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

今天，承认观念对我们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要求，如作为合作共同体的平等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对他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承认，对文化少数群体的顾及等。

《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是霍耐特2018年蕞新推出的著作。在这本新著中，霍耐特进一步追踪了“承认”的观念及其自欧洲现代化以来意义的多样性。他在书中引用了三个重要的思想流派——法国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并追踪每种情况下各自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挑战而经历的完全不同的哲学解释和社会政治表现。在法国，“承认”的概念与个人丧失自我的危机相关；在英国，“承认”的过程被认为是规范自我控制的条件；在德国，“承认”则意指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令人惊讶的是，这三种意义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追溯到17世纪，并且它们在当代已经失去了任何影响。霍耐特在书中着重探讨了这三者目前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妨碍的，同时也有助于澄清我们目前政治和文化上的自我认识。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

   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旗帜性人物，曾任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为承认而斗争》《权力的批判》《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等。

   霍耐特创造性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的传统，以社会哲学为研究重点，致力于将社会政治分析与哲学探索相结合。2016年6月，霍耐特教授被授予都柏林大学蕞高荣誉“尤利西斯奖章”，以表彰他对社会哲学和批判理论的贡献。

前言 _i

第1章 观念史 vs 概念史：方法论的初步考虑 _1

第2章 从卢梭到萨特：承认与自我丧失 _15

第3章 从休谟到密尔：承认与自我控制 _17

第4章 从康德到黑格尔：承认与自我规定 _121

第5章 观念史比较中的承认：一个体系式的结论的尝试 _169

人名索引 _219

前言

    此项研究要感谢剑桥政治思想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邀请，我受邀于2017年5月在剑桥大学承担每隔两年举办一次的约翰·罗伯特·西利讲座（John Robert Seeley Lectures）。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项聘任深感惶恐，因为剑桥政治思想中心长久以来都是一个政治观念史（politischen Ideengeschichte）的熔炉，因此，我决定谨慎以待：我的讲演应当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它固然具有鲜明的观念史特征，同时又是我可自诩已然略具权威的领域。因此我有意在政治观念史的领域中作一番探险，同时又处理我所熟悉的哲学材料，由此我就有了主意，该如何安排我的西利讲座以及后续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政治自我理解的一系列关键范畴而言，所谓概念史中的剑桥学派以及德国传统究竟有哪些功绩。也就是说，我想要沿着一段复杂且充满冲突的历史对这些范畴进行重构，以便阐释民主的主导概念的历史来源。我接下来会以谦逊的方式处理承认概念，这一概念在这段历史中达到了统一的意义。因此，在此书的五个章节中，我将追溯我们今天所自我理解的观念的观念史之根，即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一种对于尊重或承认的相互依赖达成的，它被打上了所涉及的他者或她者的烙印。

    我为自己设定的这一任务有多么困难，通过以下情况便能看出：今天，承认这一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唤起了迥异的联想。有时，我们在个人对他者的承认的依赖中看到的是一切现代的、平等的道德的源泉；有时则只看到了一种将个体引向一条正确轨道的社会手段，这条轨道上的行为是有利于社会的关系的；而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在这同一种依赖中又看到了一种个体关于本己的（eigene）、“本真的（authentische）”人格的致命自欺的根源，于是承认就被理解为是对“真正的”个体性的危害。如之后将指出的那样，这种差异与承认概念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中的语义学特征有关。在法文中，人们用reconnaissance表达“承认”，在英文中用recognition表达；而我们在德文中的说法则有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说Wieder-，而说An-erkennung。另一种差异则来自联想的链条，在对概念那各具文化上的特殊性的使用进程中，这种联想的链条悄悄溜进了这一概念在当地的意义核心之中：对一个人的承认究竟是针对他的社会名望，还是指某种与公众威望无关的东西、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更深的层次——这最终会对概念的理论性使用产生一种巨大的区别。在对“承认”这一表达的用法中，以下一点也具有重大意义；它究竟是在思想的层面与一种道德的行为相联系，也即，它指的是对于其他人的尊重的一种形式；抑或它更多地是与一种认识论的进程相联系，也即，是指我们对于客观事实的认识的一种结果。这一表达的语义内容上的一切差异、它在每个地区的关联中产生的各不相同的联想的链条——若我们想要重构承认理念的现代历史，上述这些问题必定会扮演重要角色。

    但在开始这一任务之前，我首先想感谢一些人，由于他们可敬的邀请，我才会产生进行这样一种观念史研究的想法。首先我要真诚地感谢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他邀请我担任剑桥政治思想中心的主任，并主持2017年剑桥西利讲座；他不仅对我盛情款待、使我非常享受逗留于他的大学的时光，而且还通过他那敏锐的、基于对欧洲启蒙的深刻认识的追问，帮助我完善关于承认观念的智性发展的观点；对于约翰·杜恩（John Dunn）、克里斯托夫·梅克施多洛斯（Christopher Meckstroth）和迈克尔·索农谢（Michael Sonenscher）也是如此，他们的评论和批评使我不致于作出过于草率和考虑不周的结论；我也要在此衷心感谢他们。迈克尔·南斯（Michael Nance）为我的研究第4章关于德国观念论中的承认思想的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和提示，他作为洪堡学者（Humboldt-Fellow）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哲学所度过了两个学期；我也要衷心感谢他的帮助。我还想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福里登－史密斯（Elizabeth Friend-Smith）和舒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的爱娃·吉尔默（Eva Gilmer），她们是我的演讲顺利整理成专著出版的主要推动者，她们都通过温和的压力和友好的提醒，敦促我比较准时地交付手稿。我尤其要感谢爱娃·吉尔默，她一贯是几乎带着爱意审阅我的手稿，并一如既往地以巨大的细致和严谨完成了这一工作。

装　　帧：平装-胶订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