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丛书•此时怀抱向谁开

“此时怀抱向谁开”，取自顾随之词，作于北平沦陷时期。借为书题，因此集所录之文，多探求明暗之间的历史，微婉隐曲的表达，及历史中人欲言还止的心事。

文史互通，通向何处?其交汇处或许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身上。对人——特别是历史中人的理解，不该被学科、家法所拘囿。本书侧重于 1937 至 1945 年间，沦陷下的人事与风景。第一辑以人物为中心，探究沦陷下知识阶层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第二辑以空间为单位，考察沦陷北平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氛围。第三辑为学术书评，不限于自家的专业背景，意在展现个人的读书趣味，力图探索书评作为一种述学文体的多样性

袁一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近期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史、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所撰学术随笔及书评多刊于《读书》《上海书评》《北京青年报》等。

小引

第一辑

历史的转调与滑音：赵元任在1919

民国学术圈的“里子”：寻找汤尔和日记

“书房一角”：周作人阅读史初探

周作人与胡适的“方外唱和”

沦陷下的顾随与周作人

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

再论钱玄同的“晚节”

第二辑

北平沦陷的瞬间：从“水平轴”的视角

声音的风景：北平“笼城”前后

沦为“孤岛”的教会大学

作为政治史迹的“庚戌桥”

傅增湘与“蓬山话旧”

瞿兑之与掌故学

第三辑

弥散性思想：一种模糊史学

——读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去道德化”的陷阱

——评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被告席的比喻

——读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

“极人情之致而曲尽之”

——读赵园《家人父子》

“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

——读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

哀时竟止钩沉史

——读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绣花针与狼牙棒

——读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黑暗涧谷”上造塔

——评姜涛《公寓里的塔：一九二〇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

历史的转调与滑音：赵元任在1919

1919年是赵元任个人生命史上临近“翻篇儿”的时刻。

此时的赵元任仍游离于大历史之外。国内趋于白热化的新旧之争，《新青年》上以他的朋友胡适之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甚至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赵元任1919年的生活史中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像一战结束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心目中似乎还不及同年发生的某次天文奇观更有吸引力。

直到1920年，留滞美国近十年的赵元任决定回国，才正式步入历史的聚光灯下。1920至1921年可以说是赵元任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与国内知识界生出关涉、互动频密的两年。因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随行翻译，同时加入国语运动。但对他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人生转折是解除包办婚约，与杨步伟结婚。

1919年既是赵元任人生中一个晦暗不明的低谷期，又有什么值得追述的呢？他在《早年自传》中写道：

The Academic year 1918-1919 was one of my most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years within memory.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here to go, geographically, nationally, intellectually, or emotionally. [1918-1919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去哪儿，无论在地域上、国族上，思想上或情感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这段自述提供了一个入口，由此可窥见赵元任此时的心灵世界，吸引我探究这种多方面的不安定感（unsettled and unsettling）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1918年赵元任从哈佛哲学系毕业，1919年恰是他在各种人生选择间犹豫不决的gap year。身心状态的波动起伏，令他暂时沦为精神上的“流浪汉”。在拿到雪尔登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后，赵元任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早年自传》中颇为细致地记录下他漫游途中一次乞食的经历：肩上扛一手杖，杖上挂一行囊，走到一处人家，跟女主人讨要面包和牛奶，说“让一个流浪汉也‘胡佛一把（Hooverize，厉行节约之意）’”。女主人最后象征性地收了点钱，表示不是对流浪汉（tramp）的施舍。这种漫游、求乞，对赵元任而言，似乎是他化解不安定感的自我疗法。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已养成“冥游”的习惯。他喜欢边闲逛边放飞思绪，在路上碰到熟人老是忘记打招呼，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因而获得“教授”的外号。赵元任这种“心不在焉”的书生气质，与他的妻子杨步伟正好形成完美的性格互补。杨步伟属于杀伐决断的行动派，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开头坦言：

我喜欢动作。我第一次碰见我美国留学生丈夫的时候，他还是那种一天到晚坐在那想事情的中国念书人样子，我虽然脚还没踏到美国地方，他一见了我就说我简直像个美国人。我就是为着爱做事而做事。世界上该做的事那么多，你哪来工夫那么闲坐着煞？

[赵元任译：I like to move; I like to act. When I first met my American-educated husband, a typical contemplative Oriental, before I ever set foot on America, he said that I was a typical American. I want to do things just for the fun of doing them. There is too much to do in the world to sit around and waste your time. ]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在1916年11月3日日记中写道：“I am 24 years old today, still a hesitator.”“hesitator [彷徨者]”道出了赵元任求学时期的性格底色。1918年5月他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答辩委员会主席霍金教授（William E. Hocking）追问写这篇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对他的性格有无帮助？赵元任老实回答说，无助于克服自己优柔寡断的毛病。

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胡适在归国前已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就是要做国人导师，他常引纽曼（Newman）引荷马（Homes）的一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赵元任与胡适是一辈子的好友，但两人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完全不同。胡适是情愿活在金鱼缸中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赵元任则有时刻意避开历史的聚光灯，宁愿享受私人生活（private individual）。

赵元任是现代学者当中特别注重保全日常性的一个人。早年随祖父各地迁徙、出国后四处游历、战乱期间流离失所，这些经历都让他格外珍视平常过日子的滋味。《赵元任早年自传》中但凡涉及大的历史变动，常滑向个人生活常态的记述。就像七七事变后的某个晚上，赵元任跟文教界的几位朋友在南京一家面馆吃面，静静地看着月亮在云层间穿过，都沉默不语。赵元任感叹：不知何时我们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夜晚（I wonder how often we shall be able to enjoy this kind of evening again）。所谓平常过日子的滋味，只有在聚散离合的战乱年代，才是值得回味的稀罕物。

1927年两人共同的好友韦莲司（E. C. Williams）写信给胡适说：

我觉得世间最忽略的资源就是嬉戏，要能够在社会上撑得住，没有比嬉戏更重要了。不是指声色犬马，或神经兮兮的寻乐，而是真正轻松忘我地让想象力奔驰，表现自己另外的一面。赵元任无论在任何困境都不会令人觉得他可怜，因为他能随时以嬉戏的心态从中获得乐趣。（参见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不得不说韦莲司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二人心性上的差异，赵元任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保持“嬉戏”的心态，而这恰是作为公众人物，难以摆脱盛名之累的胡适所缺乏的。这种嬉戏的精神渗透到赵元任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最钟情的语言学和音乐创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嬉戏精神的引领下，语言学不再是枯燥的专业，音乐也不仅是业余的消遣，二者都成为赵元任生命中的光与热。

赵元任这种“嬉戏”的精神状态，也是近代中国过分紧张的学术社会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元任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异端”，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嬉戏”的心态（play with something）与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现代语言学之间的张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ncroft图书馆保存的赵元任档案中，据目录显示，其在讲演题目中多次从游戏的角度来谈语言问题，譬如Language at Play（语言游戏）、Playing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a Symbolic System（与作为符号系统的汉语嬉戏）等。他最得意的语言游戏，是利用汉字的视觉性，选取准同音异形（quasi-homophonous）字编成“无意义”的小故事，如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的《石室诗士食狮史》（Story of Stone Grotto Poet Eating Lions）。在日常生活中，赵元任也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玩文字游戏的机会，善于用双关语（make puns）展示他特有的冷幽默。比如他和杨步伟合写的系列传记，总名为“Life with Chaos”，既是指“赵家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一团混乱的生活”。

韦莲司所看重的“嬉戏”，借用赵元任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译者序中的说法，其实是用一种“不通”的态度，笑对人生的难，追求一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nonsense）。这篇译者序也是自我解构的游戏笔墨，赵元任在序后加了两条附记：

排版注意因以上所说种种的理由，这篇序文应该从头到尾删掉，请排版的，校对的就照办为要。

又，这几句话是专门给排版的，校对的看的，并不是书稿的一部分，千万不可以也把他排入，弄成一个大“不通”的笑话。

写序在他看来纯属多余，做序的最高境界是逼迫读者跳过序言直奔主题。《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既是给小孩子看的书，又是一本哲学和论理学的参考书，里面有许多说不通的笑话。这些“不通”的笑话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它不提倡某种主义。周作人认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特色，即这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放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的脉络中，周作人援引麦格那思（Laurie Magnus,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Essay in Criticism）的评价，指出阿丽思的冒险“非常分明的表示超越主义观点的滑稽(present with curious distinctness the humor of the transcendental point of view)”，引诱读者走进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在这里“物质是一个消融的梦，现实是在幕后(where matter is a dissolving dream and reality is behind the veil)”。

戏剧家丁西林也认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Humor。这种Humor特别对译者的口味，却是国粹里整理不出来的东西，是中国人一向没有或欠发达的口味。从中国旧有的滑稽、诙谐、聪明、俏皮、讽刺、戏谑里，提炼不出Humor这种元素。《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赵元任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他花大力气翻译此书，是因为从作者Lewis Carroll身上发现两人许多惊人的共通之处：mathematics，love，logic，paradox，shyness（见1915年9月7日赵元任日记），更重要的一点共鸣是以“不通”的态度随顺人生，从无目的的精神漫游中领会到生活里有意味的“没有意思”。

赵元任一生视科学为天职，但他决不是苦行僧式的学者，而是一个嗜好极多、富于冒险精神的，学术上的享乐主义者。赵元任在独幕剧《最后五分钟》的前言中承认，他对学术的兴趣仿佛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极浓烈且忠心不变，即便一时移情别恋，最终还是会重回他的怀抱；而他对艺术的兴趣，仿佛是男人对女人的爱，一时间炙热如火，待热度消退后，好像就是离开她也能过似的，回头又恋恋不忘，觉得没了她，自己的生活便全无光彩。赵元任的嬉戏精神，不同于梁任公1920年代提倡的趣味主义，是严格的专业化为前提，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洗礼的享乐主义。

胡适在 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一文开篇称：“In the whol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year 1919 certainly deserves the name annus mirabilis [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1919年可谓是奇迹迭出的一年]。”借用赵元任作曲时惯用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被大写的“一九一九”这首多声部乐曲中，赵元任1919年的心路历程构成了主旋律的“转调”（modulation）和“滑音”（portamento）。

赵元任对音乐创作的兴趣，在他女儿赵如兰看来，有时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兴趣。西方古典乐的和声系统有它的一套规律，赵元任喜欢用“转调”和“滑音”给歌曲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比如在为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How Can I Help But Think of You）谱曲时，据《新诗歌集》中的作曲者注，“教我如何不想他”这句的唱法，每次都有转调。第一遍是本调（E调），第二遍收在上五度的调上（B调），过门把B调引伸了两句又回到家，第三遍从同名小调（homonymic minor, e小调）假道，到了“它”的相关大调（relative, G大调），第四遍暂回到e小调，两句后又变回同名大调到家，在E调上收尾。唱这个歌的时候，首先要唱得婉转，有许多地方就是没有↘号的，也不妨用一点滑音。这些自由的转调和滑音，赵元任以为并不是西方人专有的技法，可以给“中国派”的乐曲增添一点世界风味。

1919年胡适托任鸿隽在留美学界帮北大物色人才，任回信说赵元任一两年内未必肯回国。面对国内伸来的各种橄榄枝，赵元任此时仍徘徊在“世界公民”的理想与归国任教的现实之间。他很早就对“世界国家”的观念格外感兴趣，曾在日记中表示“立刻决定要加入这个国家，做一个世界公民”。“五四”一代知识人多受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受制于语言能力与知识视野，真正有资格成为“世界公民”的并不多。赵元任是留美学界中极少数能融入欧美学术社会，得到学院体制认可的。

“世界公民”的理想与民族国家意识在赵元任这里并不完全冲突，从他对音乐的理解中，可以见出他理想中的“中国音乐”是超越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祓除东方主义的幻觉，自由运用西方技法的世界音乐，或名之普遍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中指出西方人对所谓“中国音乐”的刻板印象，源于一种“博物馆的中国”观念，但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囚禁在人种学的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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