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

《天真的人类学家》诚实但又不失风趣地记录了作为人类学家的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将人类学家如何克服乏味、灾难、生病与敌意的真实田野生活拍案叫绝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同于一般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是一部令人捧腹不止的人类学笔记，透过幽默的笔调，读者看到了人类学者如何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在互动中如何调整他的学术成见，以及田野工作上的琐事如何影响后来研究结果、研究的盲点与反思。因此不管是严肃的读者、无聊地只想打发时间或者是向往非洲原始部落的异国情调而蠢蠢欲动的旅人，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绝对是一个有趣的选择。

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前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Museumof Mankind of the Ethnography Depar tment ofthe British Museum）馆长。著有Dancing on theGrave ，Not a Hazardous Spor t ，Ceremony，TheDuke of Puddle Dock，Smashing Pots 等书， 并为Channel 4 电视台编写、主持Native Land 影集。
何颖怡：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比较妇女学研究员。曾任联合报系记者编辑与编译、水晶唱片创意总监、台北之音与爱乐广播电台主持人，目前是商周出版选书顾问，并专职翻译。著有《风中的芦苇》、《女人在唱歌》。翻译作品有《嘻哈美国》、《嘻哈黑话字典》、《摇滚神话学》、《乳房的历史》、《太太的历史》、《在美国》、《西蒙波娃美国纪行》、《安妮强的烈焰青春》、《冬日将尽》、《第四级病毒》等。

疯子、捣蛋鬼与人类学家（部分）
赵丙祥
很多人都看过一部能让人笑到抽筋的老片子《上帝也疯狂》，那位布须曼土人尼苏（N!xau）精湛而自然的本色演技实在让人惊叹。实际上，在人类学界内部，布须曼人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著名人群。人类学家显然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构思和拍摄。在影片开始的那些经典镜头，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展现出现代文明的荒诞之处，这是一个由时钟控制的“朝九晚五”制度。相比之下，布须曼人没有这样一个严厉的“时间”上帝，他们生活在一种自由而散漫的“原始共产主义”之中。最让人惊叹的，当然是他们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自然知识，如动物、植物、水等等。
这副形象之由来也久矣，虽然它本身遵循着一贯的好莱坞模式，但也很符合传统人类学家笔下的土著人意象：他们虽然在物质上几乎是家徒四壁，却享有一种柏拉图精神恋爱式的自由与丰满。卢梭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称呼——“高贵的野蛮人”，无独有偶，结构人类学的教父列维－斯特劳斯也把卢梭视为这个行当的真正祖师爷：卢梭在写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为了体验“原始人”的生活和观念，于是跑到乡下隐居起来，“体验生活”。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卢梭第一次发明并践行了后辈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田野工作（fieldwork）”，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在“乡野”（field）中干他的“活计”（work）。
这种关于“原始人”和“人类学家”形象的温馨想象原本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可是，哦，不！一部该死的著作发表了，而它的作者恰好又是另一个更早的人类学教父，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中国的人类学家与这位教父也颇有渊源，他有一位有名的中国弟子，名叫费孝通。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在1967 年出版了他的私人日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一经出版，就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不但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几乎遭到了“鞭尸”，他的遗孀更是触犯了人类学共同体的众怒，尤其是马氏本人的及门弟子。
何以如此呢？马林诺夫斯基在这本日记中的行径和他在那部开山经典《南海舡人》（又译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的形象简直是天差地别，在《南海舡人》中，马氏孤身闯入原始丛林，与土著人建立起笃厚的交情，那些土著人即使称不上是无私和文雅，也绝对不是自私和粗俗，而马氏最终也满载而归，在伦敦出版《南海舡人》，一朝成名天下闻。但在日记中呢？马林诺夫斯基不但在精神上极为苦闷，有时甚至想跑到海滩上恸哭一场，他大骂特罗布里恩岛人是“黑鬼”，还曾挥拳打落了他雇用的土著“孩子”的牙齿，恨不得杀了他。他们不但总是试图勒索他，甚至还背信弃义，本来答应他可以随船队远征的——当然，实际上出尔反尔的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因为他不肯从口袋里掏出当初答应付给土人的足额英镑（作为随同出征之报酬）。
他妈的，它根本不该发表！很多人类学家肯定在心中这样咒骂，这是自掘坟墓！但在乔治? 史陀京等人的猛烈炮火下，即便马氏及门弟子们的辩护最终也显得苍白无力，比如说马氏本人其实在内心里是很尊重土人的，可这样的辩护辞在根本上并不足以维护人类学家正在失去的清誉。直到克利福德? 格尔兹在这桩公案过去之后，才真正为马氏（以及人类学家）挽回了一些颜面，在一种明贬暗褒的策略下，格尔兹将马氏分裂症解读为一种知识论的困境，即我们无法直接面对土人的世界，而是隔着多重象征的面纱，宛如雾中观花，我们亲眼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土著人用各种符号装饰过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马氏如果泉下有知，不必为他当初的做法苦恼了，安息吧，这不仅仅是老前辈你个人的事儿，而是所有人类学家（以及知识人）的困境和悖论。
人类学家该为此举手加额。当然，人类学家此后还在不断经历类似的伦理困境，最近一次最大的道德危机则与阿富汗、伊拉克有关，一些美国人类学家为了获得研究经费，秘密参与了美国军方计划，负责在这些国家调查风土人情，说穿了，就是为军方提供情报！《纽约时报》将这事儿捅了出来，这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干涉当地人的生活和价值观，那可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神圣教义啊。于是，美国人类学家的代言人马歇尔? 萨林斯不得不发表了一封公开的谴责信。多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露丝? 本尼迪克特也曾为美国军方写了一本《菊花与剑》，至今却没有多少人谴责她。政治正确性啊，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玩意儿！
但万幸的是，人类学至今仍被视为一门“高贵”的学问，当然了，它的“高贵”代价是根本不为大众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所知。在中国，人类学家通常遭遇的尴尬是，当你向官员或老百姓解释你的任务和使命时，对方一边拨弄着你的名片，一边做恍然大悟状：“哦，你们是研究人类的！”这里的潜台词是：“那你跑到我们这里干什么？”这种让人蛋疼的可爱场合会立刻叫原本心雄万夫的你面如死灰。
就此而言，人类学家远远不如其他同行那么自信，比如说吧，社会学家往往给人一副心怀天下的印象，他们表情严肃，常怀拯民于水火之大任，在他们面前，人类学家会觉得无处安放手脚，并且常常患上令人尴尬的失语症。有一次，我与一位社会学好友在某地开会，我俩中间逃会出来，去参观当地的一座大庙名胜，我这位朋友一路沿中门长驱直入，而我则多少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老在琢磨应该从门的左侧进去呢，还是从右侧进去？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风格的社会学家面前，人类学家更像一个游走四方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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