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东南：一个汉人社会人类学的分解与组合研究

　　林耀华、庄孔韶两位先生前后相继对东南福建汉人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他们对其地汉人的宗族家族诸多面向的精致化研究，使该论题的探讨达到了一个令人敬仰的高度。但鉴于中国地域的广大和地区差异性，加上历史、生态等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导致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故此，东南的汉人社会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便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庄孔韶先生在作福建研究之时，早已意识到了扩展研究的必要性，并草拟出了研究计划和田野点的布局。庄先生提早的通盘考虑和长远计划，经过团队成员们经年的努力，如今以东南作为参照点和出发点的汉人社会延伸研究，如瓜熟蒂落一般应运而生，这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大型团队研究成果——《离别东南：一个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组合研究》。

　　庄孔韶教授师从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1988)。1990-1992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弗里茨博士后研究基金在人类学系完成研究。1994-1998年返国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兼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2003-2011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任所长、责任教授。庄教授现在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宗教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和《人类学研究》杂志主编。

导言：过化、权力、互动与情感

早期儒学过程检视

——古今跨学科诸问题之人类学研讨

村落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兼论宗族与汉人社会的文化公共性

“心上”的日子

——关于西和乞巧的情感人类学研究

涵化的多重机制

——汉与纳西之互动

结构与情感

——木偶戏的人类学研究

“同姓同宗”与“同姓不同宗”之华北村落政治

——满铁调查村落侯家营的个案研究

五服与姻亲

——山东闵村亲属交往的民族志报告以及关于

汉人社会性质的一个推想

常棣之花

一一项基于汉人村庄的兄弟关系研究

商域宗族：绅商商绅与商镇圈层

——市镇研究与圈层格局

边界的对望与文化的采借

——内蒙古东部地区轮养制状况调查

信仰、家庭与社区的再造

——对一个西北村庄的考察

冰雹带上的社会联合

——汉藏交接地区的青苗会组织研究

川西茶馆

——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

组织参与的置换逻辑

——关中“水利社会”的组织形态

序言

　　这本书是继《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出版之后的第二部人类学组合研究论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一共有九位同仁参与了对旧日著名人类学家中国调查点的回访研究。数年间，学人群体做跨越时空的思考，努力寻找这种特定回访的意义解说。显然，人类学的先行者提供了同一社区如何组织起来的第一个解说蓝本，然而，我们的回访意图不是只限于以今天批评昨天，而是进一步思考：业已发生的时空过程何以提供该社区思想之稳定性，抑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各种变化，以及其是在何种方向上的变化？

　　这种特定的田野回访点组合调研（纵向）之外，是二十几年前的另一个到中国北方多点调研（横向）的思考，那是在我离开林耀华“金翼”黄村调研点赴美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所萌生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来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一个新的学习与研究环境，在大学苏兹楼图书馆可以方便查阅从高延（J.J.M.DeGroot）、马林诺斯基到萧公权、施坚雅等人的原版作品，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常规讲座尤为容易获得来访名家理论出笼与论争的原委，以及琢磨这所学校教授善于从经验中提炼思想的好学风。当1989年接续林耀华先生的金翼黄村调研完成时，特别是在华盛顿大学博士后期间整理《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书稿时，我已经交叉阅读了萧公权、何炳棣、埃文斯一普理查德、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等历史与人类学的著作。我看到以往西文学术圈针对“初民社会”努尔人的世系群／宗族理论之延伸比对，借鉴了作为“文明社会”的汉人宗族乡村案例，其中林耀华撰写的义序研究简写本，以及金翼黄村的资料是弗里德曼的重要依据。我在林耀华关于《义序宗族的研究》详本重印后的专门背景解说，已经考证了福建的义序和金翼黄村作品知识进入英语学术圈的细节。①那时英语学术圈受中文限制，征引中文作品不多，未能获得中国学者在功能主义与平衡论后面的更深层的本土解释，包括国学的抽绎性和转换性的解释。当然，东南部中国宗族乡村特征，也限制了中国乡村大面积的、多样性的解释。于是，我产生了在中国扩大区域研究的愿望，包括弗里德曼的学术忠告。其实，体现在中国汉字中的巨大文化涵摄力也要引起足够的认识，因为那是理念传承的车轮，而传统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自身体验多于文字理解（甚至早期部落社会没有文字）。出国前我在中国闽东宗族乡村，以及在西南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汇处的调研经验，也促成了我的扩大汉人社会调研范围从福建“离别”的愿望。

　　1992-1993年在西雅图，我制订了“北方汉人社会研究计划”，得到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支持。直到现在我还留着当年发给该校领导人和几位同事的研究计划，文稿、示意图电传件（那时以写信为主，借助商用电传已经是高效的表现）。想来一下子过去20多年了，应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汉人社会研究兴趣，但我师从林耀华教授必然会思考一种学术脉络，以及是否值得并加以延续。1994年回国后，在多年研究生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有兴趣于汉人社会研究的学生在每一届都会有一两人，尽管不多，但也感到欣慰。然而时间久了，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大学、研究所的追随者加盟，这个群体经常通电话，后来流行电邮和会议沟通，先前所谓的“北方汉人社会研究计划”变成了“超出北部中国的田野多点调研”。现在学人并不拘泥于某个地理方位，然而闽东的初始性研究显然是需要加以参照的，故“离别”东南的学术意义再明白不过了。

　　在闽东回访研究的同时，延续和扩展林耀华的汉人社会研究思路，离开东南北上或西去，需要提前考虑很多事情。历史而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因其点状调研的特点，多体现不同情境与视角的替代性理论成果，而今日似乎并不需要采纳某些偏激的治学态度，即所谓要“淘汰”以往的一些仍具生命力的重要解说模式，而是要尽可能地借鉴各种不同研究视角的成果。当然，古典文献和历史研究成果、思想渊源和制度考察都需要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结合起来。

　　从早期儒学“过化”到中华帝国，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理念与制度的选择与推广，是一个崇化导民、以国统族的历史一空间过程，从中国教育与文化的进程也能清晰地肯定这一有意识的传递过程。还有，精英哲学与大众思维的贯通性，以及惯行行为方式，如中庸、性灵、直觉思维与风水实践等；我在《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里强调了帝国之下统一文字的文化认同意义，这是初民社会单纯以口传和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引起的认同之差别。应该说，好似言语单纯对应言语加汉字的文化意义不在一个水平上，而且，文字对流动的话语认同之固定与涵摄的意义不可小觑，这也是如此多样性文化的国度何以获得认同而不分不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人特别提到世界上的几个明显的文明延续的案例，其中就包括儒家的思想与制度之“过化”。我们似乎无法否认儒家的思想与制度成功的历史过程，而所说的国学所包含当今意义上的社会史、教育过程、哲学与伦理、政治与风俗，以及新兴人类学擅长的田野调查，我们也能尝试理解中国文化先贤智者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所传播及最终由基层人民所实践的文化context互动流程。

　　这本书初期选择了参与其中的九个调查点的团队作者的论文，尽管有的论文已经发展成专著，但我特别关注一个时期以来团队每人论文的创造性结论之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