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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博物学家古尔德生命观念文集的末卷


彼岸:博物学家古尔德生命观念文集的末卷

作  者:[美] 斯蒂芬·杰·古尔德 著

译  者:顾漩

出 版 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定  价:82.00

I S B N :9787521319378

所属分类: 大众新知(科普)  >  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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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彼岸:博物学家古尔德生命观念文集的末卷》是作者为《博物学》杂志所写的专栏文章的合集,共收录31篇文章,按主题分为八章。这样的合集共有十卷,本书是第十卷。这些专栏文章以生物演化为中心主题,不仅涉及演化科学的发展,还涉及演化这门科学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心理现象等。在这卷出版于作者去世前一年的博物学随笔集中,古尔德以生命演化为经线,以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为纬线,为读者勾勒了一幅科学与人文交相辉映的画卷,让人们思考现象背后的深刻道理,将科学散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TOP作者简介

  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

  ·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间断平衡理论的提出者之一

  · 当代进化论的代言人,被誉为“二十世纪生物界的赫胥黎”

  · 现代科学散文大师,赫胥黎、霍尔丹、马丁·加德纳等人开创的科学散文传统的继承者

  · 热销书作家,多部通俗作品全球销量逾百万册

  · 媒体科学家,与《自私的基因》作者论战20年,直到2002年去世


TOP目录

推荐序:博物学家古尔德的坚持

作者序

I 连续性的中止

01 我到岸了

II 规则的关联:科学遭遇误解

02 没有缺乏想象的科学,也没有缺失事实的艺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鳞翅目昆虫

03 吉姆·鲍伊的信和比尔·巴克纳的腿

04 真正的完美

05 艺术和科学相遇在《安第斯之心》:丘奇的绘画、洪堡的去世、达尔文的名著、自然的冷漠缘系1859年

III 达尔文主义的序幕和回响

06 马克思葬礼上的达尔文主义者:演化史上最奇特的一对挚友

07 果壳中的亚当前人类

08 弗洛伊德基于演化学说的想象

IV 古生物学角度的文章

09 犹太人和犹太石

10 当化石还年轻

11 梅毒和亚特兰蒂斯牧羊人

V 历史掷骰子:演化的六大缩影

(I) 为演化辩护

12 达尔文和堪萨斯的家伙们

13 达尔文的宏伟殿堂

14 无处不在的达尔文

(II) 演化和人性

15 看起来少的,其实是多的

16 达尔文的“文化”程度差异

17 从聪明小鼠事件之内和之外想到的

VI 演化的含义和图景

(I) 定义和开端

18 可怕的E到底意味着什么?

19 余生的第一天

20 圣马可大教堂的前廊和泛生论的典范

(II) 解析和推进

21 林奈的幸运?

22 太过分了!

23 尾羽龙的传说

VII 自然的价值

24 演化视角下的“本土植物”概念

25 关于思考能力与恶臭气味的陈年谬论

26 种族的几何结构

27 海德堡伟大的生理学家

VIII “我到岸了”百年之后的喜与悲,2001年9月11日

引言

28 哈利法克斯的好人

29 苹果布丁

30 伍尔沃思大楼

31 2001年9月11日

附录1 注释

附录2 英制单位与常用单位换算表

附录3 人名索引

附录4 图片来源说明


TOP书摘

序言

  1977年,非常偶然地,我的第一卷汇集了《博物学》杂志专栏文章的普及读物(《自达尔文以来》)和我的第一部有关进化论的专著(《个体发育和系统发生》)同时出版。《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这一巧合即便不是意外,也非常不同寻常,我简直是文学“怪人”。不得不承认,这篇书评推动了我刚刚起步的事业。就我自己而言,这一巧合显得奇特而幸运。(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专著出版延迟了一年多,这让我非常郁闷,根本没想到后来会发生这样的巧合。)

  现在,整整25年过去了。际遇再度降临(这次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没能准时完成专著,本打算在2000年或者2001年,也就是千禧年降临之际出版;不过现在,我得在2002年这个回文数的年份才能完成了),这卷《博物学》杂志专栏文章的合集是同系列普及读物的第十本,也是最后一本,恐怕又要和我的专著同时出版了。后者是我研究臻于成熟之后的总结性著作,酝酿了20年,长达1,500页(《演化论的结构》,哈佛大学出版社)。但是,25年来,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相信,我的写作和思考也有了长足的改善)。我不再把专著和“通俗”读物同时出版视为一件反常的事情,甚至饶有趣味地提起(硬说奇怪,也顶多是因为我的同行中这么做的比较少)。显然,为满足受众需要,我们要适当改变写作风格,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要在通俗文章中避免技术术语。但我超越了这一需要,渐渐认识到,专业著作和大众读物中的概念深度不应当有所区别,我最初对这些“通俗”专栏文章的界定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轻视数百万潜在读者的兴趣和思维能力,他们虽然缺乏深入的科学训练,但痴迷程度绝不亚于专业人群,而且也很了解科学对于人类和世俗存在的重要性。

  巧合和卜卦令我们迷惑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完全误解了概率,以为“意外”事件背后隐藏着深刻、不为人知却又极其重要的秘密。比如,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两人在生前大部分时间里持对立态度)都死于1826年7月4日,这一天也是美国五十周年国庆日;再比如,查尔斯·达尔文同亚伯拉罕·林肯都出生于1809年2月12日。学者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巧合,雅克·巴尔赞在名著《达尔文、马克思和瓦格纳》中就比较了三位关键人物在同一年(1859年)分别完成的重要工作,我也借鉴了这一方法,只不过讨论范围要小一些——我借助同样发生在1859年的几起事件,将达尔文与一位伟大的画家和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紧密关联起来(见第5篇)。我以为,数字上的巧合之所以显得神秘,恰恰因为它们没有什么普遍的或者深刻的意义(就一般情况下的概率期望而言,此类事件的出现频率并不算太高),故而我们要赋予它们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古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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