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
本书是著名评论家、艺术史学家吕澎继《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之后，又一部当代艺术家传记和个案研究。传主毛旭辉，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之一，更是西南艺术群体（张晓刚、毛旭辉等）Z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吕澎借助毛旭辉本人及其友人提供的大量日记、书信、画作，甚至是阅读笔记、抄录本等，不仅描述了毛旭辉在1980年代的思想和艺术成长历程，更借助毛旭辉的个人文献和资料来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一代人的风华年月。
另，全书还配有200余副照片和艺术家美术作品。
吕澎，艺术史学家。1956年出生于四川重庆。曾任四川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欧洲现代绘画美学》（岭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1999年再版）、《艺术--人的启示录》（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20世纪艺术文化》（与易丹合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艺术与文化批判》（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与易丹合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艺术操作》（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09年增订版、新星出版社2013年再版）、《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美术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与易丹合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20世纪中国美术编年史：1900-2010》（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与孔令伟合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主要翻译著作：《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论艺术的精神》（TheSpiritinArt，W.Kandinsky，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风景进入艺术》（LandscapeintoArt，K.Clark，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等。
引子1
第一章启蒙
阅读浸染5
"外光派"的影响21
经验31
学生时期的创作53
第二章青春的紊乱
从圭山到"塞纳河"103
诗与笔记：思想的悸动125
"体积"154
最后的纯朴163
第三章"新具像"与现代主义
歌尔德蒙式的出走203
首届"新具像"展览211
"新具像"的延伸225
现代主义的辩护244
"荒原狼"252
心理叙事267
第四章"家长"
灵魂不息301
"家长"320
后记357
引子
2016年1月28日到2月3日，我在昆明。之前，毛旭辉和他的助手张光华为我的写作已经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这几天他便将照片、笔记，早年的记事本、速写本、水粉和油画写生，各种形式的资料文献、手稿和作品，一一给我翻阅和观看。在毛旭辉的创库工作室，在巴赫、拉赫玛尼诺夫以及其他西方音乐的背景下，我们的思绪不时回到三十年前的80年代，尤其是那些老照片和毛旭辉早年的写生，很容易将我们引向往昔。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时光的飞逝和世事面目全非的变迁，而我将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一个特殊而孤独甚至"疾病缠身"的个人，来描述、分析和判断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景及其问题。
2009年11月13日，北京。一个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正式挂牌成立，院长是《父亲》的作者罗中立。没有人清楚这个官方机构是在什么背景下突然产生的，但是，2004年至2008年间出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价格"井喷"，无疑为那些在官方艺术机构里没有任何地位的当代艺术家--官方机构几乎没有收藏他们的作品--增加了鲜艳的色彩：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刘小东、周春芽以及曾梵志等艺术家开始在社会中广为人知，他们的艺术市场价格迅速地为他们披上了似乎有点神话成分的外衣，他们的艺术被认为在全球艺术市场中树立了一个"中国牌"的象征招牌，以至于有欧美的艺术家开玩笑地感叹道："如果我有一张中国人的脸就好了！"无论这样的局面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抑或根本就是问题的开始，中国当代艺术被金钱拉入了让世界瞩目和震惊
的焦点，就像中国的经济被世界所关注，而"中国制造"这个很快就解体的概念也一度被认为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品牌一样。这个机构的"院士"--被人们嘲讽地使用的词汇--成员名单还有：徐冰、许江、隋建国、韦尔申、蔡国强、汪建伟、叶永青、王功新、林天苗、展望、冯梦波、宋冬和邱志杰。在授予聘任证书的仪式上，夹杂着不同政治信仰、艺术观念、价值立场的艺术家受到了党和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到场祝贺。敏感的人会在内心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参加了200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人应该有记忆："工作报告"指责了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官方居然认可了那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准则上让人怀疑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发生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进入了一个合法化的程序了吗，或者那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最终向官方伸出了感激之手了？到场参加祝贺的画家陈丹青用"流寇"这个词来形容这些被认为在昨天还"不合法"的艺术家，他对那些"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院士"给予了多少有些预言式的劝告："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己的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无论如何，不少批评家更愿意将此次事件认定为在野的、边缘的艺术家被官方"招
安"。
作为张晓刚的朋友，毛旭辉参加了这次成立典礼仪式，他非常熟悉台上的那些面孔，张晓刚和叶永青是他早年学习绘画并在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中保持共同艺术立场的战友。但是，这个曾经以表现主义艺术倾向（"生命之流"--批评家高名潞为80年代中期的艺术现象设置的两个概念之一，另一个概念是"理性绘画"）成为"'85时期"西南重要代表的艺术家并没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院成员中的一个，而台上站着的却不乏对197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的艺术家或在这段历史中并不那么重要的艺术家。过去三十年的人生风景在毛旭辉的脑海里一一闪现，他应该是来祝贺他在台上的几个朋友的，但他站在台下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仪式结束之后他对张晓刚说，有些该在上面的人不在上面，一些不该在上面的却在上面。毛旭辉显然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但是，他说出这个看法时没有将这个时期官方机构的性质与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与他所主张的价值区分开来。
此时的北京已经入秋，也许是受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中的"井喷"已近熄灭，不过余温还在，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可以看成是2004年至2008年那些"大腕"艺术家美好风光最后的余续，尽管不少人这时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10年8月1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由中国当代艺术院承办的"建构之维--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活动的组成部分。这年12月9日，由高名潞策展的《川逝：大毛的艺术》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一个由隶属民生银行的民生现代美术馆所管理和经营的民间美术馆）举办。展览的现场展示了毛旭辉在80年代的文献和资料，据此，高名潞编辑了一本由书信（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为主）和文献构成的图录，为观众提供了关于这位来自云南昆明的艺术家的背景资料。但是，如此隆重的个人展览似乎并没有唤起朋友们早年那样的激情--这个容易理解，旧时光早已过去。
90年代初，在不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看来，灵魂因市场经济的影响开始受到金钱的挤压，毛旭辉在1995年写道："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与少年时代的雄心壮志多少有些出入。"（《棕树营画室手记》）文字中已经有一丝苍凉的情绪。1993年至1994年间，知识界对人文精神是否正在消失表示了深深的忧虑，社会与艺术家曾经关心过的问题--政治、哲学、宗教以及关于人的其他更为深刻的问题--变得越发复杂。
资料表明：从70年代初开始学习绘画，经历了前辈的指导、学院正规教育以及参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毛旭辉的艺术之路构成了艺术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早在1990年，我在写作有关毛旭辉的艺术的文章《生命的具象与陈述》里曾引用了柯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在《艺术原理》结尾中的一段话：
艺术家必须预言；这并不是说，他预报了即将来临的事态，而是说，他冒着使观众生气的风险，把观众自己内心的秘密告诉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任务就是要把话讲出来，把心里话完全坦白出来。但是艺术家必须说的东西，并不像个人主义的艺术理论要我们相信的，是他自己的私人秘密。作为社会的代言人，艺术家必须讲出的私密是属于那个社会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艺术家，是因为没有哪个社会完全了解自己的内心；并且社会由于没有对自己内心的这种认识，它就会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而对于这一点的无知就意味着死亡。对于来自那种愚昧无知的不幸，作为预言家的诗人没有提出任何药物，因为他已经给出药物了，药物就是诗歌本身。艺术是社会疾病的良药，专治最危险的心理疾病--意识腐化症。
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冒着使观众生气的风险"。明确地说，他们的艺术远远没有获得制度上的保障，他们的艺术因其价值观和立场而根本没有作为这个国家的历史遗产被加以对待，他们的艺术对于坐落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来说无足轻重--这真是一个被普遍忽略的事实。复杂的是，尽管早年曾与他的同伴共同反抗过官方美术家协会，可是毛旭辉最终还是接受了云南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这个身份，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艺术家试图证明自己的努力拥有价值的路径似乎只有一条--他顾不上去思考获得了这个官方机构的形式认可究竟与当初的理想和目标有什么关联，就像那些不安分的"流寇"接受了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招安"一样，这类在价值观和艺术态度不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的"握手"在事后都使得艺术家们不同程度地感到尴尬--因为这严重地模糊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艺术态度的边界。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如果我们缺乏独立的价值观和立场，缺乏符合理性精神的历史意识，如果我们将艺术和价值的判断放在随波逐流的水准上，比如放在一个僵化了的艺术史标准陈述上，像毛旭辉这样的艺术家的艺术以及他们为之进行的所有努力将会被视为垃圾，视为社会疾病或"精神污染"的蔓延，根本不可能成为治疗"社会疾病的良药"。
写作中，我在一封我曾经（1989年11月15日）写给毛旭辉的信里，看到有这样的话："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再去一趟昆明，但很难说。我倒想在明年写一本《毛旭辉》，类似《达利》（我的一本翻译著作）的那种体例。如定下时间，明年我会在昆明住一段时间。"次年夏天（8月），我去了昆明，回到成都写了一篇《生命的具象与陈述》。然而直到今天，我
才完成了这部详细描述毛旭辉80年代艺术历程的文字。的确，那是一代人的风华年月，今天看来，对在这个风华年月中一个艺术家的经历给予深入的考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研究，而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史问题了。
开 本：16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