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之争、追尊生父并为之立庙,是嘉靖帝“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李福达狱,一审再审,“打着追问”“用刑推究”,案情事实重要吗?
明世宗嘉靖帝即位之初,力除弊政,天下称治。然其后“大礼议”兴,朝野舆论沸腾,又有幸臣假托,遂致大狱迭兴,如“李福达狱”“陈洸案”“封疆之狱”等。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在皇权与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明世宗迅速强化了自己的威权。终嘉靖一朝,明世宗始终“威柄在御”。
胡吉勋,男,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计算机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 996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陈尚君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献学,199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杭世骏年谱》;2001年起入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师从朱鸿林教授从事中国近世思想制度史研究
目 录
自 序 追寻儒学“经世”与“天人合一”之道
□□篇 政治与学术——王阳明与大礼议关系辨析
一、历代皇位继承中的“旁支入继”现象
二、明代的宗藩反叛与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
三、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争
四、王阳明与“大礼议”事件关系考证
第二篇 皇权对朝廷司法的操控——李福达狱研究
一、前言
二、李福达狱缘起
三、郭勋介入与京师会审
四、改组司法铸造冤狱
五、澄□□相
六、后世对李福达狱的争议与评论
第三篇 皇权与地方司法的冲突与解决——陈洸案研究
一、前言
二、陈洸其人及与议礼关系
三、被陈洸劾奏的官员与弹劾陈洸的官员
四、宋元翰与陈洸案
五、嘉靖五年前对陈洸案的审理
六、嘉靖六年后陈洸案的复审
七、受陈洸案牵连的官员
第四篇 皇权介入下的吏部人事——廖纪与明正德、嘉靖的政局
一、正德十六年前:任职京师
二、世宗即位初:任职南京与被劾致仕
三、嘉靖三年至六年:出任吏部尚书
四、嘉靖六年:朝廷变局与廖纪致仕
第五篇 皇权阴影中的西北边事——《双溪杂记》、“封疆之狱”及王琼复出关系研究
一、前言
二、关于《双溪杂记》的作者
三、《双溪杂记》的版本及内容
四、《双溪杂记》撰修时间及政治背景:王琼之入罪与谪戍
五、嘉靖元年史道劾奏杨廷和事件与《双溪杂记》的关系
六、嘉靖六年王邦奇劾奏“蜀党”事件与王琼的关系
七、“封疆之狱”与王琼复出争议
第六篇 皇权、勋戚世家与文官——郭勋刊书与明中叶政治的互动
一、郭勋嗜文艺与序刊诸书
二、《毓庆勋懿集》与《三家世典》:家族史刊刻与正德间政治局势的互动
三、《英烈传》的编纂与郭英神主入祀太庙的争议
第七篇 皇权与仪式——从科举宴排位争议看明嘉靖初皇权之强化
一、明以前的进士宴
二、明清恩荣宴的仪式
三、明代恩荣宴位次之争
第八篇 公共工程与朝廷决策——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研究
一、明嘉靖以前的通州仓储□□及其弊端
二、成化时期通惠河的浚通与废弃
三、嘉靖六年通惠河修浚的争议和嘉靖七年的疏浚
四、节省漕运费的去向以及沿河经济利益的侵夺
附 录
明代的□□祭祀
明代□□教育及视学仪
后 记
本书收录的几篇文章,除了涉及王阳明的□□篇是□016年在贵阳孔学堂的演讲稿记录,其余诸篇都曾在香港和内地的期刊上刊发。□早的几篇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明嘉靖“大礼议”事件时所做的一些个案研究,当时因不能完全涵括于博士论文中,故而抽出,投交学报。博士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做研究,又赴哈佛燕京学社访学,随后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岳麓书院教书,其间就嘉靖初年朝政争议所写的几篇文字,又续有刊出。其时个人兴趣所至,对嘉靖朝勋贵郭勋多有留意,故多篇文字与郭勋有关。本书附录中关于明代□□祭祀和教育的两篇,则是应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史研究中心之约,为《明代□□典制史》一书而作。
书中诸篇虽多为独立的个案研究,但各篇之中还是隐含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嘉靖皇权专制的反思和批判。在早前对嘉靖“大礼议”研究的基础上,我对明中叶几种执政模式进行过分析。□009年,我应邀前往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演讲。在演讲中,我对比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君王与士大夫不同的关系模式后认为,弘治朝体现了比较理想的君臣合作模式;正德朝则绕开文官政府,另建豹房体系施政,但对文官体系的内部治理造成的冲击有限。在嘉靖朝,以“大礼议”及随后的□□□□为转折,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嘉靖皇帝即位初年,君王与儒家士人有过一个互相协作、按照儒家理想共治天下的局面(弘治朝模式),朝廷士大夫试图将朝廷施政建立于天道、纲纪、清议三重政治合法性基础上。但从嘉靖六年起,一系列的□□□□,一大批政声卓著的官员被人罪、流放、罢黜或外谪。自此以后,朝廷局势逆转,以郊祀改制为特征对天意象征的僭用,以孔子祀典改革为特征对儒家传统的压制,一批冤案的兴起造成了士林清议下移的局面。这几个方面都对传统儒家士大夫所期待的儒家治世理想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一大批依阿皇权之辈,得到擢升,以填补朝廷空缺。像王琼这样心机颇深的文人,以及郭勋这样的勋戚豪强,都在迎合皇帝的情况下,在朝中屡兴风浪,朝廷政治风气日趋转向逢迎。皇权虽得以加强,并终能“威柄在御”,带来的却是专制和集权,以及士风的浇漓。如果我们阅读嘉靖后期朝臣海瑞的奏章,并与主要收集嘉靖元年至六年的朝臣奏议的《皇明嘉隆疏抄》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像海瑞这样以批评皇权闻名的朝臣,在对皇帝意见的讨论、批评、封驳的激烈程度上,并不比嘉靖初年朝中诸臣的奏议更加突出。嘉靖初年,直抒政见、不惜抵牾圣意的奏议,是朝议的常态,但到了嘉靖后期,这种做法则变得寥若晨星,赫人眼目。嘉靖朝“威柄在御”局面的形成,造成的是士人立朝精神的萎靡。
嘉靖朝皇权走向专制的过程,实为明代国运转折的过程,孟森先生早已言之。他在《明史讲义》中评论道:“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崇奉所生,已极憎爱之私,启人报复奔竞之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