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M系列 伊恩布鲁玛系列

《残酷剧场》是伊恩·布鲁玛多年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艺文评论和历史散文精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种族灭绝。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邪恶的纳粹，只等着适当时机爆发。伊恩·布鲁玛则想问：究竟是什么让人类如此残暴不仁？民族？国家？信仰？理想？或只为了满足变态快感？为了追根究底，布鲁玛带领读者探索纳粹的宣传影片、德国占领下的巴黎、犹太人的命运、被盟军炸成废墟的柏林、争议不断的《安妮日记》、珍珠港事变、神风特攻队、堕落艺术、冷战下的东德、巴以冲突、战后的日本的前卫艺术等等，从电影、文学、绘画、音乐、剧场、舞蹈的表现中，重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场以及战后重建的世界，试图找出答案。

艺术家为了回应强权的压迫与残酷的现实，在作品中揭露文明行为背后的黑暗面，直视人性中邪恶的冲动。赫尔佐格、法斯宾德、马克斯·贝克曼、乔治·格罗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大卫·鲍伊、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岛渚、村上隆、克鲁伯等，都试图探究人类处境的深渊，从中开出艺术的花朵。布鲁玛从不同的人物切入战争，结合对作品的分析、对历史的洞察，辅以敏锐的美学判断，提供读者一个理解人类当前处境的面向，让我们对生活中所见之美、暴力和残酷，有更深刻的体会。

◎ 《零年》回顾了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世界局势所发生的变化。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出现残酷的权力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战争的结束带来了各地的解放与欢腾，但通过亲历者的眼睛，大范围的无情报复、遍地饥荒和百废待兴的窘境一览无遗。与此同时，欧洲势力重组，俄罗斯与东欧的共产实力壮大，中国发生内战，美军接管日本，东南亚各国从殖民解放转向威权统治，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预示着冷战的开端。而诸如联合国、国际犯罪司法系统、美式民主、欧盟等新机制的设置，形塑了20世纪下半叶的新世界。

强调礼节、秩序及仪式，温柔文雅、合群顺从的日本人，其大众文化中却处处糅合了极端病态的暴力与色情美学。以“家庭”为价值判断的核心，对“母亲”“父亲”形象的期望、幻想，造成日本人对性别的焦虑与矛盾。男性对“母性”的渴望、对女性力量的恐惧，以及对女性性欲的忧虑，通过谷崎润一郎、吉行淳之介、沟口健二、铃木清顺等人的作品展现无遗。而重视合群、强调集体的日本人，个人内心情感与自我主张在社会规范与社会期许面前毫无作用。群体和人际关系的束缚，造成在义理人情之前，道德、法律都需退让，进而说明日本人往往缺乏个人责任承担意识的民族性。

 《日本之镜》通过对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和神话传说鞭辟入里的分析，剥开附在日本文化表面的层层面纱，解释日本民族这些两极又矛盾的文化特性，同时勾勒出日本人如何映照出自身的样貌。无论是黑泽明的电影、三岛由纪夫的小说、文乐《忠臣藏》、宫本武藏的传说，或是黑帮片与家庭剧，伊恩·布鲁玛都信手拈来，幽默风趣地探索有如镜子般反射出现实的戏剧性幻想。他对日本大众文化中病态怪诞的行为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让读者能理解这个被迫温文尔雅的民族如何借由“人为”的风格化与仪式感，寻求压抑自我的解放。

倘若说人类史上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拒绝忏悔的国家，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抹去。

二战结束七十余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的？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

在《罪孽的报应》一书中，布鲁玛精确剖析了德日两国的战争记忆，通过深入调查和实地走访，作者敏锐地指出：“没有危险的民族，只有危险的情境。”实际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谓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在面对自身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过去深入骨髓，历史从未清零。布鲁玛带领读者进行一次深刻的人性探究：关于在我们这个时代，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何在各个方面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

从1853年马修·佩里的黑船驶入江户湾，结束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到在美国的监管下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并于1964年成功举办东京奥运的现代国家，日本不过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本睿智、优美而精简的书中，伊恩·布鲁玛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细腻考察，清晰地呈现日本历经的种种重大事件及相继而来的转变，从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东京审判，一直到美国接管及东京奥运。布鲁玛深刻地探讨日本社会思想、政治秩序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面向，并以独到和客观的视角解释日本如何经历这些戏剧性的巨变及伴随的战争与变革，最后从一个小小封闭的传统岛国一跃成为牵动东亚乃至世界的现代国家。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为《纽约书评》主编、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残忍的剧场》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尖思想家”。

倪韬，1985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学士，现从事新闻工作，任英文报纸Shanghai Daily评论员。

前言

一 受害者情结的欢愉与险境

二 迷人的自恋狂：莱妮·里芬施塔尔

三 沃纳·赫尔佐格及其英雄

四 柏林之光：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五 毁灭德国计划

六 只有故乡好

七 安妮·弗兰克的身后事

八 德占时期的巴黎：甜美与残酷

九 扭曲的纪录片艺术

十 珍珠港事变之欣喜若狂

十一 为帝国捐躯的神风特攻队

十二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战争

十三 被夺走的梦想

十四 尖酸刻薄的记事者：哈里·凯斯勒

十五 信仰者

十六 孟加拉文艺复兴最后一人

十七 他们现在的样子：迈克·李

十八 尴尬的艺术

十九 创造大卫·鲍伊

二十 必胜的穿衣哲学

二十一 马克斯·贝克曼的马戏团

二十二 堕落艺术

二十三 乔治·格罗兹的亚美利加

二十四 反朴归真的大艺术家

二十五 东京执迷

二十六 日式悲剧

二十七 虚拟暴力

注释

出处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许知远   

序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复仇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第五章　沥干毒药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跋 334

注释 337

鸣谢 355

索引 357

导读　日本：有容乃大的“亚”文化与社会（内藤康） 

新版序言

初版序言

第一章　神之镜

第二章　永恒的母亲

第三章　神圣的婚姻

第四章　恶女

第五章　活的艺术品

第六章　卖身的艺术

第七章　第三种性别

第八章　硬派

第九章　忠心的家臣

第十章　黑帮和虚无主义者

第十一章　取笑父亲

第十二章　漂泊的灵魂

第十三章　结语：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 

注 释

索 引 

..............

前言（选摘）

偶尔会有人跟我说 ：“你写的东西真是包罗万象。”我不觉得这话有贬义，反而当成是赞美。不过坦白说，和深入钻研几个特定主题相比，我书写这么多不同的题材，并非有什么过人之处。我想我之所以会写这么多不同的议题，大概是因为生性好奇，又很容易觉得无聊的缘故。

我虽然兴趣广泛，但就像狗总爱回到它最喜欢的树旁打转，我写作也不离那几个我最挂念的主题。在此，无须深究我为何特别挂念某些特定主题，因为这样分析下去，很容易陷入个人的思绪，也就无法表达我想说的事情了。

不过，我的个人兴趣确实形塑了这本文集的样貌。首先，我一直想了解人类为什么会有残暴的行为。许多动物以其他动物为食，有些甚至会出于竞争而猎食自己的同类 ；但只有人类会做出极端甚或不经大脑思考的暴力行为，有时只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快感。

我之所以会对这问题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害怕暴力。我试着为这些乍看之下不合理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或许没什么道理可言，但这是我面对恐惧的方式。有些人选择忽略这种恐惧，我却正好相反 ：就像在纽约地铁瞥见一只胖老鼠在轨道上跑来跑去，我的目光却离不开这恐怖的一幕。

这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恐惧。结论是，恐惧往往离不开着迷。我不相信有人天生是魔鬼。人会做出邪恶的事，往往是出于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事。1943 年，时任德国希特勒党卫队（SS）最高统帅的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波兰境内的波森（Posen）告诉党卫队诸将领，“基于对我们同胞的热爱”，“终结”犹太民族是必要的任务。他应该是真心作如此想。虽说当时希姆莱正醉心于权力游戏，但他并不是个一心只想作恶的恶人；希姆莱不是撒旦，他只是个有能力实现疯狂的谋杀幻想的讨厌鬼。他手下有无数人供他差遣，这些人或许是出于服从，或许是因为嗜血成性而去执行他的计划。我相信在这些刽子手中，有些人要是换个情境，也就只是个连只苍蝇都不愿伤害的普通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五年，我在荷兰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我父亲被迫在德国工厂工作，母亲则是犹太人。这样的成长背景，让我在评论战争是非时，很自然地觉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我生在正义的一方，德国人都是邪恶的。只是，许多非德国人在德军占领期间自愿成为纳粹共犯，不久之后，这个不争的事实开始浮上台面，正义和邪恶之间的界线也跟着模糊了。

我们这一辈在战争阴影之下长大的人，常耽溺于思索自己在极端压力之下，究竟会做出什么事。譬如说，我有那个胆子冒生命危险加入反抗军吗？受到严刑拷打时，我可以守住秘密吗？我没有办法回答。不过，我对另一个恐怖的问题更有兴趣 ：在某些情境之下，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暴行？这问题也一样很难回答。

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人这样拥有高度文明、受过高等教育的民族，为什么会受一个谋杀者煽动，陷自己于道德荡然无存的深渊？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但我明白，那些追随希特勒的德国人并非特殊个案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坏人，也没有永远的好人。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邪恶的纳粹，只等着适当时机爆发；我也不赞同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但我相信，若赋予人操控他人的生杀大权，许多人会滥用这样的权力 ；无限上纲的权力在披上崇高的道德外衣之后，必会导致残忍的行为。

我们对权力、残酷、死亡可怕的痴迷，可以在艺术中实现，而本文集的书名即源于此。这并不是说所有伟大的艺术或戏剧都和这些负面的主题相关，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和戏剧揭露了我们所谓的文明行为，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经常有其他动机。我猜这大概是为什么我对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艺术情有独钟。那个年代中，我最喜欢的艺术家，像是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都曾亲眼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和战地医院，以及受尽战火摧残的柏林，那里充斥着贫穷、犯罪，道德已然崩坏。这些艺术家见证了人类处境的深渊，并从中开出艺术的花朵。

德国的战争同盟——日本，则是另一个在20世纪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日本的行为，把日本在国境外道德沦丧的表现归咎于“武士道精神”、不受基督教原罪观念羁绊的“东方式残忍”，或者是极度封闭褊狭的文化。不过，这些说法都难以让我信服。日本军队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展现的残暴行为有其特殊的环境背景。我并不是在为日本军队开脱，而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我在20世纪70年代的东京住了六年，不过这个决定和战争本身没什么关系。大学时的我没什么方向，选了中文和中国史，两个我一无所知的科目。我心里盘算着不但这两个科目具有异国风情，而且中文学会了，以后也可以派上用场。不过在70年代初期，无法在中国自由旅行，我学的中文看来毫无用武之地。

在学习中文的同时，我也接触到愈来愈多的日本电影，在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看了许多现代日本戏剧演出。那时的我正年轻，想要出去闯一闯，日本似乎是比中国更好的选项。于是，我申请了一所日本电影学校的奖学金，攻读电影，而这所学校附属东京一所大学的艺术系。

说到日本，一般外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武术或禅宗。这些对我都没什么吸引力。最让我着迷的是日本现代及传统的电影、戏剧、文学，它们都流露着德国魏玛时期的风格，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似乎对用艺术来揭露文明行为背后的黑暗动机有特殊偏好。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严格的礼教守则，这似乎可以解释这样的艺术偏好。这些礼教守则旨在减少人际冲突，以及人类的动物本能所带来的风险。当人愈是感到这样的束缚时，就愈倾向于用艺术转化这样的束缚感。日本艺术家、作家和戏剧家对于性和死亡，可以说进行了最为前卫的探索。我认为这种艺术表现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方残酷情怀，而是基本的人性。

　　◎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许知远
　　一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图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上帝的尘埃》，到90年代的《罪孽的报应》《伏尔泰的椰子》，再到《坏分子》与《西方主义》，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S. Naipaul）、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简·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孽的报应》中的陈述：“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二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既是布鲁玛一贯风格的延续，他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
　　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法国女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Beno?te Groul）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伯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7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于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
　　大町40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于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三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
　　……

装　　帧：平装

版　　次：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