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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精装)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精装)

作  者:樊锦诗 口述,顾春芳 书写

出 版 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  价:68.00

I S B N :9787544779548

所属分类: 传记  >  自传    

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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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
  本书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历数百年敦煌学研究的筚路蓝缕,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TOP作者简介

  樊锦诗,2019年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2019年“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获得者;2018年“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7年《莫高窟第 266—275窟考古报告》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2009年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顾春芳,上海宝山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学、戏剧戏曲学、戏剧美学、电影学。主要学术著作有《呈现与阐释》《意象生成》《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戏剧交响》,出版有诗集《四月的沉醉》。 

  樊锦诗与顾春芳相识于2014年的敦煌,一见如故,结下忘年之交。 

  樊锦诗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懂我的人”。

TOP目录

自 序
第一章 人生的不确定性
初见人世
路有冻死骨
一个崭新的上海
差一点死于小儿麻痹症
我的兴趣所在
居里夫人的影响
别无选择
第二章 神圣的大学
在北大历史学系抄文稿
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
群星灿烂的历史学系
回忆苏秉琦先生
宿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学术氛围
第三章 敦煌是我的宿命
幻想在现实中苏醒
在莫高窟的毕业实习
“李广杏”,如此人间好杏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苏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见
重回莫高窟
第四章 千年莫高窟
石窟艺术圣地
乐僔和尚与敦煌第一窟
苦难孕育的灿烂文明
张议潮与归义军
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映
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与流散
藏经洞文书的价值
第五章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敦煌学在海外
罗振玉、王国维与中国敦煌学的发轫
陈寅恪对中国敦煌学的贡献
张大千和向达在敦煌
常书鸿先生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段文杰先生与敦煌研究院
季羡林先生与敦煌
潘重规、饶宗颐的敦煌情缘
为了敦煌学回归中国
敦煌学的未来
第六章 风雨飘摇的日子
莫高窟人的宿命
父亲的突然死亡带来的伤痛
简单相信,傻傻坚持
他们成了猪倌和羊倌
莫高窟没有被破坏是个奇迹
第七章 敦煌的女儿
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从北大到敦煌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老彭与莫高窟北区考古
花甲之后拼尽全力
我的老彭走了
第八章 敦煌石窟艺术
绵延千年的形象佛教史
有最早纪年题记的洞窟博物馆
说不尽的经变画
榆林窟的稀世神品
永不停息的自由飞舞
最完美的彩塑
第158窟:涅槃的境界
敦煌艺术与中原文化
临摹需要达到无我之境
第九章 保护就是和时间赛跑
莫高窟保存面临的风险
持之以恒的沙害治理
抢救和预防:保护工作的“二重奏”
壁画修复的缓慢节奏
与盖蒂的合作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和出台
追忆平山先生
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
“数字敦煌”的实现
第十章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莫高窟人的拓荒和坚守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申遗”成功给我的启示
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要求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
莫高窟告急!
耗资四亿的数展中心
不能“武大郎开店”
科学保护让敦煌永生
第十一章 春风化雨润心田
拉开大规模抢救的帷幕
“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对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关怀和重视
“做好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
莫高窟保护,任重而道远
第十二章 四十年后终成卷
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百年回望
《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建立
考证与分期
为了“还债”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重要和困难
四十年终于完成《敦煌石窟全集》首卷
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
第十三章 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
“舍身饲虎”的真意
“莫高精神”的杰出典范
我们都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
我沾了莫高窟的光
守护敦煌的究极意义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

樊锦诗年表
后 记

TOP书摘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女生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因为27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学习空间很狭窄,所以就要跑图书馆看书。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说话,我也不多说话。据他后来说,他认为我这个人学习还不错。其实,他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我,大概是因为他看见过我用白色、蓝色的手绢,我才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绢,黄色的,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我既觉得他对我很关心,又觉得这手绢实在是俗气。他们老家爱吃腌臭鸡蛋,有一次他就带了臭鸡蛋给我,还说特别好吃。我当时想这有啥好吃的,不过又觉得这个人朴实得可爱。

  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我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正式谈恋爱。

  到了他家以后,我感觉他们家的氛围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响。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长得也很像他大哥。大哥比他大五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2015年9月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他心里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学习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认真,成绩很好。

  还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见愁”,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儿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儿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就晕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动了。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北大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只有历史专业,他一开始当谭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 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老彭当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另外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

  1964 年秋天,我在张掖地区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了。

  1965 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我的同事也很关心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就让老彭住到同事他们家里,常书鸿和几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对老彭都很好。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

  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虽然他说“我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的。

  1966 年,动乱开始了。1967 年元月,我“串联”到了北京,还专门去拜访了他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说:“小樊,你们俩该结婚了。”就这样,在兄嫂的安排下,我到武汉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车站接我,结果我到站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我心里感到很害怕,担心他发生了什么事,心想不能继续等下去,决定自己步行去武大。从大东门摸到武汉大学,走了很长的路,终于看见写着“武汉大学”几个字的那个牌楼。进了校门,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老彭的湖边五舍的宿舍。结果他不在,原来是到火车站接我去了,我们俩走岔了。我就在宿舍门口等他,南方没有暖气,冻得哆哆嗦嗦。当老彭满身大汗地回来时,我感到非常委屈。进屋后,发现屋里和外面一样冷,于是我就钻到被窝里抱着个热水杯子,一边生着气一边打着哆嗦。他一个劲儿安慰我,说去车站接我,却没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给我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我们《毛主席语录》、杯子什么的作为结婚礼物。我们买了糖果、茶叶、香烟,招待同事们。

  那是1967 年1 月15 日,我们就这么结婚了。

  老彭这个人非常朴素,读书的时候就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我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料子的裤子,结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给他准备的衣服。后来到上海我又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一直到生病离世,他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结婚当天,我也没怎么打扮,就穿着北京那种条绒系带的棉鞋,蓝布裤子, 上衣是一件丝绵棉袄。棉花有点露出来了,我就把它往里面塞一塞缝起来。在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罩衫也是旧的,我洗了洗就当新娘子的衣服了。

  结婚没几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带老彭回家。当时,上海家里已经被抄家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因不知情,我和老彭下了船,先到原来父母居住的虹口武进路的家里,刚上楼梯,看到我父母的卧室里有光,还没等进门就听见里面有声音,透过门缝看到屋里全是红卫兵,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脚下了楼,拉着老彭直奔二姐家。因为我二姐的家就在不远的地方,等见了二姐才知道家里被抄的情况。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在二姐家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我带着老彭去见父母,家里人看我们俩刚刚结婚,就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父亲听见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我后来想,幸亏那次带老彭回上海,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母亲要按上海的老习惯送给我一床被子,我说,带着被子坐火车太不方便了。被子虽准备好了,我并没有拿。我离家的时候,给母亲留下了50块钱,因为家里被抄得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结婚以后,我和老彭经常通信,我感觉他对我非常关心和体贴,是个可靠、有情的丈夫。后来听他跟别人说,他找我是因为觉得我虽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没有骄娇二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席卷全国。军宣队进驻研究所,单位三天两头开会搞运动。我父亲刚刚含冤而死,大弟因为父亲的原因不能落实工作,母亲又病倒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自己又怀孕了。我觉得自己身心俱疲。我往来于敦煌、上海、武汉之间,由于过度劳累,以及精神上的紧张和巨大的悲痛,导致我有流产的迹象。经过及时治疗,才幸运地保住了孩子。

  那时候,最强烈的念头就是离开敦煌,到武汉去。我觉得只有到武汉,到老彭身边才能感到安全。显然,在动荡时期,是无法解决分居问题的。我们想调到一起,也只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为什么我们俩经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是同学,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老彭知道我喜欢他,他也从来不给我说狠话,也不愿意抛弃我这个人。

  我们结婚时,没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 年初,我们要把第一个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时,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农村的老家。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还算宽敞,但家里最现代的东西就是暖壶,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我们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准备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几岁,别人总把她当成我婆婆。我在武汉度过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彭把我照顾得非常好,给我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我动手,晚上让我休息,他起来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汉又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带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汉,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正是调皮的年龄。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所以我们家的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动乱”已告结束,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只有老彭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可是这时的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1986年,为了我们俩谁调动的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 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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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张: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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