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洋葱：君特•格拉斯回忆录

国内媒体紧密跟踪，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国内各大媒体对《剥洋葱》极其关注，均以专题形式对该书以及由其引发的文化事件进行专题报道。今年11月，“格拉斯事件”再起风波，他已决定起诉其传记《君特?格拉斯》的作者，称其文中写到自己当年“志愿”加入党卫军失实，他当年是“被迫”加入党卫军。看来，由《剥洋葱》引发的争议将继续是媒体聚焦的热点。中共电视台： 阿丘《社会纪录》： 《剥洋葱》的格拉斯。南方周末专题：君特?格拉斯：第50具党卫军？中新京报书评：格拉斯剥洋葱辣了谁的眼睛？（肖复兴）。北京青年周刊： 格拉斯剥洋葱自剥陈茧。外滩画报：德国著名作家“党卫军丑闻”风波再起，什么是《剥洋葱》？我所写的关乎“耻”与随之而来的“愧”。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格拉斯八十自白。

关于一个人的12岁到32岁的回忆
12岁那年，童年在但泽老城的炮火声中结束
17岁入伍被编入党卫军，未发一枪，受伤被俘
战后匮乏年代的三重饥饿：对食物，对女人，对艺术
杜塞尔多夫的酒吧，业余爵士手把搓衣板当乐器
柏林的空气，与一生至爱安娜相拥而舞到天明
万湖湖畔“四七社”，穿在身上的第一笔诗歌奖金
无法兑现的许诺，带母亲去那“柠檬花开的南方”
巴黎的地下室，为第一部叙事作品找到了第一句话，然后一章又一章
这就是《铁皮鼓》。
在回忆录《剥洋葱》中，格拉斯记叙了他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共11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铁皮鼓》。格拉斯声称12岁时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而他在《铁皮鼓》之后的经历，已经为人们熟知，无需写入回忆录。

在书中，他一次次地诘问年轻的自己，一层一层地剥去记忆的外皮，尽管这是一个痛苦、艰难、浸满泪水的过程，因为格拉斯认为“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1927年生于但泽。作家、雕塑家、画家。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作家，文学创作涉及小说、诗歌、随笔，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称其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被历史遗忘的面孔”。

第一章 层层叠叠洋葱皮
第二章 深藏不露
第三章 他的大名是“这事咱不干”
第四章 我如何学会了恐惧
第五章 请客吃饭
第六章 井上井下
第七章 第三种饥饿
第八章 我如何成了烟民
第九章 柏林的空气
第十章 癌症无声地袭来时
第十一章 我得到的新婚礼物

十七岁，我接到入伍通知

一直不敢去想的事情，现在才成了事实，黑字白纸地放在面前签了名，填了日期盖了章：入伍通知。但是，那些预先印在上面的大写和小写字母都说了些什么？信笺上端的文字模模糊糊的。签名者的头衔也看不清，似乎他事后被撤了职。记忆平时是个话篓子，动不动就抖出几件轶事来，现在却只给我一张白纸。或者，是我自己不愿去解开刻在洋葱皮上的那些密码？

母亲不愿去火车站送儿子。个子比我小的她在客厅里拥抱我，在钢琴和落地大座钟之间哭成了个泪人：“你可得给我平平安安地回家……”

是父亲送的我。我们坐电车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默默无言。然后，他得为自己买一张站台票。他戴着绒帽，衣着整洁，看上去俨然是中产阶级。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到目前为止还能在战时保持平民身份的中年男人。

他坚持要替我提着纸板旅行箱。他，我的父亲，我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曾一直都想摆脱他，我曾认为两居室拥挤不堪和四家人合用厕所都得怪他，我曾想用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杀了他，而且在脑海里已经杀了他好几次； 他，我的父亲，有人以后会模仿他把情感变成鲜汤，我从来没有温柔地、经常只是在争吵中接近他；他享受生活，无忧无虑，容易上当，总是努力保持仪态端正，努力像他说的那样“一笔一划地写一手好字”；他以自己的标准来爱我，他天生就是个做丈夫的料，是太太嘴里的“小威”。这样的他，我的父亲，在火车猛烈地喷吐着蒸汽进站的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他，而不是我，脸上滚下了泪珠。他拥抱我，不，我要坚持说，是我拥抱了他。

或许不是这样，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只是握手道别？

我们节约用词，甚至是用词吝啬？“走好，孩子！” “再见，爸爸！”

火车开始驶出月台大厅时，他是否取下了头上的绒帽？他尴尬地用手捋平略显散乱的金发？
他挥动绒帽和我告别？或许他挥动的是那块手帕？在炎炎夏日，他总是把手帕四角打结当帽子戴，在我眼里可笑极了。

我也从敞开的车窗向他挥手告别，看着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记得清清楚楚的是远处的背景，但泽城里林立的塔楼映在暮色苍茫的天幕上。我还记得当时听见近处卡塔琳娜教堂的钟声：“永远忠诚，永远正直，至死不渝，死而后已……”


格拉斯访谈：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摘自德国著名《法兰克福汇报》对格拉斯的采访）

汇报：您的回忆录取名《剥洋葱》，洋葱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汇报：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您？

格拉斯：我不想讲这是一次艰难的分娩，但在动笔之前，我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因为我原则上反对自传。许多自传都想告诉读者，一桩事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写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对我很重要。

汇报：您的自传回溯到您的童年。可它不是始于您最早的回忆，而是始于战争的爆发，当时您12岁。您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日期呢？

格拉斯：战争是中心和关键。它是我的童年开始结束的日期，因为随着战争的爆发，首次有来自外部的事物影响到我的家庭。在波兰邮局工作的舅舅一下子不见了，他不再来看望我们了，他的孩子们不再同我们玩耍了。后来听说，他被根据紧急状态法枪杀了。卡苏比的姨婆以前经常跟我们家来往，突然变得不受欢迎了。直到战争后期，姨婆才又来了，带来些农庄上的东西，来我们这里换煤油。由于物资匮乏，她在乡下买不到煤油。这样又有了家庭团结。但最初，我父亲只是机会主义地适应现实。

汇报：您没有能从中发掘的家庭档案吗？

格拉斯：作为流亡者的孩子———如今我都快80岁了，但还称自己是流亡者的孩子———我一无所有。我在书中指出，在波登湖畔或在纽伦堡长大的同事们还留有他们的学生成绩单和童年用过的各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全没了，就剩下母亲保存下来的不多几张照片。因此我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中，但在讲述时，事实又证明这反而是有利的。

汇报：在那些遗失了的童年宝贝中，也包括您首部长篇小说的手稿。

格拉斯：对，那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3世纪，在那个空位时期，那个没有皇帝的可怕时期。当时有私设刑庭，施陶弗王国正走向没落，死神和魔鬼出洞了。但我不会节省我虚构出来的角色，第一章的结尾，他们全都死了。因此写不下去了。但我总算从中学到，以后处理角色时要精打细算。图拉？波克瑞夫克和奥斯卡？马策拉特在他们首次亮相时活了下来，因而可以重新出现在以后的书里。

汇报：您多次说过，直到巴尔杜？封？希拉赫在纽伦堡的认罪，您才相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现在您十分出人预料地提到，您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成员。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

格拉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汇报：您肯定是到了部队才发现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进了武装党卫军）？或者您从征兵令上就能看出来呢？

格拉斯：这一点不清楚，因为我不肯定事情是怎样的。从征兵令、从信头、从签署者的级别就能认出来吗？还是我到了德累斯顿后才发觉的？我记不清了。

汇报：您当时跟战友们谈论过参加武装党卫军意味着什么吗？当时年轻人聚集到一起会谈论这个话题吗？

格拉斯：军队里的情形就跟我书里描写的一样——操练。没有别的。当时只想怎么能躲过去。我给自己搞到了黄疸病的证明，可这只够请几个星期的假。然后又是艰苦的操练和不充分的老式枪械训练——无论如何必须将它们写下来。

汇报：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
格拉斯：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

汇报：您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加国防军？
格拉斯：一开始，我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这一切，因此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汇报：您因此有负罪感吗？
格拉斯：当时吗？没有。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认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

汇报：您是同代人中首先讲出自己是易受诱骗的人之一，您对待德国历史一直很坦率。为此您经常受到责骂。

格拉斯：是的，我们至今都有那许多抵抗战士，让人奇怪希特勒怎么能够上台。
但我还想回过头来再谈谈1950年代，向您解释一下我写《铁皮鼓》的动机。

194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全面的崩溃，而不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简单地说，像是德国天黑了，好像可怜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会绑架了。不是这样的。幼时，我亲身经历了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一切，而且是既兴奋又欣赏，当然也是受了诱惑，这是肯定的。说到年轻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兴奋。我想检查这一兴奋及其原因所在，在我写作《铁皮鼓》时就是这样，现在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我的新书里。（朱刘华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