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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文集:《无边的挑战》(2023版)


陈晓明文集:《无边的挑战》(2023版)

作  者:陈晓明

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01月

定  价:168.00

I S B N :9787218158068

所属分类: 文学  >  非小说  >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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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于先锋文学兴起后,从世界文学的高度、中国文学的脉络以及当时文化思潮的整体背景上,以文本为中心,分析先锋小说思潮的发生、美学特征、文学史意义以及局限性等,对中国先锋派文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研究和剖析,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中国先锋小说进行了富有激情的批评,深度介入文学现场,为当代文学转型发展与精神流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TOP作者简介

陈晓明,男,1959 年生,福建光泽人。1990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2003 年起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 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6 年至 2020 年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2020 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5 年至 1998 年曾在荷兰莱顿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等学府做访问研究和讲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1993)、《不死的纯文学》(2007)、《德里达的底线》(2009)、《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众妙之门》(2015)、《无法终结的现代性》(2018)等 20 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评论近 600 篇。

2003 年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项,2006 年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曾获教育部、北京市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若干。担任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

 

TOP目录

第一辑? ? 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导言·历史转型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004 多元的时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理论规约

013 趋同与变异: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

022 勉强的记忆:“文革后”的历史叙事或先锋派的文化规定性

上篇??叙事革命:话语与风格

第一章·冒险的迁徙:先锋小说的叙事转换

035 终极性失落:消解深度模式

038 文学的萎缩:创作向写作退化

041 裸露的事实:叙述向故事转化

043 广阔的瞬间:故事向感觉敞开

046 暂时的平面:感觉向语言还原

第二章·临界叙述:先锋小说的语言经验

052 临界感觉的发生与语言的内在机制

057 临界感觉与叙述的双向循环

061 临界感觉与叙述情境

066 临界状态与世界的无边存在

第三章·多形的话语:先锋小说的叙事变奏

072 开放的时间:叙述与故事的二元协奏

078 开放的感觉:现实与幻觉的双向转换

083 开放的文本:互为文本的多重变奏

第四章·空缺与重复: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

090 不在之在:故事中的空缺

094 在空缺的边界:作为补充的描写情境

098 重复:存在的迷失

103 空缺的哲学与文化阐释

第五章·过剩与匮乏:先锋小说的抒情风格

111 抒情风格的两种规定:历史意识与话语意识

116 语言的过剩:抒情性句式

121 错位的情境:无望的抒情或反讽意味

126 匮乏与补充:语言的乌托邦

中篇??精神变异:寓言与逃逸

第六章·破裂与见证:新情感的变迁或危机

136 新情感的蔓延:一个伸展的主题

140 浮出海面:生活破裂的见证

148 “非升华”:“幸福承诺”的破灭

第七章·超越与认同:后现代主义意识

155 冷漠的叙述:苦难意识的残酷化

160 错位的游戏:孤独感的娱乐化

166 反抗与认同:荒诞感的诗性化

172 虚假的深度:神秘感的轻化

第八章·暴力与游戏:无主体的话语

179 语言的暴力:叙事的能指化

184 多重文本:追寻话语之流

189 主体的失落:后现代的话语特征

第九章·穿过时间的迷津:在历史之外叙述

206 历史之外的迷津:叙述时间的绝对性

211 对家园的逃亡:没有终结的生存论游戏

219 假想的皈依:回到现实之中的精神祈祷

第十章·幻想与逃亡:永无归期的自我流放

227 新时期的想象关系:自我的确认与放大

230 镜像的解体:自我的角色化或符号化

236 胜过“父法”:逃亡与超越

243 后个人主义时代:自虐与自恋的怪圈

下篇??文化象征:断裂与更新

第十一章·历史的颓败:后悲剧时代的寓言

251 颓败的故事:历史性、家族与往事

255 颓败的历史死结:性与原罪

259 颓败的话语情境:对话与解构

265 后悲剧时代:历史颓败的寓言

第十二章·无望的救赎:从形式到历史

275 现实的尽头:写作与文化救赎

282 在历史的边缘:讲述与寓言

287 救赎与皈依:复古的共同记忆

292 无望的救赎与最低限度的承诺

第十三章·欲望化叙事:历史修辞学的变形记

295 “人”的退场:从爱情到本能

298 背景的虚化:没有内在性的历史现场

305 情爱的表象化:欲望化的叙事法则

314 越过界线:女性叙事的后道德状况

第十四章·后当代传奇:仿真的审美能动性

327 从现实到虚构:现实潜文本的位移

336 仿真的时代:现实的复活与审美能动性

344 仿真的实质:现实的审美化及超越的可能性

第十五章·命运与性格:晚生代的现代性策略

352 先锋之后:晚生代的突围

355 极端力量:“命运意识”

359 极限状态:性格的极限

365 视点的阴谋:略微的荒诞感

368 有限的超越性:审美的现代性情结

第十六章·异类的尖叫:断裂与新的符号秩序

376 尖硬的断裂:异类的自我界定与符号资本

385 本质性写作:有限的革命

392 异类的符号谱系:时尚前卫与亚文化写作

402 暧昧的可选择性:后革命时代的备忘录

405 结语 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

419 附录一 中国先锋小说主要代表作年表

432 附录二 1993 年版自序

435 附录三 2003 年版自序

439 附录四 2015 年版自序

447 主要参考书目

第二辑? ? 转型期的文学—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节选)

第一章·镜像的置换:从宏大寓言到剩余文化

455 上 超级镜像化: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整合实践

464 下 剩余的文化:后新时期的话语碎片

第二章·边缘的萎缩:从现代到后现代

480 现代艺术的“边缘精神”

483 边缘精神萎缩:后现代艺术的平面化

486 跨越边缘:当代文学的困境

第三章·不安的视线:转型期的城市状态

492 引言:都市的历史与形式

494 都市情绪:景观与状态

498 都市意识:对都市的质疑或嘲弄

506 都市话语:王朔的城市痞子与市民社会

508 新的生活状态:欲望化的都市奇景

513 结语:都市小说的前景与小说的新趋向

第四章·无法确证的自我:女性主义意识的崛起

517 误置的前驱:新时期的同路人

521 无奈的退却:回到日常生活的女性写作

525 无法面对的现场:消费时代的女性侧面

530 结语:依然迷惘的中国女性小说

第五章·超越与逃逸:对“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的重新反省

538 前提与可能性:穿过历史空场

541 在表象与语词之间:面对“现在”的文学流向

549 “60 群体”:超越与限制

 

TOP书摘

不懈的求索,坚韧的踪迹

——《陈晓明文集》编辑前言

陈国和

陈晓明先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主要在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研究等三个方向进行开掘,取得了许多具有理论开创意义的成果。他提出的许多命题、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以后也将持续显现其价值。承蒙陈晓明先生信任,让笔者协助他一起编辑《陈晓明文集》。文集共有八卷,今年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文集主要以陈晓明先生在 1980、1990 年代及21 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著述为基础进行选择、增删、修改和编辑,以主要代表作为主体,适当选择其他主题相近的论述组成一卷。其中《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各成一卷;《无边的挑战》(加上《剩余的想象》节选)、《后现代的现代性》(加上《无望的叛逆》节选)、《不死的纯文学》(加上《审美的激变》《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节选)、《小说的内与外》(加上《小说时评》节选)和《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加上《仿真的年代》节选)各自组成一卷;同时,选取陈晓明先生的部分短论组成单独一卷《通透之境》。陈晓明先生以独特风格和浪漫气质,深入探索前沿理论,立足文本,贴近现场展开文学批评,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设,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体系,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深入前沿的理论探索

上个世纪末孟繁华曾用“出场后的孤军深入”来形容陈晓明先生的学术实践。作为老朋友和同代人,孟繁华形象地描述了陈晓明先生 1990 年代的学术状态,可惜没有进一步深刻分析这种“孤军深入”状态产生的原因。

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陈晓明先生的生活、学术经历。1959 年陈晓明先生出生于闽北县城,父母亲是县城普通干部,家庭出身都是地主。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种家庭出身注定了陈晓明先生童年命运的坎坷。1969年,10 岁的他随父母下放闽北农村,17 岁到福建省光泽县司前公社西口大队插队。陈晓明先生的学术起点可以从 1978 年春算起。由于“政治身份”的原因,即使高考成绩非常优秀,他也只能与名校擦肩而过。这一年刚满 19 岁的他入福建南平师专中文系 77 级学习。像其他 77、78 级大学生一样,大学期间,陈晓明先生疯狂地学习,“闲谈不超过十分钟”,有那个时代大学生特有的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急迫感。同时,陈晓明先生也有着这代学人普遍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1980 年,陈晓明先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老教师的直接指导下,21 岁的陈晓明主

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课程。1983 年,24 岁的他终于走出闽北,去省城福建师大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李联明、孙绍振教授,正式开始学术生涯。1986 年,陈晓明先生完成硕士学业,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那时福建师大的文艺学还没有学位授予权)。毕业后进入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1987 年,28 岁的陈晓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钱中文教授。三年后博士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陈晓明先生博士学位论文为《解构与一种小说叙事方法》。2003 年,陈晓明先生 44 岁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工作期间,陈晓明先生多次赴国外学术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进行文化交流。

这里不厌其烦地交代陈晓明先生的生活背景和学术经历,主要是想说明,陈晓明先生在社会经验、历史意识、话语资源和精神诉求等方面,有着“50 后”学者的普遍特点,我们在讨论陈晓明先生时,其实也是在探讨“50 后”学者的学术史意义。这一代学者普遍具有英雄主义的气质、浪漫主义的情怀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感。这种学者气质一方面源于他们独具的丰富的生活经历,同时也是和 1980 年代的时代氛围相互激荡的结果。当然,这种理想激情往往会与现实产生矛盾甚至冲突,从而使得陈晓明先生富有激情的论述中既有抒情的意味也有感伤的气息。

同时,陈晓明先生更是一位具有鲜明后现代理论色彩的学者。这种理论色彩源于他独特的个人阅读经验和有意识的精神资源选择,这也是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开放胸襟使然。陈晓明先生早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理论的特殊爱好”。由于家庭的原因,陈晓明先生 10 岁时随父母下放到闽北农村生产队,他喜欢读“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反杜林论》”,虽然“根本看不懂,但端着那本书就觉得有一种欣慰”。在南平师专任教期间,陈晓明先生狂热地阅读商务印书馆编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其中有黑格尔、康 德、费希特、马克思、罗素等人的著作。不过,这些理论经典主要只是给陈晓明先生提供了知识背景或学术思维训练。陈晓明先生徜徉于东西方文明的文化长河,却始终关注中国的现实,有着明确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

陈晓明先生在他的成名作《无边的挑战》中列数先锋文学发生时的文化压力:面对“知青群体”,他们具有历史的“晚生感”;面对“大师”,他们无法摆脱艺术上的“迟到感”;面对传统,他们陷入文化上的“颓败感”等等。同时提出反抗这种压力的策略:“我们时代的‘晚生代’终究是从自己生存的文明现实中体悟到特殊的记忆形式,并且以此表达对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反抗。”陈晓明先生在此处讨论的是先锋文学作家们面临的历史境遇,实际也是他自己学术研究境遇的真实写照。初入学界时,他也面临种种文化压力,但他有一腔孤勇,从新批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开始,历经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的洗礼,最后与德里达、拉康、福柯等大师相遇,从存在主义学者转变为娴熟操练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学者。作为扛住理论闸门的先驱,陈晓明先生“孤军奋战”的工作状态是一种必然。

因为论文的超前理论前沿,陈晓明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颇费周折。甚至,当时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表示“看不懂”,差一点遭到否定。陈晓明先生对此深感委屈,“‘看不懂’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开辟一个创造性的思维视角,寻求独特的理论架构,有着需要深切领会的理论深度的东西”。显然,“看得懂”与“看不懂”不应成为衡量理论价值的标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陈晓明先生痴迷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专著《本文的审美结构》。因不甘心中国专家缺席以德里达哲学思想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哲学年会,陈晓明先生有意识地查阅了德里达的著作,并以德里达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陈晓明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解构与一种小说叙事方法》试图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来分析阐释中国先锋小说,也为当时尚属前沿的德里达、福柯、罗兰 · 巴特的理论勾勒了一幅基本草图。这种“孤军深入”的学术探索给比他更年轻的学子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为了完成理论纯粹性的夙愿,陈晓明先生重新撰写了一部关于解构的著作——这就是十多年后的《德里达的底线》写完这本书,他自己曾向朋友表示,“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1990 年代末期,陈晓明先生同时在关注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书名后修订为《后现代的现代性》)汇集了陈晓明先生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探讨。该著作主要讨论当代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转向问题,即当代文学如何从后现代问题转为现代性问题。陈晓明先生论述道,后现代性在崭露头角的时候,它是和现代性构成直接对立关系的。但是,随着后现代话语理论内涵的拓展,对现代性反思的深入,使得现代性问题本身成为至关重要的理论核心。从后现代性的立场反思现代性的问题,揭示了现代性问题的深层矛盾,同时也避免了后现代性的反现代性的简单立场。颠覆、解构等后现代性的方法或策略最终还是为了构建整体性的历史叙事。现代性的理论体系重新建构是陈晓明等“50 后”学者的主要任务和历史责任。这一代的学者有着 1960 至 1980 年代间高度浓缩了的甚至戏剧化了的历史经历,这使得他们富有开阔的视野,能够在细微的文化现象中捕捉到时代的宏大意义。当然,对于这些深奥的理论问题,陈晓明先生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着明确的边界意识,在他擅长的文学、文化领域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之后如《不死的纯文学》,论述的还是现代性问题。新世纪以来面对视听文明、网络文化的挑战,传统文学的命运令人堪忧,坚持纯文学的“不死”、守望“剩余的文学性”就显得特别悲壮。这种“不死”和“守望”目的是尽可能维系传统记忆,表明了陈晓明先生对待文学的态度和 一种在历史发展中审视文学存在价值的立场。

尽管陈晓明先生对解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情有独钟,但是,他更看重的是解构主义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观念、看待世界和事物的哲学立场。陈晓明先生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的话题甚至理论思潮“倒逼”文学创作,如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问题讨论、纯文学的追寻、“后新时期”“解构的踪迹”“晚生代”个人化写作”“历史化”“文学的肯定性”“中国文学的高度”“精神中国”等的命名。阐释当代复杂的文学现象、梳理文学脉象,构建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他学术实践的主要追求,这也是很多“50 后”学者的历史使命。

立足文本与贴近现场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说到底是一种知识再生产的学术实践活动,“批评是一项智力活动,一种敏感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的知识的融合。批评既是知识的运用,也应是知识的创造”。陈晓明先生是当下中国能够熟练地将西方最新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阐释中国问题、建构本土话语的学者。

陈晓明先生认为,“文学批评应该与创作实践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思想上敢于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批评要去领导文学创作实践,而是批评始终有自身的文化目标,它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和激发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文学批评应该与创作实践处于平等的地位”就是强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在 1950 至 1970 年代,文学批评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时的批评家主要由文联、作协、宣传文化部门的官员担任,文学批评是文坛进行批评教育、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对文学作品行使生杀大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无从谈起。同时,文学批评也不应是文学创作的附庸,面对现实生活,他们都是第一义的,具有不同的属性,彼此紧密相依,同时也不能统领对方。文学批评有“自身的文化目标”,需要将自身建设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其中摆脱文学批评的附属地位是最重要的一步。1980 年代以来,由于陈晓明先生及众多“50 后”批评家不懈的努力,同时也由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形成和日益健全,批评家的工作逐渐由高校教师以及研究生来担任,从而形成了学院派批评。这种批评范式并不是对文学作品意义的简单阐释,而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知识的再生产。这也使得学院派批评和某些媚俗的媒体批评区别开来。

在先锋文学问世之后,陈晓明先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里给予了强大的理论支持。陈晓明先生从世界文学的高度、中国文学的脉络以及当时文化思潮的整体背景上,以文本为中心,分析先锋小说思潮的发生、美学特征、文学史意义以及局限,等等。当时,1980 年代末,人们还没有完全接受先锋文学这一创作潮流,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资源也是半懂不懂,陈晓明先生以敏锐而富有激情的阐释,执着并敢于积极肯定、跟踪研究先锋小说,展示了一名具有探索精神的学者所应有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胆识。

陈晓明先生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中国先锋小说进行富有激情的批评,显然不同于 1950 年代的政治性文学批评,也不同于 1980 年代部分批评家惯用的现实主义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是有新的知识型的后现代文学批评。陈晓明先生的文学批评发展历程恰好契合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发展现状,他从 1980 年代开始接触、吸收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将这种新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并且成功地进行具体的文学评论实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学院派文学批评模式的构建。有学者早在 1990 年代中期就指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也不管我们想不想接受,陈晓明的名字已经强行走进我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并且以独标高举的视界逼迫我们在思索文学的走向时把他当作一个背景,一个参照点。陈晓明确实不容忽视。其不容忽视不仅因为他开辟了一种新的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也不仅因为他英气勃勃、富于雄辩的才禀,更因为他集纳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实践中一些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他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需要我们认知,需要我们理解,需要我们阐述。”这种论述无疑是非常精准的。

陈晓明先生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现场感。他从不缺席当下的文学现场,总是在芜杂、多变的文学现场中找到清晰的文学脉象,在驳杂、多元的文化现象中捕捉到文化星光,并将其进行学理上的命名。而这种命名又反过来刺激文学创作的发展,激发学术研究的知识生成,文学批评与创作形成一个良性的同构和互动关系。例如,他以敏锐的嗅觉、缜密的思辨,及时提出了“后新时期”“晚生代”“晚郁风格”等概念。陈晓明先生对文学现象及时的归纳总结,并不是痴迷于“名教”崇拜,而是通过“片面的深刻”,“跨界”的掘进,捋清文学发展脉络,建构文学阐释的可能。举凡他提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往往就成为现代文学学科新的学术热点,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陈晓明先生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为资源,深度介入文学现场,为当代文学转型发展与精神流向作出了突出贡献。

多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学术活动中观念性的论述居于主导地位,文本细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传统的鉴赏批评向现代观念性批评的转型过程中,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逐渐被挤压、甚至被彻底放逐,文学批评变成了政治批判。1950 年代以来,革命的观念实际成为文学批评要表达的意义和前提,成为决定文学命运的标准;1980 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没有完成现代理论批评的转型,现实主义批评模式即感悟式、印象式和论断式的批评文体还是主流。如何以文本细读为肌理来展开论述和阐释,这一研究工作的基础非常薄弱,文本细读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训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本实证的观念和方法基础不牢,道德主义立场的批评大行其道。因此,1980 年代以来加强文本细读的呼吁不绝于耳。

陈晓明先生强调文本细读的方法,“并不是执着于某一种流派的观念方法,也不是演绎某一类操作套路,而是回到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发阅读兴趣和想象力的那些关节,从而打开文本无限丰富广阔的天地”。他摒弃了以各种理论“套用”文本的做法,而是注重从文本的细枝末节,如从小说艺术、思想特质、历史语境等不同的维度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学现象重新梳理,作出新颖、独特的批评,彰显当代中国小说艺术变革,探索新的文学经验,拓展人们认识世界存在的方式。“从文本的叙述、语言修辞,尤其是隐喻和象征,人物的行为与命运,去揭示其中折射的文学史变异走向和社会历史意味。”这就是陈晓明先生特别着重探讨小说文本的内隐与外化的方法。

在《小说的内与外》中,陈晓明先生选择当代中国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分析这些文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建立内外关联,注重从文本的思想特质去挖掘文学的精神价值。例如他在分析马原的《虚构》时深入文本的修辞环节,在那些隐喻、象征、替换、伪装、模仿等细节中,去分析阐释它的丰富性和敞开性,追问文本意味的文学史变革意义,阐释它是如何超出现实主义的小说,怎样把“虚构”这一小说的原初问题体现出来。文本内在的故事、修辞、结构等元素,都指向它挑战、颠覆旧的小说的美学体系,指向马原虚构的世界,同时也寓言般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某种可能性存在。而在《通透之境》卷中收集的短论、书评和随笔,同样显示了陈晓明先生文本细读的学术功力,在书中,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作者个人的情感心迹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艺术表达。

客观地说,尽管陈晓明先生试图“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但是,这些著作中个别文本的分析还是有些“理论”的痕迹,某些短论急促而融通性不够。然而,不可否认,他总是善于在复杂的文化境遇中,清理一条明晰可辨的道路,直面问题核心,建构一种独特的文学阐释方式。他那蓬勃的激情、雄辩的语言、缜密的思考证明了文学批评也是一种独立、创造性的写作。

独创性的文学史构建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是陈晓明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早在 1980 年代陈晓明先生就已经走上了学术研究生涯,但是,他在当代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产生全国性影响主要是在 1993 年《无边的挑战》出版之后。经过长时间的理论积淀和缜密思考,陈晓明先生既具有 1980 年代人文科学学者那样的启蒙激情,坚守信仰和立场,也具有 1990 年代社会科学学者那样的建设者的姿态,注重现实性和操作性。因此,不难理解他提出“从现代性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历史的重新叙事和对中国现实的书写,以及文学本身的历史的建构,看成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历史化和现代性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历史化的动力源于现代性,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则依靠历史化才能完成。这既是陈晓明先生的历史意识和价值立场,又是他的历史使命和学术信念。

2009 年,陈晓明先生以一己之力撰写了近 60 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书名是为了致敬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详细论述了 1942 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的形成及变革历程,着力阐释和归纳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文学潮流,以及与历史社会环境和文学发展趋势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构建整个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直接表现为对1980 年代“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回应。作者的文学史观念、写作立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叙述体例,甚至语言风格,都表现出鲜明的“重写”愿望和理论诉求。而个人写史的学术实践不仅仅是个人学术能力的挑战,更是个人文学史叙述空间的拓展,这改变了以往文学史集体编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面对复杂的当代文学现象,陈晓明先生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姿态和立场,贴近文学现实与时代直接对话,极大地增强了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和主体意识。他在论述 1950—1970 年代文学时执意寻找那些蕴涵在政治意味浓郁作品中的“不死”的文学性,如《小二黑结婚》《山乡巨变》《艳阳天》等;而在阐释1980 年代中期之后那些具有鲜明文学性的作品时,他又总是透过那些看似极为个人化的书写迷雾,在“小说的内与外”中寻找与社会历史、时代现场建立秘密联系的有效通道,如对朦胧诗、先锋小说等当代文学现象的评价与阐释。这种“以论带史”的论述方式,增强了当代文学史的理论色彩,也显示了陈晓明先生充沛的艺术感受力和智慧的理论表达力。

陈晓明先生“所追求的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可能就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综合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史叙事——既给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个完整的、有序的、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又试图揭示这个历史过程中被人为话语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这种“完整的、有序的、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的追求表明了他对当代文学史历史叙述总体性的信仰;而揭示那些“被人为话语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则表明了他穿透迷雾、追根溯源、穷极中国文学脉象的学术自信和雄心。陈晓明先生怀着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书写中国文学史,他采用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框架,在世界文学的视野、文明叙述的深厚背景中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史。他认为承继与断裂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因此,他描绘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发展的线索是从激进的现代性叙事,到反思时代的展开,再到文学变革时期的激进探索和现代转型,然而,这种转型并非一劳永逸,199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趋于回归、恢复、多元和气象万千的格局。同时,中国文学在复杂性中寻求自身的道路。中国当代文学史被陈晓明先生叙述得摇曳多姿、楚楚有致。那种诗意盎然的文本细读与手起刀落的理性分析相得益彰、精彩纷呈。

陈晓明先生具有深厚的理论学识和高超的归纳阐释能力,把握住了文学史的主潮且富有整体气势,展现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史风格。他一直立足于本土,积极构建面向世界文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诚如陈晓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文学的‘历史化’不仅关注文学如何建立自身的历史,更关注文学如何使它所表现的社会具有合理的‘历史性’,如何以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和解释人类生活。”而现代性既已走到尽头,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使得当代文学的文化建构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势。因此,陈晓明先生将中国当代文学分为五个不同的历史化时期,即 1942 年后或 1949 年以后是“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全面“历史化”时期;“文革”时期为超级“历史化”时期;“文革”后的新时期为“新历史化”时期;而 1990 年代以后,为“再历史化”时期。在这“历史化”与“再历史化”的过程中,中国作家坚持文学信念,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语境中,执着地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探索汉语文学的可能。据笔者协助编辑陈晓明文集所接触的资料而言,“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应是陈晓明先生最早提出来的,而且最早做了明确、准确的界定。如今讨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竟然遗忘了陈晓明先生所开拓的思路,只是将“历史化”简单地理解为“重读”和历史资料整理,这是学科认识的窄化还是刻意的遗漏?陈晓明先生所建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创新的重要收获。

在著作《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陈晓明先生开篇就表明了新世纪以来他所关注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过 1980 年代后期的后现代思想及文化的冲击之后,并未更全面地转向后现代;相反,却是现代性的那种审美意识和表现方式依然在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显然,这种问题带有本质性,极具理论穿透力,透过层层迷雾,直抵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在现代性“无法终结”的视野中观照中国文学的当下境遇。陈晓明先生试图揭示中国文学寻求自身道路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通性和差异性;中国文学创造性融会的文学传统经验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开创、拓展和越界的新的文学经验如何体现了文学的当代性等等。这种“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将正在进行的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构建,那些眼花缭乱的文学思潮、现象、创作都得到条分缕析的学理性分析,他努力构建和创新中国本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丰富和拓新现代性理论,为当代理论体系贡献中国经验。“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既是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性探索的历史描述,也是对中国文学当代境遇的理论概括。

陈晓明先生有着坚定的启蒙理想和学术抱负,他总是自觉地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在现代文学学科体制建设的话语实践上披荆斩棘;但他又与某些人文学者注重批评性不同,他更看重的是建设、交流和对话,因此,他总能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探寻出建设性的方法和路径。

由于篇幅的原因,陈晓明先生还有许多富有创建性的理论成果无法收入文集。笔者也只是就收入文集的一些篇目,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维度谈谈个人的学习心得。但由于笔者生性愚钝,力有不逮,确实无法精准地把握陈晓明先生的理论精髓,无力准确地阐释陈晓明先生宏阔而又严谨的知识体系。承蒙先生的信任,让笔者参与协助编辑文集,并且在先生多次鼓励之下,忐忑不安地写上以上文字供大家批评。陈晓明先生的学生及青年朋友:李强、樊迎春、王思远、谭雪晴、孙雅楠、彭至纯、杨枫、陈诗晴等为文集做了大量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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