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文学备忘录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当代最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在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力求以最贴切的方法和形式表现当今的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和信念。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每一部都达到极高的水准，表现了时代，更超越了时代。他于1985年猝然逝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他的创作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轻
快
精确
形象
繁复

轻

我将在第一个演讲里谈论轻与重的对立，并将维护轻的价值。这不是说我认为重的美德不够吸引，而仅仅是因为我对轻更有心得。
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了各种路子，做了各种实验，现在该是我尝试给自己的作品作一次总定义的时候了。我愿意这样定义：我的工作方法往往涉及减去重量。我努力消除重量，有时是消除人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天体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城市的重量；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结构的重量和语言的重量。
在这个演讲里，我将尝试解释——既是向我自己也是向你们——为什么我会认为轻是一种价值而非缺陷；尝试指出我认为体现了我理想中的轻的往昔作品；尝试说明我把这一价值置于现在的哪个位子上，以及我怎样把它置于未来的脉络中。
我要从最后一点说起。当我开始我的写作生涯时，每个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我满脑子良好的愿望，试图使自己与推动本世纪各种事件的那些无情的能量联系起来，不管是集体事件还是个人事件。我试图在推动我写作的那种富于冒险精神的、流浪汉小说式的内在节奏，与世界那乱作一团的、有时充满戏剧性有时充满怪诞感的奇观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很快我就意识到，在理应成为我的原材料的生活事实与我希望在写作中体现的轻逸笔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我必须付出日益巨大的努力去跨越它。也许到了那时候，我才渐渐意识到世界的重量、惯性和暧昧性——这种特质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紧跟着写作，除非你想办法躲避它。
有些时刻，我真感到整个世界都快变成石头了：一种缓慢的石化，视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进度有所不同，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一幸免。仿佛谁也无法逃避美杜莎那不可阻挡的目光。唯一有能力砍下美杜莎的头颅的，是穿着飞鞋的珀尔修斯。珀尔修斯不直视美杜莎的脸，而是通过他的铜盾反映的影像来观看她。是以，哪怕是这一刻，我也得求助于珀尔修斯，因为我也快被石钳夹住了——每当试图谈论我自己的过去，我就有这种感觉。还是干脆以神话的意象来组织我这次讲演吧。
为了砍下美杜莎的头颅而又不被她变成石头，珀尔修斯求助于最轻的事物，也即风与云，然后把目光停留在只能以通过间接方式去看的东西，也就是镜中的影像。我立即就想把这个神话当成诗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寓言，当成写作时借鉴的方法上的榜样。但我知道，任何解释都会使神话贫化和窒息。对待神话，万万不可草率。最好是计神话栖居在记忆中，最好是停留在每一细节上，省思它们，而又不与它们的形象语言失去联系。我们可以从神话中学习的，都蕴藏在实际的叙述里，而不在我们从外部强加给它的东两里。
珀尔修斯与美杜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并没有随着砍下美杜莎的头而结束。从美杜莎的血中诞生了一匹叫做珀加索斯的飞马——石头的重，竟变成其对立面。在赫利孔山，飞马一踢蹄，就涌出一眼供缪斯们饮用的清泉。在这个神话的某些版本中，是珀尔修斯骑上这匹从美杜莎受诅咒的血中诞生、为缪斯们所宠爱的神奇飞马。（巧得很，就连那双飞鞋，也是来自怪兽的世界，它们是珀尔修斯从美杜莎的姐妹格里伊三姐妹那里得到的，这三姐妹共用一只眼睛和一个牙齿。（至于那个砍下的头，珀尔修斯并没有把它扔掉，而是把它包起来藏在一个袋子里。每逢敌人快打败他时，他只要把那个头露出来，抓住头上那些蛇状的发辫，这染血的战利品就变成英雄手中一件所向无敌的武器。这件武器，他只在危急时才用，并且只用来对付那些应受到这种被变成雕像的惩罚的敌人。显然，这神话是要告诉我们某种隐藏于形象中、却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解释的涵义。珀尔修斯通过把头颅藏起来，而成功地控制了这张可怖的脸，一如他先前通过在镜中观看它而成功地把它割下来。珀尔修斯的力量永远来自他拒绝直视，但不是拒绝他注定要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他随身携带着这现实，把它当作他的特殊负担来接受。
在珀尔修斯与美杜莎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再从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学点东西。珀尔修斯赢得另一场战斗：他用剑把一头海怪斩成碎片，解救了安德洛墨达公主。现在，他准备做我们任何人干完这种讨厌的脏活儿后会做的事情——他想洗手。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把美杜莎的头放到哪儿好呢?奥维德在这里有几行诗（第4章，第74（752行），我认为极能说明要成为珀尔修斯这样的一位海怪屠手，须具有何等敏锐的精神：“为了不让粗沙损害那个蛇发的头，他把树叶铺在地面上，做成一个软垫，还在软垫上撒些生长于水下的植物的嫩枝，再把美杜莎的头放在上面，脸朝下。”我想，身为轻盈大师，珀尔修斯用这令人耳目一新的谦逊态度处理如此残忍、可怖同时又有点脆弱和易毁的东西，不能不说是轻的绝妙体现。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接着发生的奇迹：那些海洋小植物碰触了美杜莎的脸之后，都变成了珊瑚，而海上仙女们为了用珊瑚做装饰品，便赶忙搬来一大堆嫩枝和海草，让美杜莎的脸把它们变成珊瑚。
把美轮美奂的珊瑚与美杜莎可怖的残暴糅合在一起，这种不协调的形象是如此富于暗示性，我实在不想糟蹋它，对它作多余的评注或解释。我能做的，是把奥维德这几句诗拿来与一位现代诗人蒙塔莱。、的几句诗做一个比较。在蒙塔莱的《小遗嘱》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最微妙的元素——它们可作为他的诗歌的象征：“蜗牛那珍珠母似的爬痕／或碎玻璃的云母”——被拿来衬托一头可怕、可恶的怪兽，一个降临西方城市的长着黑翅膀的路西法。这首诗写于一九五三年，蒙塔莱以前从未在诗中展示过如此可怖的末日景象。但在诗中，作者恰恰是把这些细微、发亮的踪迹，置于画面前部，来对照黑暗的灾难一‘把它的粉末保存在你的镜粉盒里吧／当每一盏灯都已熄灭／而萨达纳舞曲变成炼狱。”但我们如何在那最脆弱的处境中拯救自己?蒙塔莱在诗中坦承坚信那看似最易凋谢的事物的永久性，坚信蕴含于最微弱的痕迹中的道德价值：“那擦亮的微光／并非火柴的一闪。”
为了谈论我们自己的时代，我兜了一个大圈，援引奥维德笔下脆弱的美杜莎和蒙塔莱笔下的黑色路西法作例子。让一位小说家援引日常生活事件来作为他心目中的轻的例子，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不啻是无穷尽地追求难以获得的东西。米兰?昆德拉却能以无比清晰和直接的写作做到这点。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痛苦地确认“生活中不可避免之重”，这重不仅存在于绝望和无所不在的压制——也即他不幸的祖国的命运——的处境中，而且存在于我们大家普遍面对的人类状况中，尽管我们实在要比他幸运得多。对昆德拉来说，生活之重主要在于束缚，在于公共和私人束缚所形成的密集网络，它愈来愈紧地将我们包裹起来。他的小说向我们展示在生活中因其轻而为我们所珍视和爱惜的一切，怎样旋即暴露其真正的、不能承受之重。也许，只有智力的活跃性和游移性可逃避这种惩罚——正是这些特质造就他这本小说，而这些特质属于一个与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大不相同的世界。
每当人类似乎被宣告罚入重的状态，我便觉得我应当像珀尔修斯那样飞入另一个空间。我不是说逃进梦中或逸入非理性。我是说，我必须改变方法，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运用不同的逻辑和崭新的认知、核实方法。我所寻求的轻的形象，不应该像被现在和未来的现实所粉碎的梦那样消失……
在文学的无垠宇宙中，总有一些新的道路等待探索，既有最近的，也有古老的；一些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风格和形式……但如果文学仍不足以确保我追求的不只是梦，我就会求助于科学，让科学来为我心目中那一切重量全部消失的想法提供养分。今日，每个科学分支似乎都是要证明世界是由最微小的单位支撑的，例如DNA的信息、神经元的冲动、夸克、从时间初始就一直在空间里漫游的中微子……
接着我们有电脑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