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英] 彼得·沃森 著
译 者：张凤 杨阳
出 版 社：译林出版社
丛 书：世界思想史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 价：248.00
I S B N ：9787544779012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哲学/宗教 > 哲学
标 签：
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接续《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线索，纵览风云变幻的20世纪，拨开战争和政治的迷雾，从思想入手理解这一百年人类的智力成就。
20世纪既是人类的多事之秋，也是思想进步的辉煌世纪。在这个世纪，全人类在奴役、对峙、战争和解放的裹挟中曲折前进、求同存异，我们也在各大学科中取得了微观粒子、基因结构、现代主义等重大发现。彼得?沃森用精准和优美的叙述笔法，将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思想发展娓娓道来，帮助21世纪的读者理解我们如何抵达当今的世界，未来又会去向何方。
这是一部用思想写成的20世纪通史，书中的主角不再是世界大战和政治博弈，但它将包含战争的思想后果、冷战时期的科学竞赛、去殖民化浪潮的余波等仍旧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精神财富，它们将会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理解人类自身的关键所在。
彼得?沃森
（Peter Watson，1943— ）
英国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社会》杂志副主编，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观察家》等报纸撰写过专栏，以拒绝简化的恢宏思想史作品闻名于西方世界，著有《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德国天才》、《大分离：新旧大陆分道扬镳的历史》等。
中文版序 新无知时代？
序 言
导 言 思想规律进化论
第一部 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斯坦：伊始的意义
1 打破宁静
2 思想驿站
3 达尔文的黑暗心灵
4 现代主义的少女
5 美国的实用主义智慧
6 E=mc2，?/≡/v+C7H38O43
7 血之阶梯
8 火山爆发
9 反击
第二部 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
10 日蚀
11 贪婪的荒原
12 巴比特的米德尔敦
13 英雄的黄昏
14 进化之进化
15 物理学的黄金年代
16 文明及其缺憾
17 思想浩劫
18 无用的慰藉
19 希特勒的礼物
20 巨人
21 无路可退
22 八月之光
第三部 从萨特到宁静之海：人类新境况与伟大社会
23 战后零年的巴黎
24 女儿与情人
25 人类新境况
26 经典的裂隙
27 自然科学的力量
28 心智的祛魅
29 转向曼哈顿
30 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31 长时段
32 天与地
第四部 从反主流文化到科索沃：由本然观之，由各处观之
33 新感性
34 遗传学一览
35 法国专辑
36 发财与行善
37 压制的代价
38 地方性知识
39 “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
40 帝国的回音
41 文化战争
42 深层秩序
结 语 实证时代
注 释
索 引
中文版序：新无知时代？
本书出版小史
在为本书英国版物色书名时，我的第一个灵感源泉是英/美大诗人W. H. 奥登。奥登和我是老乡，我们都来自英国的伯明翰。伯明翰是这个国家的工业腹地，一座不甚可爱的城市，如果说它有什么显赫的时刻，那么我们可以说，原子弹的理论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由两位移民至此的德国犹太物理学家，在这座城市绿草如茵的大学区推演出来的。于我而言，无论在曾经还是时至今日，奥登的诗歌都是20世纪人类创造力的缩影。他的成长环境促使他关注工业化的英国（以及其他地方）不断腐坏的面貌。对科学和精神分析的盎然兴趣也为他的诗歌带来了风格独具的语汇：散发着现实气息的当代场景、支离破碎的句法结构、如同现代艺术般刻意堆砌的冲突意象，最后以几近日常俚语的措辞收尾。也许正因如此，到最后我也没能在他的诗句中找出能够浓缩整个20世纪、能够引人共鸣的警句。
接下来，我尝试了同样是英/美诗人的T. S. 艾略特的史诗《荒原》。这首诗歌的标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现代人类的处境。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偏颇的视角。艾略特更辉煌（对我个人来说）的诗作《圣灰星期三》（1930）包含如下诗句：“我不再希冀求知/实证时刻的孱弱荣耀。”我玩味过“孱弱荣耀”这一精彩的搭配，考虑过拿它作书名会怎样。我明白艾略特的所指，也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共情。我也考虑过，也许“实证时刻”的书名也可以成立，因为20世纪是科学的胜利，也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胜利。
但是这样的书名也许太过正面了。20世纪确实在诸多方面大获全胜，但在其他方面也承受了难以化解的灾难，中国的读者对此想必体会颇深。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我采用了爱尔兰大诗人W. B. 叶芝的诗句“惊骇之美”作为英文书名。叶芝写了57年诗歌，与此同时，他也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899年的警方报告称他“多少算是个反动派”），不仅在爱尔兰当过参议员，而且诗作中也不时显现出他对政治的关切。这一姿态的集大成之作便是《1916年复活节》，一首歌颂失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的诗作，其中包含如下诗句：
一切都变了，那样彻底，
一种惊骇之美已经诞生。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两句诗便是整个20世纪的墓志铭。“惊骇之美”（A Terrible Beauty）也就成了本书英国版的书名。
在这样一个如斯丰富、如斯矛盾的世纪里，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一条路径理解它。在艺术领域，20世纪所经历的艺术运动要比文艺复兴还丰富，而其中有许多遭到了国家或团体的诋毁和封禁。在医学领域，20世纪在医疗手段上取得了璀璨的进步，却也见证了许多医生的道德滑坡。物理学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冒险，然而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招致的灾难都令我们难以忘怀。我们在政治领域突飞猛进，而相应的法律系统常常连亦步亦趋都难以做到。地质学和地理学的新发现本该提请我们注意环境的脆弱，但是就算它发出过这样的呼声，也已经被政客下了封口令。美国人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却无法（也有人觉得是不愿）阻止屠杀在他们学校教室中不断重演。谁敢斩钉截铁地说，2000年的世界就一定好过1900年呢？
对我来说，20世纪的多元视角可以从另一件跟我个人有关的小事中反映出来，那就是本书的美国版并不叫“惊骇之美”。我的美国出版方虽然也喜欢这本书（此外，它也获得了业界好评，并且销售业绩喜人），但他们认为英国版的标题并不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共鸣。虽然叶芝是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美国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习俗比英国更为普遍，但是我的纽约出版方还是认为，在大西洋的西海岸，叶芝的这首诗作以及“惊骇之美”并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所以，美国版的书名叫作“现代思想”（The Modern Mind）。这是因为美国有着更显明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更朴实的文字审美。此外，美国人看待思想的基准点也较少历史思维，对历史上伟大的古典时代较为冷漠，对起源于亚洲和中东，然后在欧洲繁荣的人类文明也不太上心。尽管美国人也可以自豪地宣称，20世纪是属于美国人的世纪，这个国家的自我定位更倾向于展望未来，而不是回溯过去。
中国，在我看来，又与英美两国完全不同，实际上与整个欧洲都判然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过去，不过近几十年来，它又一改过去的封闭，向整个世界敞开了胸怀，如今正跻身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行列，并将目光投向未来。实际上，20世纪发生的一切，以及它所孕育的现代思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变革。也正因如此，我与编辑决定将“The Modern Mind”定为中文版的原书名，并将中文书名定为《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确切地说，这本《20世纪思想史》是一部剥离了政治的20世纪历史。（说实话，我们的世界也从不缺乏关于20世纪的政治史。）当然了，政治不可能被彻底回避，它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这里或那里冒头。但是在你即将打开的这些书页中，思想才是真正的主角：哪些思想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思想改变了我们对20世纪的体验，哪些思想促使人们行动，给予人们勇气，令他们的生活激动人心，值得他们付出一切。
这也就使得我们回到了一个核心的事实，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毫无争议是科学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中文版的副书名会叫“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早在1909年，精神分析因为弗洛伊德访问美国而逐渐传播并成为主流，尽管这一伟人的理论经历了许多修正，但它仍然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所以我们如今谈论心理学的方式已然和过去截然不同。
我还要重申，如果在现代思想冒险中择取最伟大的案例，那么它将会是粒子物理学。从1850年左右发现能量守恒开始（它将电、磁、光、波纳入一个体系之中），然后到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最后一步步发现了组成原子的其他微观粒子，这不仅带来了电视的发明、电子技术的革命，使得我们对借由相同的粒子实现进化过程的宇宙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最终带来了现代物理学王冠上的宝珠：计算机技术。
历史的进程并非一条直线，但它大体上确实呈前进的态势，而本书试图以尽可能明晰且扼要的方式描述这一态势。而在20世纪纷繁的线索之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一条线索可能在于，尽管就政治领域而言，20世纪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灾难，其残忍和反人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它在其他领域，例如文学、医药、绘画和雕塑、历史编纂学、装饰艺术，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这一悖论迫切需要得到关注，这也是我为何反复强调，许多学科正是因为电子技术革命的成果，因为广播、电视以及计算机和互联网，才得以进一步深化、扩展和融合，这项伟大的科学成就改变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推动着我们迈入了信息的时代。
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最近在文章中提及，互联网上能够获取的信息犹如“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这话当然说得有点过，但他的核心意思是互联网上的信息未经提炼和归纳，其中有着太多纷繁复杂的细节，还称不上是知识。布鲁克斯的观点得到了诸多证据的支撑，而尽管互联网毫无疑问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却也可能让我们进入了新的无知时代。
在我们今天栖居的世界里，无知正在大范围地蔓延、扩张，在美国尤其如此，其程度已经到了令人警觉的地步。一项近期的调查显示，4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人类自宇宙伊始便已经存在于地球上，而有20％的受访者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公转。在美国，有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群体，主要基于宗教原因，仍然拒绝接受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另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不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哪个世纪。在高中生群体中，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学习外语，而这一比例在欧洲高达92％。
这一状况并不会迅速改善。在美国，我们从目前已知的数据得知，高校历史学位的授予数量在2016年相较2013年下降了30％。而这一数据应当与另外一个现实相对观之：耶鲁、普林斯顿、布朗等美国精英大学的历史系毕业生仍旧在连年增加。历史学正逐渐成为一种带有精英色彩的活动。
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这个世界变得如斯碎片化，学科之间变得如斯迥异，信息变得如斯原始而未经提炼，我们显然急需对诸种信息进行综合，并将网上大量“浑浊”的现成信息整合、梳理成明晰、连贯的体系。我们急需让信息脱胎换骨，变成知识。
思想综合是《20世纪思想史》的另一大特征。人们在理解事件和思想时喜欢（我几乎想说“需要”）使用框架，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进入思想的语境，咀嚼它，记忆它。如果没有框架，思想与思想的叠加只会是混乱的集合，而没有任何条理可言。从这本书的销量和译介情况（除了英语版本，它一共被译成26国语言）来看，《20世纪思想史》似乎完成了我在写作之初为它设定的目标。然而，还有另一件事值得提及，它在《20世纪思想史》问世之初时并不凸显，在我看来却和当今的中国读者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丝绸之路》缺了什么？
如果你读过《20世纪思想史》的前篇《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你就会知道这本书曾提到（尽管是将一部很长的历史长话短说），中国直到宋朝都是世界上最先进也最成熟的国家。从那以后，欧洲接过文明发展的接力棒，以不断积聚的势能催生出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
而我们刚刚经历的20世纪，即本书所涵盖的时期，正是欧洲发展的巅峰期。甚至连两次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都无法遮蔽这一事实。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曾经遭到殖民的地区都纷纷迎来了改变，它们开始独立自主，并且开始迎来教育、商业、道德，以及政治的自由。然而，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它们享有的这些新生活来自曾经统治过它们的殖民者。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一承前启后的过程也应当开启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型期。可是，事实当真如此吗？
这一过程目前尚未结束，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我现在想要抛出一个想法，供你开始阅读的时候思考。
在2016年，牛津大学全球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出版了《丝绸之路》，副书名叫“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这本书通过讲述中东和远东（即丝绸之路途径的国家），以它们的政治、贸易和冲突为核心，讲述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个故事讲得很精彩，很值得一读，我个人也很推荐这本书。
但是，与此同时，我希望提请读者注意这本书处理历史的一个方面。《丝绸之路》是一部贸易和战争的历史。在它长达两千年的架构中，它几乎不曾提及任何思想的内容。许多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思想会跟随贸易传播来开。还有些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战争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改变整个民族的心智。虽然如此，《丝绸之路》却不曾谈及任何跟随贸易传播的历史，也不曾触及贸易对思想的影响。《丝绸之路》中只有持续不断的冲突，却不像我们自然会期待的那样，谈论战胜者攻城略地所带来的集体心智的改变。
简而言之，虽然《丝绸之路》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叙述了世界史，但是它也不自觉地印证了《思想史》的大意，即在思想领域，中国和东方自宋朝以后便被西方赶超了。然而，我在本书中的意图，是提醒中国读者注意他们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许多领域，比如技术、体育、教育改革、商业、海外投资，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改变。但是，只有当中国能像西方的伟大文明所曾经成就的那样，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
当中国的历史学者写出一部颠覆性的史学作品，将亚洲的过去纳入世界进程的模型当中；当中国的伦理学者，像提出无知之幕的约翰·罗尔斯那样，用一套新的理论摇撼我们对于政治框架的理解；当中国的数学家向我们展现，宇宙的“深层秩序”如何可以重构；当中国的画家或小说家取得相当于毕加索或者马尔克斯的成就—到了那个时候，世界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中国已经重新取得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20世纪思想史》包含的大多仍旧是西方文明的成就。但接下来，我们该去向何方？本书的中国读者也许会带领我们走向那片风景。
彼得?沃森
伦敦，2019年8月
导 言：思想规律进化论
1997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了BBC电视台的专访，并被问及其漫长人生中最让他惊讶的事。伯林于1909年生于里加的犹太木材商人之家，七岁半的时候就在圣彼得堡一座陶瓷厂楼上的家中目睹了二月革命的开端。他这样回答：“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经历过无数的恐惧，我仍能如此平静而愉悦地生活。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世界毫无理由地承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非人道暴行和野蛮毁灭……但我还活着，没有被它们涤荡……在我看来这很令人惊讶。”
听到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已深入本书的创作很久了。但伯林先生的回答着实引起了我的共鸣。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传统的20世纪史学研究都着力于人们熟知的经典政治军事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30年代的大萧条、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殖民地自治浪潮和冷战，等等。这是一份可怕的事件簿。而斯大林和希特勒（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的暴行，至今仍没有被清算，甚至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彻底清算。这些暴行的数量之巨，即便在这个对天文数字已经习以为常的时代，也仍罄竹难书。尽管伯林先生经历了所有这些恐惧肆虐的年代，他留在故乡的所有家人都惨遭屠戮，可他仍能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自己漂泊的一生堪称“幸福人生”。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让人们把目光从传统史学涵盖的大小事件上移开，不再囿于政治军事事件和国家事务，转而关注那些令以赛亚·伯林的人生如此传奇而丰富的主题。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的恐怖事件，其散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对人的现代情感造成的流弊之严重，使得传统史学家对其他的主题都无暇顾及。举个例子，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20世纪前三十年的史学著作，虽然厚达700多页，却丝毫没有提及相对主义，既没有提及亨利·马蒂斯或者格雷戈尔·孟德尔，也没有欧内斯特·卢瑟福、詹姆斯·乔伊斯或马塞尔·普鲁斯特；既没有乔治·奥威尔、W. E. B. 杜波依斯或玛格丽特·米德，也没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或弗吉尼亚·伍尔夫；既没有莱奥·齐拉特或莱奥·亨德里克·贝克兰，也没有詹姆斯·查德威克或保罗·埃尔利希；既没有辛克莱·刘易斯，当然更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巴比特》。其他史学著作同样存在类似的缺失。而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打破这一偏颇的局面，聚焦那些改变了20世纪面貌的主要思想理念，正如伯林先生所言，这些思想理念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尽管基于这样的初衷，但我无意否认传统史书的观点，即20世纪确然是悲惨且多灾多难的。只不过除了战争，这个世纪其实还有更多的美好。我也没有意图暗示政治或军事事务就不是思想或智力事务。它们绝对是。政治家总是试图将哲学和人性的理论融入政府的统治中去，在我看来这绝对是最为困难的智力挑战之一。而在军事斗争中，个人的生命前所未有地无足轻重，人与人面对面地交锋，其间也饱含了政治价值与利益。但是，在纵览传统史书之后，我想给读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更为丰富也更加难以寻觅的东西。
我从来认为，只要我们抛开折磨20世纪的深重苦难，只要我们不再执迷于过去数十年间历历在目的恐怖，那些思想潮流，以及最引人关注的发展、最经久不衰的进步和最意义深远的开拓，都将显现在我们眼前。20世纪一直在知识层面被科学主导，对科学“妥协退让”。科学的影响之所以深远，不仅因为它造就了新发明的诞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科学在改变人类思考内容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思考方式。198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亦近，亦远》中自问道：“你认为当今世界还有哲学的一席之地吗？”他是怎么回答的？“当然有，但只有当哲学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与成就时才能立足……哲学家不能将自己与科学发展隔离开来，因为科学不但极大地拓展和改变了我们对于生命和宇宙的视野，同时也变革了人类思考的方式和规则。”这场规则和方式的革命也将贯穿本书的探讨。
有批评者可能会认为，从20世纪与科学的关系来看，这个世纪其实与18、19世纪并无区别，因为我们都在见证科学发展的成熟，而这一进程早在哥白尼和弗朗西斯·培根时代就已经发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但20世纪与19世纪及之前的世纪在三个重要方面有着本质区别。首先，一百多年前的科学只是一套彼此毫无关联的学科集合，而且并未开始探索各学科的基本原理。比如约翰·道尔顿早在19世纪就预测了原子的存在，却一直没有人尝试验证这一概念的实体，甚至连最不着边际的验证空想也没有。而这恰恰是20世纪科学的显著特点，用约翰·马多克斯的话来说：20世纪的标志性特征是它不但让发现之河变成了洪流，而且让很多学科的基础性发现成为现实，包括物理学、宇宙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而正是在1900年及其前后，大多数基本概念（电子、基因、量子和无意识等）得到了定义，这也是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巧合。
20世纪区别于以往世纪的第二方面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探索，包括以上提到的所有学科加上数学、人类学、历史学、遗传学和语言学，以充满力量而令人信服的姿态交相辉映，为人们展开了一幅自然世界的壮美画卷。这幅画卷包含了宇宙、地球以及大陆和海洋的演化，生命的起源，世界人口的增长和不同种族及不同文明的发展等丰富的内涵。这幅画卷的基础和框架都是对进化论的演绎。时至1996年，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仍然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而早在1900年，胡戈·德弗里斯、卡尔·柯伦斯和埃里希·切尔马克就通过重新阐述和发现本笃会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豌豆育种规则，解释了达尔文理论作用于个体水平的可能机制，从而开启了科学（当然也是哲学）的广阔新领域。因此在本书中，我实际上坚持认为，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论可以说是20世纪的理论，当然了，说它是19世纪的理论也同样正确。
20世纪在科学上区别于以往世纪的第三方面体现在心理学领域。正如罗杰·史密斯所指出的，20世纪是心理学的纪元。自我变得私人化，而公共领域（代表公众利益的政治行为的关键领域）则出现了相对空白的状态。人们开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审视自己的内心。正统宗教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个世纪在感觉上迥异于之前的世纪。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用到了对科学“妥协退让”的字眼，我的意思是：人们被迫接受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进步。除此之外，其他学科以及其他思维模式或行为方式都在进行自我调整以回应科学的发展，它们无法忽视科学。许多视觉艺术的发展，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建构主义，甚至抽象主义本身，都涉及对科学（或艺术从业者“眼中”的科学）的回应。许多作家，从约瑟夫·康拉德、D. H. 劳伦斯、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T. S. 艾略特，到弗朗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也都承认受到过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影响。在音乐与现代舞蹈艺术中，原子物理学与人类学的影响都已得到承认（阿诺尔德·勋伯格尤甚），而“电子音乐”一词本身就不言而喻了。在法理学、建筑学、宗教和教育中，在经济学和组织工作中，科学成果及其方法学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历史学科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虽然科学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方式和内容有着直接影响，但历史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史学界的一大辩题关涉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问题。有的学派认为，“大人物”举足轻重，当权者的决断可以造成世界历史和思想的重大转变。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和商业因素能够通过促进整体人口中某些阶级的利益而实现变革。在20世纪，尤其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出现似乎肯定地表明，“大人物”的决策对历史事件至关重要。但随着热核武器统治了20世纪下半叶，我们还能说任何单独的个人，无论伟大与否，能够担负起这足以毁灭世界的核弹的决策权吗？显然不能。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众多时空交错的年代。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如大人物或影响社会阶级的经济因素）都正在被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所取代。而这台新引擎就是科学。
关于科学，还有一个方面让我觉得特别令人振奋。它不存在真正的日程表。我的意思是，就其本质而言，人们不能强迫科学朝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科学的必然属性就是开放（尽管在冷战时期和某些商业实验室里还存在一些秘密进行的研究），从而确保在这一至为重要的人类活动中，永远只能存在知识的民主。令人鼓舞的是，科学不仅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能够发现新事物，改变政治观念，刺激思想的发展，科学还变成了重要的隐喻。要取得成功和进步，世界必须是开放、不断变化且毫无偏见的。因此科学在具有知识权威的同时也具备了道德权威。但这并不总是能为大众所接受。
说到这里，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关于科学的，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在导言部分，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科学对20世纪产生的另外两方面的哲学影响。第一个方面有关技术。技术进步是科学最显而易见的成果，但它可能导致的哲学后果往往被忽视。科学并不像大多数宗教和某些政治理论家那样，会友善地向我们承诺，为人类的生存状态提供普适的解决方案。科学看待世界的眼光循序渐进而讲究实效。技术则解决具体问题，并为个人提供更强的生活驾驭能力和/或在某些特定方面的生活自由（如移动电话、便携式计算机和避孕药等）。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些“小玩意”是对异化或倦怠的困境所作出的适当的哲学回应。而我则固执地认为，它们的确是的。
科学所具有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哲学意义可能也是最重要当然也是最有争议的。站在20世纪末的关口，人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正随着知识的进步而飞速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事实：相比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艺术领域却缺乏能与之媲美的成就。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比较是错误而毫无意义的，因为艺术所包含的创意、想象力、直觉和本能的知识，是从来不可能像科学知识一样通过累积而增长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这种关于艺术知识的提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已有观点认为艺术文化是具有累积性的。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创意，”他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择手段，也不是通过震慑或干扰将外部世界的竞争拒之门外。一个众所周知的词语，只要用得恰如其分，也可以是最有原创性的艺术作品。……它们的原创性并不在于对过去的蔑视或对既有期望的粗暴攻击，而在于它们向传统形式及内容注入了令人惊喜的新元素。没有传统，创意便不能存在：因为创意只有通过对抗传统才能为人所知。”这与19世纪沃尔特·佩特提出的“经验之伤”类似，即为了探索新事物，你必须了解过去，否则你可能只是在重复前人的成果，煞有介事地兜圈子。但20世纪的艺术和人文的碎裂所表现出的却常常只是对于奇技淫巧的过分追求，而不是对已有知识的独创性见解和补充。
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科学所具有的累积性本质。科学是一个循序渐进、前后连贯的故事，新的成果不断对旧的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增强科学的权威，科学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我看来，20世纪的艺术和人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学所压制和超越，而这种压制与19世纪及以前的任何态势都截然不同。一百年前的作家，如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弗里德里希·尼采、亨利·柏格森和托马斯·曼等，完全可以就人类的境遇发表足以与当时的科学思想相媲美的论断，而诸如理查德·瓦格纳、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克劳德·莫奈或爱德华·马奈等艺术大师，也具有同样的作品表现力。正如本书第1章里所写的那样，19、20世纪之交，在马克斯·普朗克位于德国的家里，人文科学仍被视为较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形式（普朗克一家也并非异类）。但一切还一如当年吗？艺术和人文曾经一直反映着它们栖居的社会，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它们的声音已经日渐低沉。
拔地而起的冷漠大都市，稍纵即逝的邂逅，冷酷的工业化以及前所未有的道德沦丧，这些景象构成了19世纪晚期全新的异化世界。现代主义作为对这一世界的回应，已经被大书特书过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主义者对科学本身，而不是对技术及其社会后果的回应。20世纪的许多科学成就，如相对论、量子理论、原子理论、符号逻辑、随机过程、激素和食品添加剂（维生素）等，至少在它们被发现的时候都显得艰涩难懂。我认为现代科学的高门槛已对艺术产生了不利影响。简单地说，艺术家总是尽量避免与大多数（我要强调“大多数”）科学产生交集。这样做的一大后果，正如本书自始至终力图传达的，就是约翰·布罗克曼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与C. P. 斯诺概念中的两种文化（文学文化和科学）有关，但存在差异。布罗克曼认为第三种文化由一种新的哲学类型构成。这种自然哲学事关人类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定位，主要由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写就，因为他们是现今最有能力做出此类评价的人。无论如何，对我而言这都是一种对知识形式演变的衡量。这也是本书的中心思想所在。
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在序言中说过的话：《20世纪思想史》只是我对于20世纪思想的个人诠释。即便如此，这本书所涵盖的领域仍太过广博，这让我不得不在材料的选择上采用非常严苛的标准。对于若干问题的探讨，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我何尝不希望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所造成的思想后果。正如保罗·福塞尔和杰伊·温特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所作的阐释一样（见第9章），大屠杀也同样值得大书特书。而在介绍1963年汉娜·阿伦特报道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大屠杀本来也可以很好地契合主题。亨利·福特的成就，以及他极富影响力的发明（流水生产线），或是查理·卓别林这样在19、20世纪之交电影刚刚诞生时便大放异彩的明星，也都理应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严格说来，上述都是文化而非思想的进步，所以我只能忍痛省略。实验对象往往会因为实验的设计而导致很多原本并不会出现的结论和推断。丹尼尔·贝尔曾好心地提醒过我，而我没有听从当然不能怪罪于他。有段时间我曾想专门辟出一章来介绍大学，不只是剑桥、哈佛、哥廷根或日本帝国大学等传统名校，还要包括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及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等杰出的专业机构。我最初计划走访《自然》和《科学》杂志的编辑部、《纽约书评》办事处和诺贝尔基金会，以及一些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介绍这些机构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样，位于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等阿拉伯世界的清真寺图书馆也应当榜上有名。这些想法都很迷人，但要囊括它们，恐怕本书也得增加一倍的篇幅和重量了。
写作本书的一大乐趣，是让我能够借此机会回过头来研读那些我早就应当拜读的作品，重温许多我曾经读过的作品。除此之外，我对诸多大学进行了访问，访谈了许多作家、科学家、哲学家、电影制片人、学者和其他让本书蓬荜生辉的人，这些事情都让我乐在其中。对所有的受访者，我采用的采访方式都大同小异。在有时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会问对话者，在其领域内，他/她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个思想各是什么。有些人给出五个，也有人只选择了一个。在访问三位经济学家（其中两位是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本期望他们可以给出九个不同的答案，但由于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我最后只得到了四个答案。
本书采用叙事体的写作手法。审视20世纪思想成就的一大方法，就是将这段思想的历史当作一个伟大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大部分的章节都根据时间顺序向前推进。我把它们叫作“垂直”或经线章节。不过，有几个章节则是与之对应的“水平”或纬线章节。它们分别是关于1900年的第1章；关于19、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及其“思想驿站”特点的第2章；关于神奇的1913年的第8章；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的第9章；以及关于让—保罗·萨特时代的巴黎的第23章。在这些章节里，思想的脚步不再一味沿着时间的大路向前飞奔，而尝试领略那些有时在同一个地方伸展开来的平行岔路。个中缘由也是因为当时发生的事件所致。但我仍希望读者们能够乐于品味这种步伐的改变，我也希望那些字体加粗的人名和概念会对读者的阅读有所帮助。因为在这样一本大部头著作里，单凭章节标题可能不足以提供完善的阅读指导。
本书共分为四部，这种划分也反映出思想的确切变化。在第一部中，我完全颠覆了弗兰克·克默德在《终结的意义》中做出的论断。克默德爵士认为，尤其是在小说作品中，所有情节的结局，以及该结局与之前情节之间的协调关系，组成了人性的基本面，也就是世界观。起初的文学作品中只有永恒的天使和神话，后来出现了悲剧，而最近的文学作品中则充斥着无尽的危机。与之正相反，本书的第一部反映了我的信念，那就是：20世纪初，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物理、生物、绘画、音乐、哲学、电影、建筑以及交通运输，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征兆。新的局面将被打开，新的故事将被传诵，而新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是每个人都看好正在发生的变化，但纯粹的新颖正是这个时期最典型思想的意义所在。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思想史抱有这种信念。
虽然在第9章中，我着重考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但实际上，整个第二部“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也延续了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文明及其缺憾”取自弗洛伊德写于1931年的同名作品，我们也许不一定赞同该书传达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他的措辞概括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境。
本书的第三部则体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比战前时期还要乐观，也许是积极年代里最为积极的时刻，因为在那时的西方（更确切地说，在非共产主义世界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自由的社会架构有希望成为可能。20世纪的历史最为奇妙的一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散布了如许的愁云惨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守得云开见日出。
决定第四部基调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而此时要断定它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革命性突破，还为时尚早。因为有的人仅仅将其视作对现代主义的丰富和补遗，但从后现代主义预示了后西方思想乃至后科学思想这层意义上来说（见本书第755—756页），它也可能被证明是与过去年代更为彻底的决裂。这一问题有待解决。如果我们正要进入“后科学纪元”（对此我深表怀疑），那么新的千年势必迎来自达尔文创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之后，最为彻底的思想革命。
装 帧：精装
页 数：1316
开 本：16开
纸 张：纯质纸
正文语种：中文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