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集(1948-2008)

现在印行的这个集子，就是以此次征文为主体，辅佐以部分三联三十、五十周年店庆等特殊时点征约的旧稿，分类辑编而成。全集共收文章九十八篇。内分三辑：第一辑五十六题，为三联部分骨干作者应约撰稿，可视为自外而内看三联；第二辑十六题，为老三联人和部分出版界同人的文章，属于入乎其中的工作感受和历史探讨；第三辑二十六题，则是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一九八七年）之际，与三联书店前身的老三家书店，即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渊源较深的作者、编者等的回忆或纪念文章。当年的纪念集由香港三联书店刊行，大陆甚为罕见，加上为纪念集撰稿的作者大多已去世，所以我们特意从那本集中精选了这组文章，既为纪念这些前辈，也为这本纪念集补充一段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忆。

辑一
周有光 怀念邹韬奋先生 3
杨绛不 官不商，有书香 5
季羡林 我心中的三联“店格” 7
黄苗子 三联书店的朋友们 9
王世襄 三联与我的“自珍”道路 13
黄裳 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15
黄宗江 但求读书无禁——追踪生活到三联 20
唐振常 旧邦新命贺三联 22
陈志华 此情可待成追忆 25
姜德明 难忘三联 30
陈乐民 三联印象 32
资中筠 祝三联独特的文化传统继续发扬 36
王蒙 回忆三联书店诸友 38
曾昭奋 我读《生活》与《读书》 41
钱理群 我的感谢和感想 44
陈四益 我同《读书》 48
曹雷 曹景行三联和我们 54
刘再复 三联三代皆好友 57
周振鹤 三联于我 65
徐城北 城市与农村 70
梁小民 三联是我的良师益友 73
钱满素 敢为人之先 81
徐友渔 我的希望 83
朱正琳 老字号的老 86
李零 和三联一起过生日 92
陈子善 从三本书和一篇文说起 96
赵珩 三联给我最深的印象 99
唐晓峰 三联书店印象 103
葛兆光 写书人对出书人如是说 108
赵一凡 我与三联二十年 111
李锐 是这样开始的 118
刘统 君子之交 121
陈来 我和三联书店的交往 125
朱学勤 旧社会的事 129
林达 我是这样认识三联的 132
李力 我做了一回三联的“特约编辑” 137
汪丁丁 三联精神的现代意义 142
陈平原 与《读书》结缘 145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的出版 156
何怀宏 骑车去三联的日子 159
白谦慎 三联把（（傅山的世界》推向中国知识界 162
杨浪传 说里的“三联” 165
许纪霖 文化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 170
姜鸣我 与三联的图文书 173
张鸣 我与《读书》 176
查建英 记三联二三友 179
陆键东 历痕与记忆 183
董炳月 大地星空 195
陈徒手 《读书》给了我一生的写作方向 198
秋禾 那位于朝内大街166号的“读者服务部” 202
陈星灿 给三联说声道歉 208
吴晓东 “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 211
李皖 试唱·缘起 215
王军 感谢三联 221
杨早 时间的力量 227
童翠萍 我在三联实习的日子 232

辑二
袁信之 我与三联的“半生缘” 241
王仿子 六十年前中国出版史的重要一页 245
倪子明 三联书店的历史由来 250
欧阳文彬 七十年沧桑话三联 253
范用 《读书》三百期 255
范用 《傅雷家书》的出版 258
范用 相约在书店 261
蓝真 走上“为读者服务”的道路 265
萧滋 三联书店将进入第三个三十年 269
吴道弘 火红的日子 272
沈昌文 一点感想 282
董秀玉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285
张伟民 追寻韬奋先生的足迹 291
陈万雄 浮光掠影说三联 299
扬之水 《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 303
王为松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313

辑三
夏衍 祝贺三联书店三十周年纪念 321
张仲实 回忆三十年代的生活书店 323
沙汀 “摸老虎屁股”的故事 328
艾芜 衷心的祝贺 330
夏征农 我和“读书出版社” 332
李何林 三联书店给我的影响和帮助 335
薛暮桥 回忆新知书店和《中国农村》 338
蔡尚思 三联书店的光荣历史和光明前途 341
楼适夷 祝“三联” 343
臧克家 战斗的集体 349
郑易里 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 353
孙晓村 学习、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358
骆耕漠 关于新知书店的一二事 360
许涤新 喜祝“三联”的成长 363
黄源鲁 迅先生与生活书店 367
吴黎平 祝贺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 373
千家驹 回忆《大众生活》在香港 375
端木蕻良 生活的火花 378
罗荪 关于《文学月报》创刊的二三事 382
唐弢 忆《太白》 385
戈宝权 从读者、撰稿人到编辑 388
史枚 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395
子冈 忆邹韬奋 400
沈静芷 从四幅题词说起 402
于光远 感想和希望 405
陈原 一九三九年春桂林杂忆 408

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黄裳
最初我是怎么会给《读书》写稿的，年代久远，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冯亦代的关系，因为《渎书》初期的班子里，我只认识一位冯亦代。
我当时本来写得多的是杂文，《读书》初办时我记得也写过两篇杂文。一篇是响应“读书无禁区”的，另一篇是赞成鲁迅的打落水狗论，同意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因为当时拨乱反正、清扫战场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不宜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当时管《读书》的是董秀玉，她接过文稿，看了一遍，“哦”了一声，说这是与“时论”唱反调的，但还是宽容地发表了。还有一次是评沈从文的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她拿着手稿沉吟了好一会儿，好像怀疑以我的学力能否为这样一本大书写书评，但终于宽容地过了关。
从这里可以看出董秀玉的作风，她掌管《读书》的本领远不止于此。她爱写信，写长信，每月总有两三封。像说故事似的闲话书店，杂志的种种琐事；随时通报《读书》碰上的大小困难，最后是经过哪位高层人物保护才化险为夷，说得有声有色，使作者的心与刊物贴得更近，有己饥己溺之感。也商量一些编辑上的事务，她催稿另有一功，只闲闲地说一句，“你的存稿只有一篇了”，不加催促，但使你不得不赶稿。当然，随时将书店的新书相赠，这是常规。我几次上京，返沪时她总到车站相送，使人不安。在北京我借住在（（人民日报》在东单的招待所，条件差些。记得一位广东出版界的头头也曾被介绍到这里，他进门一望房间，立马就走掉了。这就是我写“东单日记”的住处。《读书》的连载要断档了，就在这里赶写了一篇《琉璃厂》应急。当时为《读书》写稿是我的首要任务。
范用当时不只是《读书》、也是三联的老板。我拜访过他的办公室，吃过他的速溶咖啡，一起吃过书店的食堂，参加过他举行的大宴会，说是顺便为我接风的。在这次宴会上我第一次遇到沈昌文。范用怕我旅居寂寞，还派人送来一大堆杂志供我消闲；他为《读书》要我“出题作文”，他为我印了《榆下说书》等四本书，多半是在《读书》上发表过的文章。他介绍我在香港三联印了几本漂亮的小书。他对我说过，“你在三联出书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我没有应声。当时我的兴趣所在是文章一篇篇地发表，书一本本地印出，没有订过一份合同，更不问稿酬、印数……这些细节，一切按书店的规矩办。我对三联是充满感谢之情的，对叶圣老、吕叔湘这些老人的鼓励更是感谢不尽。此外都是“余事”，我常说我与三联是“道义之交”，就是这个意思。从而造成我为三联《读书》敬陪末座、长期打工的局面，同时挂出了一面“书林一枝”的小招牌。
以上所说是一九八五年五月《珠还记幸》仞版本问世之前的故事。此后董、沈诸位各各升迁，情势大变，一切成为过去了。董秀玉本来是爱写信的，此后即无一信来，只赠过我一册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附印成的卡片一纸，日“某某致意”。她还记得我对陈寅恪的事是有兴趣的。此后又曾在巴金处见过一面，她劝我把藏书捐献了，我没有做声，心想与其送进藏书楼关禁闭，还不如放在手边读读，多长些知识的好。
有一次在巴金家，只见巴老手执一册《读书》摇摇地向我走来，说：“怎么你写的文章我读不懂！”使我大为尴尬。自从《读书》版式初步定型以来，谈西方哲学文学的分量较重，作者也多；关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文字少，嫌寂寞，我就主动退居末座，拾遗补缺，多谈些古籍之类的小题目。而巴老对此是少兴趣，甚至反感的。他的质问也正是理所当然。可以说是“读不懂”论的最早出现。
沈昌文主编《读书》，他是饱学西方文哲的名家，对“书林一枝”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策略，十年中间给我的信多不过两三通，既无指示也少建议批评。这个小专栏久居化外，有点“特区”的味道。幸而尚有读者，未遭淘汰。同时，刊物上介绍西方文史哲的新知（其实是陈货）的文字渐多，也许是牛刀小试，难免“食洋未化”的原故，一时“新名词”、“新术语”扑面而来，“新理论”也一时难于理解，读者中也颇有“读不懂”的嘀咕。不妨称之为“读不懂”的第二阶段。到了一年前的第三阶段，情况进一步恶化，已不是“不化”的问题了。这是“近事”，不必多说。
后来，又发生了些小问题。如《饯梅兰芳》一文引起的争论，也用不着详说了。《读书》编者中与我联系的是扬之水女史，现已成为中国古文献研究名家，她善写蝇头小楷，当时为此一纠纷给我的几通长信仍在。可为纪念。
另一起小争论是因张中行的文字引起的。他在《读书》上发表一文，宣扬他的“顺生论”（此书我没有拜读过）。主张“好死不如赖活”，在国破家亡之际，主张宁当顺民，不做义民；表彰钱牧斋而贬斥陈子龙。我看这种意见是极危险的。如果全国人民都加以信奉，“多难兴邦”是可以转化为“多难丧邦”的。人们是会从“求为奴隶而不可得”转化为以“做稳了奴隶”为无上幸福的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