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康达往事:1920-1938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

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华尔街的发展历史以及市场心理学悖论的当代投资者来说，《戈尔康达往事——1920-1938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是一部必读的经典著作。
戈尔康达曾是印度东南部的一座城市，传说穿过这座城市的人，都会变得富有。在马可波罗的年代，戈尔康达是世界大型钻石市场之一。戈尔康达附近的钻石矿出产了希望钻石、凯瑟琳大帝的黑色奥若芙和英国王室的皇冠钻石。
首次出版于1969年，并于1972年、1997年、1999年重版。全书记录了华尔街在战争期间惊人崛起、全然崩溃和痛苦新生的生动的编年史，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牛市的无情、贪婪、蛮勇和欣喜，1929年大崩盘前的绝望，大萧条时的苦难岁月，以及罗斯福的新政。
作者布鲁克斯以其权威、充满神韵而又不乏幽默的笔触，向我们介绍了摩根合伙人等美国新式“贵族”如何像对待他们的私人狩猎场一样专横地操控华尔街。贯穿故事中心的是狂妄自大的理查德?惠特尼，这位贵族式的摩根经纪人、证交所总裁及保守派的首领，冠冕堂皇之下却是一个落入负债陷阱的“百万负翁”，最终因挪用证券锒铛入狱，展现了华尔街如何从美国贵族的宫殿圣地演变为各种平民力量角逐的场所。
的确，戈尔康达熠熠生辉的财富，造就了许多王国，也毁灭了许多王国。今天，戈尔康达已是一片废墟……这也象征着，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对财富的渴望和我们实际所掌握的财富都是暂时的。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序幕：暴行
第二章 股市专制
第三章 几近贵族
第四章 与猿猴如此相像
第五章 土崩瓦解
第六章 白衣骑士现身
第七章 摇摇欲坠的金本位
第八章 华盛顿磨难
第九章 白衣骑士落马
第十章 形势恶化
第十一章 大灾难
第十二章 结局
致谢
资料来源

第一章 序幕：暴行
1920年9月16日，星期四，圣三一教堂的大钟刚敲过正午12：00，曼哈顿地区怡人的秋色（天气晴朗，气温21摄氏度，股市也略有上涨）突然被一阵巨大的、毁灭性的爆炸声震得支离破碎。爆炸声是从华尔街上传出的，具体位置在华尔街和布罗德（Broad）街交叉口东而几码的地方，位于摩根公司的大理石大厦和全新的美国鉴定局围栏正门之间，那里不论是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都是美国和全球的金融中心。一股巨大的青烟在这一地区笼罩了好几分钟。爆炸点燃了街边大楼12层以下的遮阳篷，震碎了附近的每一扇窗户，就连半英里以外的一些窗户也难逃厄运。数以百计散弹般的小铁片飞溅到各处，据事后调查，这些小铁片可能是吊窗锤的碎片。坐落在华尔街23号、十字路口东南角的摩根大厦，其庄严的表面变得斑斑点点，北面的窗户全部破碎，大量的玻璃碎片落到了下面的银行楼内，砸在那里的人们身上。华尔街北侧、国库分库旁边那些保护着鉴定局的结实围栏也被炸弯了；但是，鉴定局大楼的内部却基本逃过了一劫，因为这座大楼原本是被设计成一座堡垒的。爆炸冲击了华尔街圣三一教堂的地基，但不知是因为奇迹还是巧合，井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圣三一教堂距离爆炸点仅一个街区之遥，位于教堂侧翼、古老而著名的墓地中埋葬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遗骨。如果圣三一教堂哥特复兴式的尖顶倒塌的话，其后果将等同于摩根大厦被损毁，象征着局势的混乱。
布德街上的纽约证交所，地处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交叉口西南角的附近。证交所内数以百计的经纪人和交易者听到爆炸声后，争先恐后地涌向交易厅的中心，试图躲避厅内巨大的窗户被震碎后掉落下来的玻璃。但是，就像是从锡拉巨岩逃到卡律布狄斯漩涡一般，他们又面临着巨大玻璃穹顶坍塌的毁灭性威胁。所幸的是，穹顶并未坍塌。美国信孚银行的西北角，碎玻璃像狂风中的落叶一般飞旋，有一块铁片呼啸着穿过了总裁斯沃德·普罗塞尔（Seward Prosser）办公室的窗户，再差几英寸就会击中普罗塞尔的头部。
其他人就没有普罗塞尔那么幸运了。30人在爆炸中当场死亡，300余人受伤，其中10人不治身亡。但是，罹难者中没有金融巨头或高级官员，他们都和普罗塞尔一样幸运，如有神佑。华尔街最著名的人物、权力的象征——J.P.摩根（J.P.Morgan）此时正在英国的乡村小屋里度假。他的5位合伙人在爆炸发生时都在场，但除了摩根的儿子朱尼厄斯（Junius）受了轻伤外，其余人均安然无恙。30名当场死亡的人之中，没有经纪业的合伙人，也没有银行高级经理，只有1人被确认为经纪人。其余大部分死难者都是华尔街的侍从或低职位者，年轻、年老的都有，包括速记员、书记员、簿记员、传信员和搬运工，为了早些吃上午餐，他们在不恰当的时候比往常提前了一两分钟走出大楼。死难者中有3人是妇女，4人是十几岁的书记员或传信员，1人是25岁的年轻银行家，还有1人是68岁的退休商人。骚乱中损失的证券价值微不足道，至于两三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大厦所有者或保险公司也可以轻松承担。不管这次爆炸意味着什么，华尔街的权威并未受损。
1920年时，华尔街成为世界首要的货币中心才不过6年左右。它的成功是在最令人感到丢脸的情况下获得的——它不战而胜，在它仰面平躺、大口喘气的时候成功就从天而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伦敦充当着整个世界的银行家，操纵着全球的货币业务；大型美国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金往往是从伦敦或从欧洲大陆经伦敦获得的，而仅在美国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华尔街，在国际业务中主要充当美国公司与跨大西洋资本之间的经纪人。到l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前几周，英国实行了一项震惊世界的措施：暂停用黄金兑换英镑——在金本位盛行全球的时期，这一举措就好比玩纸牌游戏时最令人敬畏、最受信赖的玩家突然宣布退出游戏，并拒绝兑换筹码。随后，英国财政部做出了禁止一切海外投资的决定。由此，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承认的那样，放弃金本位意味着“暂时放弃我们作为国际货币中心所享有的历史权利”，不可避免地使“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国际业务转移到了……美国”。伦敦《泰晤士报》毫不留情地宣布，美国“有能力承担这些业务”。
如果说美国确实有能力的话，那也只是勉为其难。英国在美国金融界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英国的退出使得华尔街近乎瘫痪，就好像费城或底特律已经参战似的。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纽约证交所的股票病态大跌；从第二天开始，证交所暂停交易，时间长达近9个月，而在此前的历史上，证交所连续关闭的时间从未超过10天。此外，纽约银行界也几近恐慌。在国际商务中，美国商人都是净债务人，债务总额超过30亿美元，而债权人则几乎都来自于参战的欧洲国家；这些债权人不仅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还根据战争时期债权人的悠久传统，要求他们用黄金偿还。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惊慌失措的银行储户纷纷涌到银行提款，事态因而进一步恶化。在战争爆发后的前两周内，美国银行流失了大量资金，局势几乎变得和1907年金融大恐慌时期一样动荡不安。那年秋天，黄金以惊人的速度从国库中流出，其中大部分经加拿大流到了伦敦。美国国内的商业遭受了冲击，对外贸易也由于德国军队对海上通道的监控而停止，华尔街几乎成了一座鬼城——银行朝不保夕，证交所和经纪事务所停业，只有少数“非法经纪人”违抗证交所的命令，在新街维持着一个“非法”的露天股票交易市场，在那里，他们以惊人的价格买卖少量股票。这就是全球金融界的新赢家。
但是，华尔街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非但没有因战争而破产或毁灭，反而起到了为战争提供资金和补给的作用。1914年11月，黄金外流开始减缓，12月停止，到1915年1月，黄金开始反向流入美国。证交所在1915年4月恢复了正常交易。美国对协约国的贷款额不断增加，眼看就要达到数十亿美元；美国的出口贸易以战争补给品为主，还包括大量食品、饲料和棉花，一直到1917年，这些贸易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同时，欧洲国家即便不用黄金购买枪支，也会将黄金运往纽约保管。l915年初的这一小股黄金流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变为一股洪流，源源不断地向西流入美国；1916年3月这一个月，美国的黄金输入量就几乎达到了过去一整年的水平。在这样的形势下，全球的财富似乎一夜之间从一家银行转移到了另一家银行——而且不是暂时性的转移，因为到1925年英国终于有能力恢复黄金兑换之时，她已经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到1920年，华尔街承担起过去属于伦敦的业务已经绰绰有余了。1年半以来，美国主要通过内部销售债券的方式，筹资参与战争，她已经从一个30亿美元的国际债权人摇身变成了30亿美元的债务人。美国国库坐拥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货币黄金供应量的1／3。战后的全国性萧条如期而至，但没有原先预计的那么糟糕，没有出现公司纷纷破产倒闭、随处可见领取救济的队伍的情况。华尔街甚至在无意之中从战争中赢得了大批新客户——因购买自由公债而对投资保有长久兴趣的公民。华尔街稳坐江山，但是仍然缺乏它那没落的前任所拥有的帝王般的自信。
在应对1920年9月16日中午的爆炸事件之时，这种自信的缺失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然，最先对爆炸事件做出反应的既不是社会力量也不是政治力量，而是华尔街上的人们。幸存者先是慌乱地逃离爆炸现场，他们不断被死者和伤者的身体绊倒，空气中弥漫着尖叫声；几分钟后，好奇心战胜了对再一次发生爆炸的恐惧，幸存者与周围大厦内冲出的数以干计的人们一起，又潮水般地涌了回去。五分钟内，这一地区聚集了上万人。脚下，没有得到第一时间援救的伤者为了自我保护而大声叫喊。一位年轻的收款员身受重伤，却还像卡扎比昂卡（Casabianca，1762～1798年，法舰“东方”号的舰长。在阿布基尔对英一战中，舰只受到致命损伤，他先安排水手下船脱险，自己留在舰上将舰炸沉殉国。——译者注）一样尽忠职守，他请求别人看管好他携带的一叠证券，以求在死前完成任务——他的确死了。华尔街36号舒侯特（Schulte）雪茄店里的一名店员，听到爆炸声后像拍钢盔一样拍了拍头上的毡帽，这是他在法国军队中养成的习惯。证交所总裁平静而迅速地从他所站的地方走到（证交所内禁止奔跑）俯瞰着交易厅的演讲台上，敲响铜锣，在爆炸发生后的一分钟内结束了当天的交易。布罗德街上距离爆炸点几百英尺的纽约场外交易所，无需敲响铜锣就结束了交易，因为那里突然乱作一团，许多受惊或受伤的经纪人为了获得身体上而非财务上的庇护而大打出手。成批的警察和附近医院里的医生奋力挤到跌倒的受伤者身边；几分钟后，联邦军队从总督岛赶至，很快清理并封锁了这一地区。
J.P.摩根公司巨穴般的办公室损坏得最为严重，室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翻倒在地的桌子、散落的纸张和扭曲的钢丝纱窗残片。无疑，这些不久前才安上的钢丝纱窗及时防止了更多流血事件的发生。摩根公司的一名员工丧生，另一名在第二天因伤势过重身亡，还有许多受了重伤。朱尼厄斯·摩根当时正坐在一楼靠北窗的办公桌前，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他向前甩了出去，随后坠落的玻璃划伤了他。媒体报道称，他的伤口在手上，但这可能只是1920年新闻报道的一种委婉说法；幸存下来的几位前合伙人事后坚称，他伤在背部。不管到底伤在哪儿，他在接受了布罗德街医院的治疗后豪迈地宣称，他“没有受伤”。另一位年轻的摩根人威廉姆·埃文（william Ewing）被击晕，几分钟后他苏醒过来，却发现自己的头被卡在一只废纸篓里。
摩根公司的二把手、高级合伙人亨利·P.戴维森（Henry P.Davison）当时恰巧不在大楼内。另外4位在楼内的合伙人幸运地躲过了灾难。他们分别是：托马斯·w.拉蒙特（Thomas W.Lamont），他很快就将接替戴维森成为摩根的得力助手；德怀特·W.莫若（Dwight W.Morrow），他后来成为驻墨西哥大使和美国的政治领袖；艾略特·培根（Elliott Bacon），摩根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在国内事务方面影响力很大；乔治·惠特尼（George Whitney），培根的姻亲，摩根公司迅速崭露头角的一位年轻人，也是华尔街上另一位大有前途的债券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的哥哥。他们4人当时正在二楼老摩根的房间内开会，这个房间恰位于布罗德街和华尔街的街角上；房间的窗户朝西，北面只有一堵没有窗户、堡垒般的墙，因此，他4f-N5毫发无损。由于事发突然，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是进攻时躲在安全碉堡里的懦弱将军；但是，他们之中一位真正的将军倒是有此嫌疑——这位来访的法国高级将领是莫若的客人，在爆炸的回声渐渐减弱、外面浓烟滚滚、到处都能听到玻璃碎落之声时，他向这几位合伙人问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整个下午，警察、联邦军队以及大约500名志愿帮忙的退伍军人忙着第一时间抢救伤者，把他们送上救护车，并控制迅速集结的人群。人群很快就增加到了4万人左右，许多人一直呆到晚上，或者也可能是下班届从上城区赶来的人们替代了原来的人群，他们看着在弧光灯照耀下进行着的残骸清理和破窗封闭工作。当晚，一种倔强的、严阵以待的精神在纽约金融界的领袖们之间传播着，而且感染了华尔街上的群众；这种精神的精髓是：“明天就回去上班，赤色分子将受到蔑视。”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炸弹是某个激进组织的成员安放的，尽管第一手证据其实并不肯定。目击者对爆炸前发生的事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即11：55左右一辆古老的单顶马车——红的、黄的或绿的，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颜色——被一匹看上去更为古老的栗色马拉着行驶在华尔街上，最后停在了鉴定局门前。有的目击者还说，他们看到马车上载有可能装着炸药的桶和箱子，但是那些自告奋勇的人没有一个说得出车夫的模样以及车夫在停车后做了些什么。在这一地点找到的残骸证实了马车的存在：被炸碎的马匹肢体，其中包括两个钉着马掌的马蹄，以及马车轮轴和轮毂的残片。但是并不能根据这些证据断定或推测爆炸究竟是由炸弹引起的还是一次意外事故。一方面，一位遇难者在临死时说，他看到一辆马车翻倒在街上，车上清晰地印有“杜邦”字样；其他一些人或多或少证实了他的证词，但却都不是很肯定，他们都在马车上看到了知名炸药公司的名称，但具体什么名称却五花八门——有的说是赫克力士（Hercules）炸药公司，有的说是底特马（Dittmar）炸药公司，还有的说是埃特纳（Aetna）炸药公司。假定马车确实属于某家炸药公司，那么爆破工程所需的炸药在运输过程中意外爆炸，这确实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测。市中心地区有好几个爆破工程正在进行中，其中一个项目恰好位于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证交所的扩建工程就在那儿。但可惜的是，上述所有炸药公司都能证明，它们的马车当天没有经过这一地区。杜邦公司的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一辆印有杜邦标志的运货卡车在当天上午晚些时候驶经距离华尔街几个街区的地方，车上装的是涂料，而不是炸药。这可能混淆了目击者的视听。
炸弹说的证据主要是散落在周围的吊窗锤碎片，这些碎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严重的伤亡。警方最终收集到了500多磅这种破坏性的碎片，一辆无恶意的炸药运输车装载这么多炸药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是，对许多身处这样紧张气氛中的人来说，更有说服力的是爆炸发生的地点。这其中的含义非同小可。事发当天，在武装警卫的保护下，价值9亿美元的黄金正从国库分库大厦的储藏室中被搬运到隔壁鉴定局的储藏室中，这些黄金被铸成小金条整齐地安放在一个木箱中，每条重25磅。工人们抬着黄金，沿一段木质斜坡穿过两座大厦之间的狭窄小巷，而爆炸发生的地点差不多正对着这条小巷。爆炸发生时，搬运工和警卫刚刚干完活准备吃午饭，他们回到大厦，关上了身后装有栅栏的侧门。他们就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也许还阻止了一场针对美国国库的大规模抢劫。如果国库内所有或大部分黄金丢失的话，全球金融界可能会立即出现骚乱。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情节激烈的小说里，生活中则很少发生。
许多美国人相信，这种由暴力引发的混乱正是激进派所希望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笼罩在赤色恐惧之中，这有些类似于麦卡锡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的极端时期。——译者注）的后期。在1920年，“炸弹”意味着“赤色”，而且常常是“外来赤色”，反之亦然。但是，这一时期与麦卡锡时代不同的是，1919年的许多起爆炸事件都是真实的。那年4月，炸弹被装在邮包里寄给了18位大人物，邮包一旦打开就会爆炸。这些大人物中包括有着反工会记录的西雅图市长，美国移民委员会委员长，因将两名激进派领袖送上断头台而出名的法官，美国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默（A.Mitchell Palmer），工党秘书威廉姆·B.威尔逊（William B Wil—son）以及金融界的两位巨头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和J.P.摩根。（大部分炸弹都没有到达目的地，其原因只有一个：这些炸弹邮包因邮资不够被耽搁在了纽约邮局中，最终被发现了。）几天以后，投放在克利夫兰、费城、匹兹堡、纽约等地的炸弹发生了爆炸，帕默的一个匿名反对者——一个固执的、有着巨大的政治野心和狂热的信仰、立志成为全国头号激进派战士的贵格会教徒——再次袭击了帕默，但这次不是通过邮局；帕默在华盛顿的住宅遭到了炸弹的严重破坏，但没有人受伤，只有这名反对者自己被炸死了。帕默任命美国最著名的两位侦探威廉姆·J.弗林（William J.Flynn）和弗朗西斯·P.加文（Francis P.Garvan），担任司法部两个主要的警务职位——调查局局长和赤色追捕助理。1919年秋，帕默发起了一场针对激进分子的反恐战役。这场战役在1920年1月2日晚达到顶峰。那晚，在一场精心策划的搜捕行动中，39个城市超过4000名激进派嫌疑分子同时被捕。民众普遍拍手叫好，把帕默看作国家的救星，虽然事后大部分嫌疑分子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时代报》这样报道：l920年9月16日晚，“联邦、州及市的政府官员一致认为，这次毁灭性的爆炸代表着赤色分子长久以来一触即发的暴行”。显然，全国上下都这么认为。警方的封锁线很快围住了芝加哥、波士顿和费城的金融区；各个城市的警局、金库和大人物们都受到了严密保护；30名侦探围住了J.P.摩根在麦迪逊（Maflison）大街上的住宅，尽管他并不在家；联邦调查局局长弗林已经乘坐特快列车从华盛顿赶到纽约，正在指挥调查员们工作。此外，从华盛顿传来消息说，帕默和加文正在赶往纽约的路上。
第二天，9月17目，联邦政府官员透露，他们发现了——或者还不如说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一条线索。尽管这条线索无法证明罪犯的身份，但却说明了犯罪的性质。纽约邮局在雪松（Cedar）街和布罗德街交叉口的邮箱里发现了5张没有地址的散页纸，这个邮箱距离布罗德街和华尔街步行仅需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