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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


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

作  者:[美] 埃里克·韦茨 著

译  者:姚峰 译,聂品格 校译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丛 书:培文·历史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定  价:80.00

I S B N :9787301311479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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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前承一战战败,后启第三帝国,魏玛共和国经历了逾14年动荡不已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无法摆脱战争赔款重担,经济危机不断,社会矛盾重重,政治四分五裂,最终极端右翼崛起,民主共和国消亡;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制度和妇女选举权得到确立,大众消费兴起,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迸发出惊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众多德国人沉湎于柏林式五光十色、充满刺激的现代化都市生活。

在本书中,韦茨引领读者在魏玛时代的柏林漫步,辗转于咖啡馆、夜总会、电影院、百货商场和公共住宅,观察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我们也将邂逅各领域的杰出人物,与小说家托马斯·曼、建筑师埃里克·门德尔松、评论家克拉考尔、哲学家海德格尔等同行,见证那些伟大作品的诞生,聆听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

  纳粹上台后,艺术家和学者纷纷流亡海外,将锐意创新与反思的魏玛精神播撒至全世界。时至今日,在日本、土耳其、美国,于建筑、电影、思想中,仍能看到魏玛遗产闪耀的光芒。韦茨强调,我们不应总是从历时12年的第三帝国出发,将魏玛共和国简单视为纳粹时代的前奏,而应从全球视角出发,重估其历史成就和丰富遗产。


TOP作者简介

  埃里克·韦茨(Eric D. Weitz),美国历史学家,现任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和研究生中心历史学杰出教授。曾任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主任、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德国与欧洲史、种族大屠杀等。著有《种族灭绝的世纪》等书。

 

  姚峰,江苏仪征人,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秘书长。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与西方思想史。

  聂品格,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TOP目录

魏玛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版序言 i

前 言 ix

 

第1章 不利的开局 1

第2章 漫步城市 37

第3章 政治世界 81

第4章 动荡的经济和焦虑的社会 131

第5章 建设一个新的德国 173

第6章 声音和图像 215

第7章 文化和大众社会 263

第8章 身体和性爱 315

第9章 右翼的革命和反革命 351

第10章 魏玛遗产:一个全球视角 383

结 语 427

 

注 释 435

书目说明 467

致 谢 475

索 引 477


TOP书摘

近日,我在网上搜了“魏玛”一词。以前我也搜过,大约在《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首次出版的 2007 年,当时页面便弹出了数千条相关文章、书籍、网站的链接。其中,有篇文章将魏玛共和国的覆亡归咎于同性恋大行其道,并发出了警告:若不果断清算这些堕落势力, 美国将重蹈魏玛的覆辙。另一篇文章从相当不同的角度,赞赏了纽约闹市夜总会“堕落的时尚”,恰恰因为它们呼应了 20 世纪 20 年代柏林的夜生活。而最近(2018 年)这一次检索,所得文章和网页的出处、主题更加奇怪。一家网站的宣传标语是“联合右翼”(Unite the Right)以对抗“魏玛美国”(Weimar America)。另一网站展示了一张照片:一艘燃烧着的船正在下沉,上方是如今耳熟能详的“魏玛美国”字样, 旁边还配有一句话——“ 我们就差恶性通货膨胀”,有了它,美国才能倾覆。

距离 1918—1919 年德国革命和 1919 年 8 月 11 日魏玛共和国成立,已近百年光景,“ 魏玛”依然在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回响。“ 魏玛”是别样生活方式的鲜明象征,也是道德堕落之骇人警讯。它拉开了第三帝国(Third Reich)的序幕,也预示着“过度”(excessive)民主的危险。从今日之文化、政治冲突出发对过往肆意解读,由此造成这一时代的伟大成就变得晦暗不明;而这些成就构成了《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的重要主题。诚然,魏玛德国以失败告终,1933 年 1 月 30 日纳粹党夺取政权,第三帝国也远比当时任何人想象的更加糟糕。但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言,且一直坚信的,我们不应通过后起的纳粹德国来理解魏玛,如此就严重扭曲了魏玛的历史,以致共和国似乎只是进 入第三帝国的垫脚石。

尤其在德国,要对魏玛的成就作全局的认识,实属不易,乃至近乎不可为。11 月 9 日这一天,在 20 世纪的德国四次成为重要的历史节点,这好比历史变了一个很大的戏法[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乃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二人都死于 7 月 4 日,即美国的独立日]。回溯历史,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越界进入西柏林,标志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垮台,为德国的统一开辟了道路。1938 年 11 月 9 日夜——史称“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又称“碎玻璃之夜”(Night of Broken Glass)——政府策划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行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此事件中遭到殴打,后又被押往集中营,他们的家园、商铺、教堂遭人洗劫和毁坏。1923 年 11 月 9 日,在所谓的“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中,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企图夺取权力。1918 年 11 月 9 日则是德国革命的高光时刻,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陆军士兵、水兵、工人在城市和乡镇游行示威,德皇威廉二世被迫于当天退位。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浦·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站在柏林的议会大厦(Reichstag)阳台上,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几百米外的皇宫阳台上,前社会民主党人、现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与两大民主成就如影随形的,则是两桩最恶劣的事件,二者拉开了德国历史上第三帝国和纳粹大屠杀的序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有所兼顾,既要铭记纳粹统治带来的灾难和犹太人遭受的迫害,也要肯定德国的进步和民主传统(自18世纪晚期以来,进步和民主的传统已成为德国历史的一部分,并通过 1918—1919年德国革命和魏玛共和国而开花结果)。然而,11 月 9 日在德国一直都悄无声息,人们甚至不会在这一天庆祝德国统一。政府将 10 月 3 日——这一天,德国正式统一——定为国庆日。相关主题演讲必不可少,学校也会讲授相应的课程。但是,无论 10 月 3 日还是 11 月 9 日,德国都没有像法国的巴士底日、美国的独立日(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类似节日)那样举办民众庆祝活动。

人们应该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庆祝 1918—1919 年德国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二者皆是硕果累累。大致在革命期间,被动员起来的民众迫使德皇威廉二世以及统治德国诸邦的王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 德国都施行联邦制)退位。德意志帝国在1870—1871年由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缔造,是世家大族及其治下领地的联盟。此时,帝国大势已去,在陆军士兵、水兵、男女工人——他们大量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结束一战,在德国建立开放和更民主(有时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的巨大压力下被推翻了。他们采取的行动、建立的机构(如工兵代表会)无论历时多么短暂,都赋予了普通民众以目标感与成就感,也赋予他们力量,用以塑造自己身处其下的政治秩序。他们有些人想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一宏愿未能实现。但是,8 小时工作制,矿工的 6 小时工作制,已成为普遍的做法。这些进步成果虽在 1924 年因恶性通货膨胀而有所倒退,但一直都是产业工人普遍认可的标准,至今依然如此。

革命仍在进行中,社会民主党人掌控的政府宣布为制宪会议举行选举。宪法起草者离开了柏林这个实已处于内战的城市,去往较为宁静的小镇魏玛。魏玛在德国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初,这里孕育了璀璨的德国文化。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 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等众多人士长期居住于此,在魏玛大公的资助下,创作诗歌和戏剧,撰写哲学论著,从事科学研究。1919 年 1 月至 8 月间,宪法在这个地位尊崇的小镇起草,因此共和国以魏玛命名。

这部宪法为德国人创造了对当时而言最民主的条件,将自美国、法国和拉美革命以来所有奉入建国宪法的政治权利都写入其中,如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人身和财产安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规定了普选权,承认工会组织,工人有权参与制定与工资和劳动条件相 关的规定。

毫无疑问,并非一切都那么甜美和光明。有关工人参与权的法律条文,取决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权力平衡。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工人的影响力较大,随后几年却急转直下。1919 年、1921 年和 1923 年, 国家安全部队和右翼民兵组织对激进的工人实施了残酷镇压。在立法保障性别平等方面,共和国也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魏玛宪法》(Weimar Constitution)仍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也许堪称举世无双。

宪法的意义不只是特定的措辞和施加的约束。与革命相仿,宪法的民主精神渗入了文化和社会,促成了魏玛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且延续至今。作家、艺术家、作曲家以及那些活跃的工人,都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一个更开放、更进步的新世界,一个现代的世界。贝尔 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等很多人开拓的新戏剧形式;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和汉娜· 赫希(Hannah H?ch)的拼贴艺术;设计出现代主义建筑杰作的,不只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还有埃里克·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等(如今)相对不太知名却同样令人振奋、独具匠心的建筑师;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凯绥·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的雕塑;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思;瓦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和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等制片人的电影作品——后者和许多人一样,日后在好莱坞成就了辉煌的事业。以上只是造就魏玛德国的创造精神的几个例子。这些人大多一战前就开始了创作活动,但促使他们跻身于 20世纪最伟大创造者行列的, 正是全面战争的灾难,并辅以革命以及魏玛的民主。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声名卓著的名流,还是不温不火的人物,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苦苦思索现代性的意义,思索现代性改善人们生活的可能性,还思索现代性的阴暗面相(以异化及战争中生命的浩劫为标志)。尽管如今存在通行的理解,但魏玛文化绝不只有一面,绝不只是恐惧、灾难和身体的创伤。魏玛文化也意味着创造一个更好的,有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未来。

这样的期望显然体现于门德尔松那高耸的爱因斯坦塔(Einstein Tower),也体现于一系列覆盖全国的社会福利措施。公共住房——现代且(就当时而言)时尚,最重要的是,每套公寓配有自来水、室内卫生间、可供取暖和烹饪的天然气——极大改善了那些有幸入住者的居住环境。公共卫生诊所提供各类医护和咨询服务,尤其在性爱方面。关于性开放(包括同性恋)的新观念盛行一时。反犹运动四起,但犹太人的生活依旧多姿多彩。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大多不对犹太人开放,但这是德国历史上犹太人在商业、文化和社会上获得空前多机遇的时期。

以上是魏玛德国的一些成就。可以肯定的是,共和国十分羸弱,不断受到各方的攻击。德国在一战中兵败,加之《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共和国始终背着沉重的负担。据传言,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国内“叛徒”破坏了德国的伟业,致其功败垂成。这个“背后捅刀”传闻(stab-in-the-back legend)不大可能是纳粹捏造的。就在一战结束前,对此传闻,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两位将军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后来,纳粹利用这个“背后捅刀”传闻,大做文章。

《凡尔赛和约》迫使共和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和政治负担,永远不能摆脱。1918—1919 年间,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人本有机会扭转局势,能将战争责任推给德皇及其将军,并趁机在政府部门、中央部委、武  装部队、官僚体系、商人阶层中清除那些敌视民主之流。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革命风潮下的首任总理,后又成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及其同僚胆小如鼠,过于惧怕布尔什维克。这种恐惧被过分夸大了,德国不太可能由布尔什维克掌权,但如此恐惧,也属情有可原,因为 1918—1919 年,苏俄、德国以及两国间的所有国家都卷入了革命与内战,许多地方直到 1923 年依然如此。社会民主党人让德国那些保守、反民主、反犹的精英逃过一劫,因此铸成了大错,这些精英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始终阴魂不散。1923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之后的大萧条——1929 年和 1930 年以闪电般速度由美国席卷至德国——进一步瓦解了共和国及其取得的成就。

但是,假如 20 世纪没有发生大萧条——这种设想并不容易,但值得一试——那么可以想象,共和国将逐渐赢得多数支持。1928 年,大萧条爆发前夕,纳粹党还是边缘的政治势力,在当年全国大选中得票率仅有 2.6%。他们在很多州都是查禁的对象,希特勒在党内面临着众多的挑战者。德国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表现也很疲弱。由统计数据可见,选举出现了向中间派回潮,向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魏玛联盟政党回潮的现象。共和国本可幸免于难,但身处大萧条中,也就没了这种可能。大萧条使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六个大党和二十多个小党皆狼奔豕突,政治体系因此陷于瘫痪;只有纳粹和共产党人对未来有明确的愿景。

魏玛并不是像纸牌屋那般坍塌的,右翼势力对魏玛展开了全方位的无情攻击,不仅有旧式的保守派,还有上蹿下跳的纳粹党(他们在政坛代表某种全新的事物)。最终,纳粹确有能力集结所有敌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与势力,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以及这些人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归咎于犹太人,并认为德国需要再次成为欧洲舞台上的强国。这些攻击使共和国元气大伤,最后,连魏玛的拥护者都精疲力竭了,被对手来势汹汹的持续进攻所击垮,已无力应对之后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危机。

魏玛长存不灭,但是,魏玛的意义并不见于各类网站上轻易碰到的疯狂言论。相反,魏玛是体现民主之脆弱性的范例。在德国革命及魏玛共和国成立近一百年后的今天,魏玛是一个警示:民主制度和相关人士屡遭无情甚至恶意攻击之时,会发生什么?当政治成为谋求极权统治的战场之际,会发生什么?当某些群体遭受强烈谴责并被边缘化时,会发生什么?当传统保守派与激进种族主义右翼交换利益,给予这些右翼势力靠自身永远无法取得的合法性时,又会发生什么?

魏玛的伟大成就——民主制度、文化创新、性开放、社会改革等——恰为右翼势力所憎恶。百年之后,这些成就应得到认可和褒扬。否则,我们不仅听任民主和进步的仇视者们定义历史,还会在他们死后追认其胜利。

埃里克·韦茨

普林斯顿

2018 年 1 月

引自 魏玛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版序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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