学家也不复记忆，原因在于他们不只遗忘了自己的过去，而且就在他们的国家即将要被建成一个亚洲大帝国时，大家也跟着淡忘了自己之所以为瑟比瑞安人的奥秘，全国人民仿佛感染了瘟疫一般，一窝蜂地穿上了萨尔玛提亚人的服饰，背诵起萨尔玛提亚人的诗歌。“米提亚人、帕夫拉哥尼亚人、凯尔特人，”王子接着说。书记立刻抢在他的主人之前补充说：“因为无法做自己而灭绝。”深夜里，在精疲力竭地说完了各种死亡与毁灭的故事后，他们听见夜阑人静的屋外传来夏蝉的鸣叫。
秋天来临，深红色的栗子树叶开始落进青蛙低鸣的莲花池，某个风大的日子里，王子受了风寒，卧病在床，但两人都没有太担心。在这期间，王子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倘若他尚无法找到自我就登上了奥斯曼王位，掌握号令天下的权力，那么，居住在伊斯坦布尔陋街暗巷里的市井小民，将要面临如此可悲的生活：“他们将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倾听别人的故事以支持自己的故事，迷恋别人的脸而非自己的脸。”他们冲泡着从附近菩提树上摘下的花朵，一边啜饮一边继续工作直到深夜。
第二天，当书记上楼去，要替躺在沙发上发烧的主人再拿一床棉被保暖时，他突然仿佛中了魔咒似的意识到，这间桌椅早已被丢弃、门窗被毁坏、装饰被拆除的狩猎小屋，是如此地空荡，空空荡荡。空无一物的房间，墙壁和楼梯间，弥漫着梦境般的一片白。其中一个空荡的房间里伫立着一台白色史坦威钢琴，全伊斯坦布尔只有一台，是王子童年时的玩具，几十年来它没有再发出过声响，被彻底遗忘了。书记望着这一片白，望着白色的光芒从窗口射进小屋，仿佛落在另一个星球上，感觉好似所有的过往都已退色，所有的记忆都已冻结，所有的声音、气味、物品都已消逝，就连时间也停了。手里抱着一条无香味的白棉被走下楼，他禁不住觉得眼前的一切，王子躺卧的沙发、他工作多年的桃花心木书桌、白纸、窗户，都像是迷你娃娃屋里的家具，如此地脆弱、易碎、不真实。当书记把棉被披在王子身上时，他注意到主人好几天没刮胡子的脸上，苍白逐渐扩散。他头边的小茶几上，摆着半杯水和几颗白色的药片。
“昨天晚上我梦到我母亲在远方一座阴暗浓密的森林里等我。”王子躺卧在沙发上口述，“有水从一个紫红色的大水罐里涌出，但非常缓慢，像是奶酒一样。”王子说，“这时我才明白我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我一辈子都坚持做我自己。”书记写道：“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用尽一生等待寂静，为的是希望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和故事。”“等待寂静。”王子重复。“伊斯坦布尔的时钟不该停下来，”王子说，“当我在梦中看着时钟时，”王子开口，书记写下，“他总觉得他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阵沉默。“我羡慕沙漠中的砾石，它们单单只要做自己就好，我羡慕人迹罕至的高山上的岩石，以及不为人知的山谷中的树木。”王子满怀热情地费力地说。“在我的梦中，漫步在我的记忆花园里，”他开口，然后又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书记小心翼翼地写下来。一段很长、很长的寂静。接着，书记从书桌后起身，走向王子躺卧的沙发，仔细端详主人一会儿后，再静静走回书桌后面。他执笔书写：“伊历一三二一年，沙邦月七日[1]此为伊斯兰历，约为西历1903年。伊斯兰历法以穆罕默德离开麦加，迁至麦地那开始纪年（西历622年），依伊历计算，一年只有354天。沙邦月，等于西历的八月。[1]，星期四清晨三点十五分，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在帖斯威奇耶山丘的狩猎小屋口述完最终遗言后，溘然长逝。”然而二十年后，他又以同样的字迹写下：“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子殿下未能活着登上的王位，在七年之后，由小时候被他打过后脑勺的穆罕默德?雷夏特殿下登基，在其统治下，奥斯曼帝国参与了世界大战，最终走向灭亡。”
书记的一个亲戚把这些记事本交付给耶拉·撒力克。而专栏作家死后，众人在他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这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