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书荐
对“人类废品”的制造——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废弃的生命，对移民、难民和其他被逐者这些“冗余”人口的制造——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经济进步和对秩序的追求是现代性的特点，而对“人类废品”的制造则是这两者的必然副效应。
只要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完全或者部分未被现代化影响到，这些地区必定会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视为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地点。人们曾寻求过对于地区性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性解决方法，也曾经暂时找到过。但是现代化现在已经扩展到这个星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世界各处都在制造“多余人口”，所有的地区都不得不承担现代性在全球胜利的后果。它们现在不得不（似乎是徒劳无功地）寻求全球问题的地区性解决。现代性的全球扩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足以生存的方式，但是地球上能容纳这些人的地方正在飞速减少。因此便出现了新的对于“移民”和“避难寻求者”的焦虑，同时散布“安全恐慌”在当代政治的议事日程上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齐格蒙特·鲍曼的新书以其精彩的言论揭示了这一变化对我们当代文化和政治的深刻影响。此书同时还表明，处理“人类废品”这一问题为我们理解一些从其他角度看来令人迷惑的社会问题提供了 把开门的钥匙，而这些问题遍布我们的生活，大到全球主宰战略，小到人际关系中最私切的细节。
对“人类废品”的制造——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废弃的生命，对移民、难民和其他被逐者这些“冗余”人口的制造——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经济进步和对秩序的追求是现代性的特点，而对“人类废品”的制造则是这两者的必然副效应。
只要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完全或者部分未被现代化影响到，这些地区必定会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视为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地点。人们曾寻求过对于地区性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性解决方法，也曾经暂时找到过。但是现代化现在已经扩展到这个星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世界各处都在制造“多余人口”，所有的地区都不得不承担现代性在全球胜利的后果。它们现在不得不(似乎是徒劳无功地)寻求全球问题的地区性解决。现代性的全球扩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足以生存的方式，但是地球上能容纳这些人的地方正在飞速减少。因此便出现了新的对于“移民”和“避难寻求者”的焦虑，同时散布“安全恐慌”在当代政治的议事日程上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齐格蒙特·鲍曼的新书以其精彩的言论揭示了这一变化对我们当代文化和政治的深刻影响。此书同时还表明，处理“人类废品”这一问题为我们理解一些从其他角度看来令人迷惑的社会问题提供了 把开门的钥匙，而这些问题遍布我们的生活，大到全球主宰战略，小到人际关系中最私切的细节。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教授，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Ethics)、《后现代性及其缺憾》(Postmodernity and ItsDiscontents)、《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被围困的社会》(Society Under Siege)等。
致谢
导言 1
第一章 起初是设计——秩序构建产生的废弃物 1
附录：关于讲故事 10
第二章 他们是否太多?——经济进步的废弃物29
附录：论人类力量的本质 42
第三章 废弃物堆积地——全球化的废弃物60
第四章 废弃物文化98
附录：文化与永恒 102
书摘
“X一代”的忧虑——这些过剩人口的忧虑——与上几代人所经历的和记录下来的困难不同。他们遭受苦难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自现代初始以来，每一代人中都有时代的触礁者——这是社会进步“附带的受害者”。当很多人跳进这一不停加速的列车并享受这一旅程时，还有很多人(没那么狡猾，机灵，聪明，具有冒险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车轮碾碎，就是落在了后面或者被拦在了过度拥挤的车厢外面。在进步这辆车上，座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纳所有愿意上车的旅客，而进入车厢的资格审查总是那么严格；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将参与这一旅程视为甜美的梦想。人们宣传进步时总是说它能带给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许进步，这一现代的标志，真正的含义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断减少的)人就可以使社会进步这辆列车运转、加速、爬坡，曾几何时需要社会大众来协商、征服的事务，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决。
在这方面，“X一代”不是首先有理由抑郁的一代人。但是使他们的困境显得独特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受(或者感觉自己好像遭受)挫败或者被时代进步抛在后面。其次是散播于众人之中的困惑、迷茫和疑惑。尽管有如许类似，尽管以往历代人也有他们自身的困难，我们当代人还是本能地感到现在的困境和以往时代不同。最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觉得过去医治苦痛的特效药现在不管用了。不管我们面对危机时处理得多么老练，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能缺少有效地辅助我们思考解决问题方法的工具。
我们父辈和祖父辈为人们加入社会并安定下来制定了几许限定条件。这些限定条件详细分明，毫无疏漏，甚至对于人们如何改进以适应新的形式都有了清楚的指示。这样的社会在其对人们开放的人口处背面即设有各种各样关于人们职业生涯的轨迹。这些轨迹十分狭窄，没有多少更改的余地，更没有留存多少冒险一搏的希望，这对于生性喜爱冒险的人显得格外压抑而不可忍受。(弗洛伊德将这种痛苦状态深化为一种著名的普遍理论，即文明注定导致不满和精神失常。)但对于那些依旧需要可确保安全航行的可靠的船只的人来说，彼岸既不是谜团也不是痛苦抉择；同时，航行的任务不会被不可胜数的和无法解释的危险困扰。那些操桨的人只需用力挥桨，“不折不扣地”执行航船的规则即可。
然而，今日的困境已有所变化：它们更多地关乎目标而不会受制于手段。往昔那些被众人诟病的规则已然瓦解——也将对未来的确保带入坟墓。现今找到达到某些目标的手段，并牢牢将其把握，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已不再是问题。问题在于目标并不明确(甚至带有欺骗性)——目标既不稳固，也不可靠，或许在未达到之前就已瓦解，不值得人们长久的投入和奉献。将人们纳入既定航道并航行其上的规则也不再可靠。即使这些规则没有一起消失，也必会被不知不觉地替代。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已经被社会排斥并确定为废弃品的人，世上没有一条清晰的引领人们重新成为社会正式成员的路途。同时，政府也没有提供任何替代的经官方认可并在地图上绘制的途径，使人们可以遵循着它(或者被迫遵循它)而得到某种替代的名分。
至关重要的是，尽管这些都发生在我们自家门前，我们却无法利用自家资源或者工具来避免它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暂时性滞歇，不是经济过热之后另一个高峰之前的低迷，也不是暂时性的困扰，只要我们对税收、补贴、津贴或者刺激“消费型经济复苏”的因素稍作调整，它就会过去并“成为历史”。看起来，这个问题的根源远在我们所及之外。问题最集中的丛簇，即使在精密的军用地图上也不会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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