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诗文史

扬之水，笔名，原名赵丽雅。被称为"京城三大才女"之一，醉心文史，博学多识，先是《读书》编辑，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古诗文名物研究。她的作品不多，却是许多读书人苦心搜罗的对象。作品有《脂麻通鉴》等。

小引
卷上 文
第一章 朴素之文
《尚书》
[附]金石文字
第二章 郁郁乎“文”
《左传》
[附]《公羊传》《谷梁传》《国语》
第三章 最初的平民趣味
《战国策》
[附]《晏子春秋》
第四章 “春风扇微和”与“猛志固常在”
《论语》
《孟子》
[附]《檀弓》
第五章 幻丽之文
《庄子》
第六章 “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老子》
《荀子》
《韩非子》
第七章 志怪意趣
《山海经》
[附]《穆天子传》
卷下 诗
第一章 “思无邪”
《诗经》
第二章 《风》《雅》寝声，奇文郁起
《楚辞》
后记
引用文献

书摘
这是周公代成王做出来的第一篇文字。它本意该是教训的，但我们读它却不感觉到严重的教训意味，是它处处以情动人也。起首第一节便很是委婉。《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於乎哀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都是身处忧患之际的成王口吻，可以用来和它相比照。“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仍是委婉，但这里却是铺垫，是留下一个与下文绾结的线索。“若涉渊水”，极见畏惧之心；“予惟往求朕攸济”，则又极见坚决之志。以下把如何问卜，如何得到吉兆细作交代，前面的层层铺垫，至此方扣合得密密实实。此后的一番说话，有对方的正反之议，有自家的对答与驳难，或实有，或悬拟，夹叙其中，依然是曲折生情。“尔惟旧人”云云，沉著切实。末两节则频频用着比喻，一一是人情之常，故尤其指点亲切也，又一气贯下，全是问势，宛若商略，最有深婉之致，然而婉曲处却句句迫切，句句激励，句句坚重。结末揭出信念所在，这信念不是凭空的高唱，却是一而再、再而三酝酿了那么久，通篇的委婉所以能够就此挽成百折不回的绝大之力量。

春秋以前，只有官学。至于春秋，而“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私家著述因此肇兴，同时也成为先秦之文学的一大转变。战国以降，乃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也，于是“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由此更开出一个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当其时也，诸子乃在不同的出发点上，从不同的角度自由思索，自由发表意见，激烈的互相攻讦，尤其显示了喷涌的活力，此际却没有任何一个权威的声音来宣判谁是谁非，因此只见争鸣的百家，而不见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一统之局。诸子文章的不朽魅力，其实不在于是非优劣，而正在于这样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容一切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也赐予了文学以真正的和难得的宽容。钱穆说：“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牛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不过到了《战国策》，却又有不同。它是三代
之蕴蓄的最后之暴发，而战国策士对占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已经不能够满足，于蕴蓄它的母体，竟是有了颠覆与消解的一部分力量。从文学的一面来说，与此前的作品相比，它便特别显示了一种世俗的趣味。若作一个粗略的比较，那么大致可以说，《左传》是贵族的文学，《战国策》是平民的文学。前者多圣贤气，后者多游士气。
活动在《左传》、《国语》中的，多半是诸侯，卿士，士大夫；在《战国策》，最为活跃的，却是所谓的“穷士”。《东周策》：“杜赫欲重景翠于周，谓周君曰：‘君之国小，尽君子重宝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今君将施于大人，大人轻君；
施于小人，小人无可以求，又费财焉。君必施于今之穷士不必且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其时之“穷土”，所以有了很多改变命运而不必终生为穷土的机会。他们仿佛个个是识时务的俊杰，其学不迂腐，其心无滞碍，而于人情事理、山川地势、大国小国间的矛盾和利害，无不揣摩了解得深透，怀抱了现世的利禄的目的游说人主，句句求得奏效自然是第一要义，正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揣摩中，实不能不多有文学之用心，策士的辞令，因此又特有其艳。艳者，便是丰也，色也。
有意思的是，《战国策》中，被游说的王侯公卿几乎很少例外的普遍患着弱智，浑浑噩噩，懵懵懂懂，而真正能够左右大小政局的则是最有聪明才智的游侠策士。固然如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所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土，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不过其中的许多情节其实经不起推敲，恐怕有不少是夸张渲染出来的效果。而《战国策》作为平民的文学，应该说，睥睨王侯公卿，正是它的一个格外鲜明的特色。
《魏策三》：
唯先生也。敝邑有宝璧二双，文马二驷，请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诺。”入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伐与国，使仇敌制其余敝，名丑而实危，为王弗
取也。”齐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谓齐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马也。”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璧、马，有诸?”曰：“有之。”“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
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齐策四》：
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不知。”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喻。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为言。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前人虽然从先秦文献中网罗钩稽古谣谚、古佚诗，作了不少辑佚的工作，但这些歌、谣的创作年代其实很难确定，因此未免真伪杂糅。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即诗必有韵，而有韵却未必即诗。或者说，有韵是诗的重要特征，然而却不是它的唯一特征。《书·尧典》曰“诗言志”，《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则有此志与情，方有诗的精神与旨趣。可以说，韵律是诗的形貌，情志方为诗的内质，在谣谚与诗之间，原当有这样一个分界。而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比较可靠的诗歌作品，便只有《诗经》和《楚辞》。
“诗经”，当日称作“诗”或“诗三百”。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虽然由“三千”删至“三百”的说法颇可怀疑，乃至“诗三百”究竟是否成于孔子，也不很可信，但孔子大约是作了细致的整理工作。《诗》的时代，以《周颂》为最早，时当西周初年；《国风》为晚，最晚的《陈风·株林》已近春秋中叶，则《诗》所存是此间五百年诗歌之精华。
“诗三百”，都可以入乐，并且可以伴随着舞，《左传》中便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后来代表了南音的《楚辞》，也是如此。以后乐与舞都失传，自然很是可惜，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诗非依赖乐舞则不能完成它的美善，那么应该说这样的诗尚不是纯全之诗。诗，乐，舞，可以结合，而且结合之后达于谐美；诗，乐，舞，又可以分离，而且分离之后依然不失其独立之美善，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三者都已臻于成熟。因此，《诗》的旋律虽已随风散入史的苍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有了独立的诗的品质，即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美，并由这样的文字而承载的意志与情感，则作为文学史中的诗，它并没有损失掉很多，只要我们时时记得，它有—个音乐的背景，它曾经是属于“乐语”的诗。
《诗》有《风》、《雅》、《颂》之分。《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说未必能够与诗完全相合，所谓“政有小大”，也未免令人疑惑，但作为一个大略的分别，或者尚有可取之处。当然乐调很可能是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以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前者是抒写情意，后者是讲道理。抒写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动，而道理讲得好，清朗透彻的智思，同样感发志意，令人移情，何况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如果说早期记事之文的简洁很大程度是巾于书写材料的限制，而并非出于文学的自觉，那么到了《诗》时代，追求凝练便已出自诗心，尤其二《雅》中的政论诗，常常是把诗的意旨锻炼为精粹的格言，这些诗句也果然有着格言式的警世的力量。
诗的创作时代，已经无法一一考订，但仍可有一个粗略的划分，即《周颂》在先，《大雅》次之，《小雅》又次之，《风》则最后。当然各部之间也还有交叉有重叠。
颂
《颂》是祭祖时的舞乐，即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如此，诗里自然要有颂扬，但却不仅仅是颂扬，此中仍是在传达一种志意与精神。宋人辅广在评述《秦风·终南》时说：“古人为颂祷之辞，不徒颂祷而已也，必有劝勉之意寓乎其间，故君子谓之善颂善祷。若徒颂祷而无劝戒之意，则是后世之谀词耳”(《童子问》)。此于《颂》的精神揭示得很明白。“他们敬畏上帝，敬畏祖先，敬畏民众，敬畏民众的公共意志，他们常不敢放肆，不敢荒淫惰逸，相互间常以严肃的意态警诫着”。这样—种小心敬畏之心，为《颂》灌注了始终的和厚与真诚，虽是庙堂舞乐，却仍有动人之处，并且在一篇本来很少个人情感的颂词
中，也依然有神气，有韵致。
如《般》：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
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诗序》说它是“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然而却不知道这是属于哪一个王。后人由情理上推测，以为系于成王为近是，即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逝，恐怕未及巡守，至周公辅成王，做定几件大事，如平三监，营洛邑，制礼作乐，此后周政才得稳定，曰成王巡守祭祀，合于这一段史事中的情理，而《般》之如此气魄，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背景。可以与诗互相发明的是铸于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据今所知，它是最早提出了“中国”的概念，即所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诗与铭文，便恰好有这样一种精神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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