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塞罕坝

　　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作序推荐

　　“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冷乎热乎不在乎：乐在其中”。三代塞罕坝人以一种乐观的战天斗地的精神，一心一意种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在荒漠沙地上建起百万亩人工绿海，创造了人间奇迹，创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也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美丽塞罕坝》讲述了三代人奋战五十多年，“千里松林”再现的壮举，并着重描写了第一代塞罕坝人从上到下，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一身泥，晚上一身霜的感人事迹。他们克服了塞罕坝高寒、风大、生活条件艰苦的困难，慢慢摸索种树的经验。他们没有屈服于环境的艰难和个人遭遇的疾苦，始终如一地奋斗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终于将“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塞罕坝变成“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朱悦俊，浙江嘉兴人，生于1988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现供职于人民日报社。

　　段宗宝，河北邢台人，生于1989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现为人民日报社记者。

引　言

第一章　从皇家猎场到荒漠风沙

第二章　“功勋树”的奇迹

第三章　到塞罕坝去

第四章　六女上坝

第五章　“下马风”来袭

第六章　“马蹄坑会战”

第七章　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

第八章　在摸索中奋斗

第九章　坝上悲歌

第十章　守业比创业更难

第十一章　望海楼上的守望

第十二章　世世代代把造林营林事业继续下去

序言

　　致敬塞罕坝

　　人民日报社社长 李宝善

　　这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需要什么样的人生选择？

　　显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有的人精于计算，事事慢不得、等不得、吃亏不得，信奉成名要早，成“家”要快；有的人缺乏敬畏，游走于“灰色地带”为己谋利，甚至不惜触犯法律法规；有的人甘于怠惰，认为“不必活得那么累”，陷入“丧文化”“佛系文化”的泥潭难以自拔……

　　然而，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他们敏于行、讷于言，胸有惊雷却足履实地。可能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却也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他们不是看不到社会的喧嚣、名利的诱惑，而是心有坚守，始终不渝。

　　塞罕坝上，就有这么一群人。五十多年来，塞罕坝人时刻不忘党和国家的嘱托，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一代接着一代干，将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莽莽荒漠，改造成了百万亩人工绿海。在燕赵大地的北端，无数的岁月韶华，变成一棵棵高大挺直、枝繁叶茂的树木，见证了这个人类生态史上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为了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创造美好生活，我们礼赞塞罕坝、致敬塞罕坝。

　　人民日报两位年轻记者朱悦俊、段宗宝同志不辞辛苦，三上塞罕坝，费时一年，数易其稿，著成《美丽塞罕坝》一书，殊为不易。很高兴为他们作序，以示点赞。

　　四位场领导离开之后，林场变得更加人心惶惶，所有的职工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宿舍中、食堂里再难听到往日的欢声笑语，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脸上都愁云惨雾。

　　有一天，尹桂芝正待在苗圃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同事们聊着天，一边木然地思考着自己接下来又会被调到哪个单位去工作，忽听外边一阵欢呼：“王书记回来了！”

　　尹桂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慌忙跑出苗圃，只见远远地，王尚海在众人的簇拥中走了过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和五个孩子。

　　原来，王尚海把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都带上了塞罕坝。

　　在来塞罕坝机械林场之前，王尚海是承德地区的农业局局长，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这个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后来的围场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的林场党委书记，为了稳定军心，他像奔赴战场一样，交出了房子，带着老婆和孩子上了坝。

　　同时，他还从家里带来了一个书柜、两个箱子、几件炊具，全家人在临时腾出的一间职工宿舍里安了家。

　　几天之后，张启恩也回来了。不约而同地，他也带着老婆和孩子。

　　全场人都知道，张启恩是北京大学农学院林学系毕业的高才生，是林业部造林司的工程师，是全场文化水平最高、技术能力最强的技术员。他的妻子张国秀同他一样，也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长期在中国林科院植物遗传研究所工作，两人有三个孩子，在林业部的家属院里过着稳定而温馨的生活。

　　他们说走就走，一家人从此告别了电影、电灯、自行车，也告别了书店、收音机、音乐会。在北京的家，他们随时可以洗个澡，来到塞罕坝，只能夏天下雨的时候请老天爷帮忙；最要紧的是这里没学校，只能临时抽调两名职工在库房里给孩子们上课，恐怕几十年也难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与此同时，刘文仕、王福明也带着家人上了坝。

　　原来，“下马风”的传言早已传入王尚海等几名场领导的耳中，普通职工们心中彷徨，他们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眼看着林场人心惶动、谣言漫天，王尚海、刘文仕等场领导几乎天天在一起想办法：坝上的工作环境本就艰苦，如此卖力地干了两年，却毫无收获，现在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次讨论会上，王尚海率先发言：“同志们，党和国家交给了我们如此光荣、重大的任务，但目前来说，我们没有很好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已经两年了，我们还是没摸到造林的窍门。

　　“现在，林场里是谣言满天飞，相信大家也都听说了，说什么林场就要解散了，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信的人不多，但也不少，搞得人心惶惶，好几个同志曾经明里暗里想在我这套个话，都让我给撵回去了。

　　“但是，这些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正说明了大家对当前情况的担心。作为场领导，主要责任在我们；要刹住‘下马’的传言，主要责任也在我们。

　　“现在，大家最需要的就是信心，一定要让大家相信林场是倒不了的！咱们几个人，都是有家有室的，我建议，咱们几个都把家人接过来，让大家都看到，咱们几个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要在塞罕坝上种满树！”

　　王尚海祖籍山西，自幼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青年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民兵组织。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受组织派遣到热河地区开辟根据地。他喜欢读书看报，有一副好口才，开会做报告很少拿讲稿，讲话有条有理，简明扼要。林场老职工赵云国回忆：“他（王尚海）那洪钟般的膛音，时高时低、抑扬顿挫，加上强有力的手势，极富感染力。他那谈吐诙谐的情趣，乐观向上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坦荡无私的情操，与人为善的品德，赢得了全场职工和家属的信任、拥戴和称赞。”

　　这样的领导是极富个人魅力的，也极有凝聚力。果不其然，王尚海一番慷慨激昂的提议，立即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同。几天之后，几位场领导纷纷回家，把家人接到了场里。

　　看着几位场领导破釜沉舟的气概，全场职工再度振奋了起来，与此同时，关于“下马风”的传言也慢慢地消失了。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塞罕坝林场的命运只剩下了“华山”一条路可走。

　　人心已经稳定，但林场要真正活下去，光靠思想工作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拿出成绩、拿出事实，找到在坝上种树的道道，打赢几场关键的硬仗。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对于塞罕坝人而言，下一次春季造林，就是最关键的那场硬仗。种成了，林场就能继续活下去；种不成，林场就彻底辜负了党和国家的期待，几年的辛苦付出也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说一千道一万，春季造林，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而要避免重蹈过去两年造林失败的覆辙，就必须先搞清楚造林失败的原因。作为一把手，王尚海深知搞林业不同于在战场上打敌人，必须有科学创新精神。既然坝下的苗不能在坝上成活，为啥不能组织这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们进行科技攻关呢？因此，在接下去的那段时间里，塞罕坝全场刮起了一阵“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反思风。

　　任仲元回忆说，那时的林场，晚上几乎每天都在开会。总场开大会，分场开中会，科室开小会，翻来覆去就在讨论：好好的树怎么就种不活？人人都要想问题，人人都要提建议。自己虽然是负责机械技术的，对造林几乎一窍不通，但也每天都跟着大家一块儿讨论，听听谁的意见更靠谱。

　　“说是讨论会，但往往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有人觉得该这么做，有人觉得该那么做，谁也说服不了谁。”任仲元说，“但那会儿的‘争吵’，大家都没有私心，都是为了林场好。也没人记仇，顶多在心里记住对方是个倔人。而且，前一天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个人，第二天可能又在别的事儿上看法一样了。那会儿虽然常常因为‘下马风’的传言感到沮丧，但大家热火朝天的讨论又很积极。”

　　为了彻底搞清楚过去两年造林失败的原因，作为林场的党委书记，王尚海身先士卒，带领着几名林场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骑着枣红马，开始了一次深度调研。

　　在十几天的时间里，他们跑遍了全场1000平方公里的山山岭岭，哪里风沙小、哪里水源多、哪里光照足……全都认认真真地记在了本子上。

　　路途虽长，条件虽差，但让王尚海感到欣慰的是，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所有人都一门心思地扑在调研上。

　　有好几次，在他们出发之前刮起了大的风沙，王尚海心疼那群刚走出校门的小伙子，想让大家休息半天，等风沙小了再走，结果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拒绝了，简单把设备捆紧点，衣服罩严实点，就赶忙上路了。

　　一趟扎实的调研下来，王尚海他们发现，坝上残存的天然落叶松生长良好，并且还有不少直径一米以上的老伐根，远远好于大部分树种的生长状况。“落叶松比较适合目前坝上的生长环境”，成为此次调研最重要的发现。

　　调研小队认为，既然天然落叶松能够生长，那么只要方法得当，人工栽植的也一定行。调研队伍回去之后，在春季造林中主要尝试种植落叶松的决定，立即获得了领导班子的集体通过。

　　而此时，场长刘文仕、技术副厂长张启恩等也正在组织技术人员讨论和总结过去两年造林失败的教训，认真分析每个造林环节出现的问题。

　　他们发现，塞罕坝之前所用的苗木，多数是从东北地区运来的，而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失水、伤热，导致其难以适应塞罕坝风大天干和异常寒冷的气候。要想保证种下去的树活下来，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育苗。

　　育苗需要种子。

　　据李桂生回忆，第一批运抵塞罕坝的树木种子，是来自山西静乐县的2000斤华北落叶松种子。

　　苗圃建起来了。怎么育苗呢？张启恩这个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副场长大显身手。

　　经过考察、摸索、实践，张启恩带领大家改进了传统的遮阴育苗法，在高原地区首次取得全光育苗成功，并摸索出了培育“大胡子、矮胖子”优质壮苗的技术要领。

　　“树跟人一样，从暖和的地方到寒冷的地方，先要适应下来才能生存，我们就是努力帮助它适应环境。刚开始种下去的树苗成片死亡，活下来的没多少，后来一点点查找原因，一茬茬补种上去，反复这样，后来就是活的多，死的少了。”李桂生说。

　　新的育苗法研发出来之后，立即推广到了全场各个苗圃。然而，在坝上育苗，要比在其他地方难得多。当时，尹桂芝正在千层板林场的苗圃负责育苗工作。回想起当年工作的情景，依旧仿佛昨日一般：

　　“冬天要用一些药、冰、雪，加在一起，把苗子冻起来。冻上四个月左右，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可以解冻。

　　“春天到来，解冻完之后要播种，等长出小苗后不仅看着，还要用柳树枝搭起一人多高的帐篷，以防被大风吹倒或被鸟吃掉。

　　“苗子长出来了，还得用农家肥细心呵护着。我那时还是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就得一个人套一辆牛车，赶车去马圈、厕所里去拾大粪、掏大粪。夏天的时候，厕所味道大极了，有时一不小心粪还会溅到身上，弄得人实在想吐；冬天的时候，大粪都冻成了冰块，我力气小铲不起来，就得先把大粪都铲成小碎块才行，干完了活浑身都湿透了。

　　“除了是个力气活，育苗还是个精细活。培育好的苗子，要把它刨出来。苗子的根部往往比根上面的部分要长，刨时要小心，不能把根弄断了。根多的话，还要剪掉一些，剪时需细心，如果根部重要的部分被剪断了，这棵苗看着是好的，栽下去就是死的。”

　　尹桂芝还清楚地记得，张启恩到苗圃来给大家做技术指导时，担心大家没有育苗经验，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功课，十分形象地把新的育苗法传授给了大家。

　　张启恩说：“到底这个苗子怎么算好、怎么算不好，从栽苗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慢慢体会，就非常形象地提出来了，叫作‘矮胖子大胡子’。什么叫‘矮胖子’，这个苗子敦实，不要细高挑儿，‘大胡子’就是须根发达，就跟那莲蓬胡子似的，这样的苗子肯定没问题。”

　　幸而，功夫不负有心人，新的育苗法大大增加了育苗数量和产成苗数量，让塞罕坝具备了自我供应苗木的能力。

　　在那期间，塞罕坝人还通过不断研究实践，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改进了苏制造林机械和克罗索夫植苗锹，创新了“三锹半”植苗方法。

　　所谓“三锹半”，简单地说：第一锹，要直立，先往里晃动一下，是松土，把苗放进去；第二锹是填埋，先往里面，再往外；第三锹是压土，把前一锹给压实了；最后半锹是让土更结实些。

　　这“三锹半”看似简单，却也是所有技术员和种植员在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上反复实验得出的，大大提高了植苗的速度。

　　万事俱备，1964年4月的春季造林很快也开始了。这场决定塞罕坝林场生死存亡命运的一仗，将主战场选在了马蹄坑。

开　　本：32开

正文语种：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