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是《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迄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根据官方文献档案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分析和叙述了“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安置政策出台、演变和形成的过程。作者明确指出了以下三点：第一，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不仅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而且与建国后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紧密相关，是各种政策施行造成的结果。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第二，“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但无论作为一项安置工作，还是以后发展成为一场运动，从指导思想和具体运行机制上，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采取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做法。
第三，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明确区分知青。并对他们作出分别研究。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知青安置成为国家一项专门工作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及其以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通常被人们看作是知青的主体。但从广义来说，知青还应包括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他们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因此《中国知青史(套装共2册)》用大量篇幅，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了回乡知青群体与他们的经历。
《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只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成果，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完成一部完整、客观、科学的上山下乡运动史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中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仍有待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协同并进。搜集资料是一项艰辛浩繁的工作。《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文革”初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品；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知青办公室形成的历史档案；三、“文革”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的与上山下乡运动相关的宣传品、文件集、资料集、统计年鉴、大事记、劳动史志、研究著作；四、知识青年的回忆录。在以上资料中，各种官方资料是利用的重点。我在研究中，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整理、鉴定、筛选，旨在使《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原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持续达1／4世纪以上，堪称建国以来最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由于时间背景的不同，使这段历史形成鲜明的阶段性。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6年，为“文革”前阶段，从规模和走向来说，又是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从1967年至1976年，为“文革”中阶段，也是上山下乡活动演变为一场狂暴运动的高潮阶段；第三阶段，1977年至1980年，为“文革”后阶段，又是运动急剧衰落的阶段。
《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主要研究“文革”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史。根据以上阶段划分，将全书分为序论和上、中、下三篇。序论部分，扼要叙述了“文革”前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历程，把这作为展开全书线索的一个铺垫。上篇《大潮涌起》、中篇《再起高潮》，将“文革”十年中上山下乡运动前后衔接的两次高潮分别叙写。笔者以为，这样编排既突出了全书的重点，也易于把握运动的动态变化。下篇《大潮跌落》，考察了运动衰落的前因后果，惊心动魄的知青“返城风”是阐述的重点。最后得出关于这场运动的若干结论。
刘小萌，史学博士。1952年生于北京市。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农村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顾问，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院史学科客座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知青口述史》、《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二、三版《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爱新觉罗家族全史》、《满族的社会与生活》（论文集）、《清通鉴?前编》、《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胥吏》、《正说清朝十二王》、《八旗子弟》（插图本《清代八旗子弟》）、《中国民族文化史图典?东北卷》。合著《中国知青事典》、《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中国民族史概要》、《中国通史》第11册等。主编《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
定宜庄，女，满族，北京市人。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城。先后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获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为清史、满族史。著有《中国知青事典》（与刘小萌、史卫民、何岚合著）、《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等。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目录：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一 从头说起
二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三 榜样的力量
四 一条可行的道路
第二章 向荒地进军
一 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
二 “北京庄”和“共青社”
三 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
四 经验和教训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
一 年的升学就业形势
二 城市中的待业青年
三 统筹兼顾的原则
四 社会的反响
五 改造的历程
第四章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
一 先行者
二 “摸着石头过河”
三 下乡以后
四 创办青年农场
五 回乡的知识青年们
六 “大跃进”前夕
第五章 难忘一九五八
一 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二 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
三 半工（农）半读，培育共产主义新人
第六章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一 城市精简人口
二 邢燕子，好榜样
三 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
四 到国营农场去
五 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
六 问题和特点
第七章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 年的安置规划
二 决策出台前的探索
三 教训和经验
四 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
五 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
六 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二 青春无悔
三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四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一 谁改造谁？
二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三 回乡知青的处境
第十章 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
一 “两种教育制度”
二 有了准备再下乡
三 当农民以后
四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五 军垦战歌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一 余波
二 返城风潮
三 反对经济主义
四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五 返城风的平息
六 先驱者
第十二章 从红卫兵到知青
一 十七年的教育
二 真诚的探索者
三 从天安门起步
四 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五 最初的实践
六 殊途同归
附录
再版后记
《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目录：
绪论上山下乡的前奏（1954—1966年）
一 一个“就业”新方向
二 渐入坎坷之境
三 “红旗卷起农奴戟”——知青返城风
上篇 （1967—1973年）
第一章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一 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二 第一声号角
三 “老三届”的足迹
第二章 高潮来临
一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
二 席卷全国的狂澜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
一 地点的选择
二 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
三 安置的方式
第四章 “再教育”运动
一 “再教育”理论的由来
二 “再教育”理论的实施
三 典型的力量
四 “再教育”的后果
五 城市中的“配教”活动
六 关于“春节不回城”的倡议
七 落实政策的初步尝试
第五章 陷入困境的运动
一 运动大滑坡
二 知青问题面面观
第六章 振兴运动的努力
一 忧国愤世上书人
二 闻风而动
三 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中篇 再起高潮（1974—1976年）
第七章 新举措的出台
一 加强领导
二 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
三 改进安置办法
四 修订毕业生分配政策
五 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培养
六 兵团改制
第八章 知识青年的返城道路
一 两招一征
二 病退与困退
三 “曲线返城”种种
第九章 婚姻——一个日愈凸显的新问题
一 婚姻政策
二 婚姻率的分析
三 婚姻的类型
四已婚知青的窘境
第十章 极左势力影响的加剧
一 反“走后门”与“三箭齐发”
二“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
三 培养“反潮流”典型
四 知青工作“左”转迹象
五 知青工作遭破坏
第十一章 政治冤案
一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
二 现代“文字狱”
三 知青觉悟的历程
下篇 大潮跌落（1977—1980年）
第十二章 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
一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
二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三 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
四 知青政策的调整
五 恢复高考制度
六 平反冤假错案
七 典型人物的归宿
八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一 前奏
二 “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勘戋
三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
四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
五 城市飓风
六 几段插曲
七 最后的风采
第十四章 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一 改革劳动就业制度
二 改革招工制度
第十五章 “盛筵必散”——运动的尾声
一 推广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二 变“一举两害”为“一举两得”
三 经费清理与财产折价
结束语
附录
主要参考书
后记
再版后记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20世纪50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会问题，50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也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50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项政策是从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
一 从头说起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和1954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涌人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
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53年底为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但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
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摆对
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迈人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50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
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日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家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不是添办几所或几十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添办几千几万所学校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干部，还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国家用钱是有个统一的预算的；要想教育经费大量增加，就必须把别的开支大量减少……把哪方面的预算大加缩减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国家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钱最多，是不是把这笔钱先拿来发展教育呢？按着这个办法做，国家把主要的财力和人力，不拿去办工厂、开矿山，不去修铁路公路，也不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去开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我们国家不要什么钢铁、石油和机器，少生产些大米、小麦和棉花。这就是要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永远停留在落后的水平，要我们大家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什么改善。这就是要削弱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物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本末倒置了（竟将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
经济建设经费不能挪用，国防事业费更挪用不得。因为那样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就是放纵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胆发动侵略战争。战争，我们缺乏防御力量的战争，意味着工厂、学校、城市、村庄大量的遭破坏，老年人、青壮年、妇女儿童大批地被屠杀，我们的学校就是办得再多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这样一种不能相容的关系，未免有些绝对，事实上何至于此？就拿1956年亦即建国初期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为“冒讲”的一年来说，教育经费也不过占国家总支出的7．14％。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有些人已经认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们将此与行将垮台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说在国民党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1946年，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连1％都不到。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发展一遇挫折，首先就紧缩教育经费，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人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2．不重视教育本身的规律
延安时期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而解放后从苏联接受下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两套不同模式的同时采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学等种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时而偏向这方，时而偏向那方的结果，就是教育所出现的不断的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一味贪多求快，或强调通过统一化、标准化提高教学质量。而当后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采取压缩的办法，以减少学生人数、放慢训练教师的速度为代价来进行“调整”，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从此便埋下了种子。以后的十余年，这一矛盾愈演愈烈，不仅在青年中间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领导人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
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年、1957年和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20世纪s0年代和60年代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因此出现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长严重不满的原因，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3．教育形式的单一化
50年代的宣传媒介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时，一再劝告人们不要一切依赖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毕业生采取将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但是，人们的这种依赖思想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由国家负责、由国家安排的做法，给了人们这样的幻觉。
国家确实想将一切都包下来：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不如此，又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学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也自找门径。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弊病，它不仅使家境贫寒的孩子难以得到入学的保障，也常常使学有所成者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于是，国家包办一切，让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曾起到过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当公办学校面临国家经济困难或教育需要压缩整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低潮时期的时候，没有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来帮助缓解压力，就立刻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
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情况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教育上的大起大落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特点的一个反映。由于它与经济上的波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摇摆，幅度就特别大。尤为严重的是，当教育上的调整将大批不能升学的青少年压入社会的时候，却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处处超编，到处都向青年关闭大门，单一的经济和单一的办学体制，不具备自行调节压力的能力，国家就想到了农村。
1953年，也就是建国的第四年，这样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
解放之初学校迅速增加、学生人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势头，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的问题。教育部遂于1953年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学的青少年，面临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思想混乱不安，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波动。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而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动员他们回乡遂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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