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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的抗病故事


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的抗病故事

作  者:[英]德劳因·伯奇(Druin Burch)著

译  者:梁余音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

定  价:48.00

I S B N :9787508699394

所属分类: 科普读物  科普读物  >  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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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药物由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不是传统医学史著作所讲述的英雄人物和伟大发现的历史,是我们用智慧与愚昧艰难抗争的历史。我们会看到,18/19世纪的医生深信自己的神圣和仁慈,怯于承认产褥热导致的大量产妇死亡是因为他们的手上带着细菌,从而大大推迟了消毒水的普及。这样的案例太多。我们在享受药物带来的好处的时候,需要感谢亚里士多德、培根、洛克这样的主张“理论需要用可靠的试验来验证”的哲学家,以及威廉·哈维、托马斯·西德纳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朗西斯·高尔顿这样的敢于怀疑传统并且不厌其烦进行医学统计分析的医生,他们最终建立了“循证医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医生害死的病人远比救活的病人多,医生治病太多凭借直觉和传统。


TOP作者简介

  德劳因·伯奇(Druin Burch),曾在英国东南部多家医院工作,现任牛津大学医院主治医生,并在牛津大学教授人类进化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并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卫报》撰稿,著有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外科医生阿斯特利·帕斯顿·库珀(Astley Paston Cooper)的传记《挖掘死者》(Digging up the Dead)。


TOP目录

引 言 1

第一部分 前现代药物

第1 章 早期医学与鸦片 2

第2 章 诡辩与鸦片酊 13

第3 章 自信与奎宁 25

第4 章 学习做实验 39

第5 章 树的味道 48

第二部分 化学的崛起

第6 章 甜菜根、催眠术与有机化学 54

第7 章 新英格兰与新思路 61

第8 章 染料、着色剂与抗生素 69

第9 章 医学传教士 85

第三部分 抗生素时代

第10 章 阿司匹林与药物研发 96

第11 章 止咳良药海洛因 106

第12 章 弗朗西斯·高尔顿:几近革新 110

第13 章 抗生素与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奖 116

第14 章 盘尼西林与链霉素 129

第四部分 统计学与药物试验的争议

第15 章 “萨洛尼卡之病——我的第一次、最糟糕也最成功的临床试验” 146

第16 章 死神之首 157

第17 章 伦理与未来一瞥 171

第18 章 沙利度胺的未竟之殇 185

第19 章 梅毒、麻风与颅脑外伤 198

第五部分 药物的新挑战

第20 章 阿司匹林与心脏 216

第21 章 大规模试验与宏伟蓝图 236

第22 章 为心脏与心智而战 245

第23 章 意见的风险 252

第六部分 为何医学总被愚昧围绕

第24 章 革命的自信 262

第25 章 怀疑之美 272

参考文献 285

致 谢 294


TOP书摘

第24章 革命的自信——华盛顿之死

  当看到两个强大而固执己见的人发生冲突时,最好站得远远的。如今我们已在超过两个世纪的距离以外,正好处于最佳位置,可以好好品味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与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爆炸性碰撞。

  1745年圣诞节,拉什降生在离费城不远的地方。他被传播福音、勤奋工作的母亲抚养长大,15岁时便投身于医学。从新泽西学院(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他就跟随费城的顶尖医生们学习。

  费城学院在1749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是美国沿海地区的第一所医学院,不过即使在最忠诚的爱国者眼中,它也并非医学的顶峰所在。拉什在那里接受教育,并继续精进。1766年后,他来到爱丁堡,在英语世界最顶尖的医学院学习了2年。他在巴黎和伦敦各待了一段时间以完成学业,之后便回到费城,很快就被聘为教授。

  在回到美国后的5年之内,拉什就已树立了自己作为政治家与医生的声望。作为早期的废奴主义者,他通过亲身行动与笔头讨伐与奴隶制对抗。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76年大获成功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正是在拉什的鼓励下出版,并由他编辑与定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革命。同一年,30岁的拉什被推举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签署了《独立宣言》(由他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主笔起草),并娶了另一位签署者的16岁的女儿。

  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拉什表现出甘愿为良知失去生命、丢掉朋友的决心。他随大陆军行进,在许多重要战役中提供了医疗支持。在特伦顿,“战争第一次对我展示出它的惨绝人寰”。此后,他又去了普林斯顿(并在那里目睹了分属战役两方的朋友的死亡)、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并随军队在福吉谷度过了冬季休整期。拉什向华盛顿写信,抱怨约翰·希彭(John Shippen)——拉什过去在费城的老师,如今任军医处处长——对部队医疗服务的组织方式,于是希彭被解雇并上了军事法庭。随后拉什又写信给弗吉尼亚总督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提出华盛顿不能胜任现在的总指挥官职务,应当被免职。这次拉什可栽了个跟头,不得不离开军队返回家中。他的下一场战役开始于1793年,黄热病侵袭费城的时候。

  当时威廉·科贝特也在费城,但他所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他写道:“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时候不在拼命谋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把吃芜菁籽的鸟儿赶走,还有吃豌豆的白嘴鸦。”那时候他还很小,刚能爬过篱笆。1774年,在11岁时,科贝特便下定决心要到位于伦敦市郊的皇家植物园邱园工作。他要去邱园工作的决定是一时冲动。11岁的科贝特从他父亲在萨利郡法纳姆的农场出发,步行了35英里(约56千米)来到里士满附近的邱园。他草率地用自己的便士买了一本书,而不是食物,这就是他这次冒险的意外收获。“这本书的书名太奇怪了,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我带了三便士,但买书之后我就没有晚饭吃了。”科贝特选择了书与挨饿。这本书是《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关于宗教、医学、政治与压迫的讽刺文学。根据科贝特后来描述,对这本书的初次阅读“有如智慧的降生,我一直这么认为”。9年后,他一时冲动加入了军队,并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追求阅读的爱好。被派驻到加拿大时,他已自学成才,当上了军士长。但科贝特总被身边的腐败和不公激怒。有一次,他收集了一些军官挪用公款的证据,却发现他们密谋要毁灭证据,并污蔑他叛国。他在1792年3月带着新婚的妻子逃往巴黎,在那里过了6个月快活日子,随后革命的杀戮和即将与英国开战的预期让他再次逃亡。这回,他选择了美国。

  最终,他来到了费城。1793年,这里还是美国的首都,如果加上周边郊县,它也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拥有4万甚至5万人口。在这里很容易获得医学建议,你要是想找个拥有医学学位的人,就有80个完全合格的医生可供选择。

  本杰明·拉什就是其中一员,他也是指明1793年黄热病暴发的第一人。黄热病会引起发烧,典型症状是危及生命的大出血,现在已查明是由某种蚊子传播的病毒引起。从1793年7月起,就有人因为此病在肮脏的海滨接连倒下。这些人往往最穷困潦倒,他们的死亡引不起多少关注。8月,拉什开始在自己的患者中发现这种病例,在此触动下,他向同行们询问他们最近的病案。当听到黄热病正在变得流行时,拉什指出事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他的观点并不受待见,拉什“立刻遭到了各方的嘲笑和攻击,认为他杞人忧天”,而事实是这座城市在1699—1762年已多次遭到疾病攻击。幸运的是,拉什博士没有被这种排斥的声音吓退,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既收获了尊重,也招致了骂名,而他和科贝特一样,都热切地期望为人们带来改变,也愿意与他们抗争。监狱改革、穷人的免费教育、妇女权益及友善对待精神疾病——拉什的许多目标都很崇高。

  吸引他的是它们的可资追求的价值,而不是可操作性。如果一件事是正确的,就值得推动,哪怕并无胜算,但不试试怎么知道。“正如美国在和平时期设立了战争办公室,”拉什在他的一次宣传活动中宣称,“同样,也应当在战争时期设立和平办公室。”当然,这从未实现。尽管拉什曾在爱丁堡、巴黎和伦敦接受过教育,但他感到欧洲的学说并不适合美国。旧理论在新世界似乎缺乏力量:药物好像没那么有效,而他曾被教导相信的医学理念也没那么准确。正如许多前人一样,拉什脱离了这种原本可能大有作为的认识,反而将其演化成了灾难。他没再质疑这些理论的价值,并发掘更好的方法来检验它们,相反,他构想出了自己的理论。

  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发烧。拉什曾经学过,发烧可能代表多种不同的疾病,但他却将发烧本身当成了一种疾病。据他判断,这和热乎乎的血液显然有着某种关系。“我曾经正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发热。不要惊讶,先生们,跟上我,我会告诉你们世界上只有一种疾病。”就理论本身而言,拉什的理论并不比那些教过他的苏格兰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更有效或更没用。从某些角度看来,它们也没什么不同。真正关键的是他运用理论的方式。

  黄热病前一次占领费城是在1762年,那时拉什正在医学院上一年级,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就没有对此形成什么印象。现在情况可不同了。在拉什看的前5个黄热病人里,一共死去了4个。以当时的标准看来,他们接受的治疗相当温和,就是用一点儿水银来加快排尿和腹泻(两者都让他们更难存活);接着再用点儿泻药,让腹泻更加重些(脱水也更加严重);最后,似乎是要对医疗措施进行些许补偿,他们被安排进一些饮食。

  5人中死了4个,这让拉什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上帝总会提供治愈方法,只要有人足够虔诚、足够勤奋,就能找到它。拉什斗志昂扬,阅读了所有关于黄热病的文章,并找到了一名50年前在弗吉尼亚工作的医生对此的描述。这位医生对他的病人进行了尸体解剖,报告说他们的肚子里全是血液。

  拉什灵光一现:发烧是由血液引起的,是因为血液太多。黄热病的特点就是病人的出血症状——从鼻子、牙龈、小伤口流出,在内部则形成淤青,进入内脏。他们显然是由于血液过多而死!前进的道路明白无疑,他便带着先锋精神公开宣布了这一发现。

  与其在9月初流行病到达顶点时大出血,我更倾向于进行频繁、少量的放血,我看不出一次放掉500~600毫升血液会有什么不妥。我曾给很多人在5天内放掉2100~2400毫升血,有些还要放掉更多。

  2400毫升血大概是一个男人全身血液量的一半,如果是女人,则还多于一半。拉什说,被他放过七次血的病人中没有一个丧命的。一位评论员指出这并不奇怪,因为放血一般是一天一次,而黄热病发作期就是在7到10天之间。而且不难发现,对于能挺过拉什医生七轮放血的病人来说,传染重病之类的东西简直太温和了,根本打不倒他们。

  人们开始逃离费城。随着疾病流行,将近半数人口离开了这座城市,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其中之一。他承认,在染上疾病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因此死亡。当代有人费了很大力气,找出了拉什的病人数据,结果发现他们的存活概率要糟糕多了,只有大约一半活了下来。

  拉什从未丧失过勇气,誓要沿着他面前的道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岗位,这让他成为陷于危险境地的少数派。在留下的医生中,有10人死亡,有一段时间除了拉什之外,只有两个医生还活着留在城里。疾病越是肆虐,拉什的信心越大,他相信自己手中握有拯救苍生的力量。“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强悍,”拉什训诫道,“所以相应的,美国的疾病也比欧洲的疾病更强悍;要治疗美国人,就得靠英勇的美国医生实施独一无二的强力药剂。”他把开给病人的水银和泻药剂量加重了十倍,并建议放掉他们的大部分血液,多至全身血量的80%。9月的某一天,他感到自己也病了,便吞了一些泻药,叫同事来为自己放了约500毫升血。第二天,他觉得恢复了些,又回去照料病人。他们的鲜血淌满了拉什房子的前院,苍蝇在上面挤成一团。“看着我的治疗大获成功,”拉什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庄严愉悦。”在黄热病围困这座城市的近百日期间,城中人口锐减,有超过4000人死去。

  疾病流行期结束了,拉什的愉悦却还在继续。他证实了自己的理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所谓的“耗竭疗法”成为拉什大力宣扬的内容。他解释说,它几乎能应用于任何疾病,但对黄热病尤为有效。由于费城在此后数年间每年都会有传染病暴发,他就有理由尽力说服人们相信他这一发现的价值。

  拉什的使命感熊熊燃烧,这既是出自他的宗教职责,也因为他相信,新世界会为高瞻远瞩的人们提供征服自然界局限的机会——这尤其需要责任心,而其他医生“在治病过程中过度依赖自然的力量”。拉什认为所需要的只是行动,将新美国人在政治中的决心运用到医学实践中来,这是一种“英雄、无畏、勇敢、雄壮、爱国”的决心。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后来以一种半是咒骂半是同情的口吻描述拉什的工作:

  他的内心永远处于一种欣喜自得的状态,这来自他所参与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他不禁感到大自然也已经被《独立宣言》撼动,而美国人的医术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尤其是他自己在治疗中所展现的才华。

  威廉·科贝特就没那么客气了,他在1793年之后写到了这次黄热病大流行。“不管是什么病,”他指出,“让一个人流血致死可不是最好的救命方法。”拉什的做法令他震惊,他以自己的讽刺报纸《箭猪公报》(Porcupine’s Gazette)为武器投入了战斗。毫无疑问,科贝特的愤怒部分是源于拉什的政治主张,因为拉什与杰斐逊一样,为了赞美法国大革命的斗争理想而忽视了它最黑暗的部分。科贝特曾经亲眼见过巴黎的大屠杀,当另一场并无必要的杀戮发生之时,他可不想保持沉默。如果说拉什善于用柳叶刀一刀见血,那么科贝特的笔也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真理与声势都站在科贝特这边。《箭猪公报》“是美国读者范围最广泛的报纸”,这对于一份主编为英国爱国人士的出版物来说可谓成就不凡,况且其尖锐的讽刺性观点也十分英式。甚至连乔治·华盛顿也读这份报纸,还寄给他的朋友。“就包容一个英国人的粗野吧,”他对一位朋友说,“他总会有些强烈、粗俗的言辞,还想就很多事实获得官方信息;这也不是坏事。”

  科贝特嘲笑拉什对水银的使用,并指责他用毒物和失血令成千上万名美国人丧生。“拉什医生对黄热病的疗法从不失手,让你必死无疑。”他写道。诽谤诉讼随之而来,拉什在1797年秋天将他告上了法庭。不过庭审被拖延了很久,这或许是拉什的其他敌人所为,他们热衷于将他的难堪公之于众,想让他再多煎熬些时日。

  科贝特的攻击成功地毁掉了拉什的医生生涯,却没能达到更好的结果——让他有所进步。杰斐逊曾经给拉什写信说过要宽容对待持不同意见者,“一个人有着那么多可敬的品质,为什么我们要仅仅以政治见解、宗教、哲学或者其他东西来分裂彼此呢?”但科贝持和拉什彼此都热切地想要改变对方,这种观点对他们双方都毫无吸引力。

  12月12日,星期四,那是弗吉尼亚寒冷的一天,华盛顿在雨雪冰雹交加中绕他的农场骑行,回来后没换湿衣服就吃了晚饭。第二天,他感到不舒服,便安静地在家中待了一天。晚间,他在睡前大声为妻子朗读。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华盛顿把她叫醒,告诉她自己感觉更不好了。星期六早上,华盛顿叫他的庄园主管给自己放血,这个人给他放掉了大约三分之一升鲜血。午饭前,第一个医生来了,又给华盛顿放了两次血,这次放掉了一又四分之一升。晌午时分,第二个医生到了,这次给华盛顿放了整整一升血。水银让他腹泻,多次服下的药物令他呕吐,滚烫的杯子覆在他的肌肉上,吸出充血的水泡。

  华盛顿身上大约共有5升血液,其中超过一半都通过放血流失了。呕吐、腹泻和水泡让他进一步脱水,比初始不适时的发烧与炎症造成的更甚。到星期六快结束时,挤在华盛顿床前的医生注意到他的血似乎有些异样。当切开一条静脉或动脉时,血液不再汩汩流出,而显得很黏稠,只能缓缓渗出。

  “不必麻烦为我祈祷了,”华盛顿告诉他的医生,“让我安静地去吧。”星期六晚上10点刚过,他死去了。

  威廉·科贝特在次年2月的文章中,估算放掉的总血量达到“108盎司,也就是9磅,换算过来就是9品脱,或者1加仑又1品脱!!!”他觉得这里值得用上几个感叹号。他有充分理由不顾自己的理智,而尊重自己的情感表达。华盛顿成功地带领美国击败了杰斐逊等亲法共和主义者的努力,与英国建立起和平关系,对科贝特来说,他就是英雄。而华盛顿的死就算不完全是医生的照料导致,也与他们脱不开干系。

  令科贝特的怒火倍加炽烈的是,在华盛顿去世当天,拉什对他的名誉诉讼有了结果。“当庸医们纷纷嚷着通便、放血,”科贝特的律师在法庭上说,“这世道就真是不妙了。”法官在几年前遭到过科贝特的笔伐,并在这次判他败诉,判定拉什应获得5000美元的伤害赔偿。科贝特指出,这超过了美国建国以来所有同类案件的赔偿总和,他因此逃回了英国。

  但在回英国之前,科贝特又驻留了一段时间,用于攻击华盛顿所接受的医疗措施,同时就他对拉什的批评收集证据,召集民意。他弃《箭猪公报》不用,而在新的刊物——针对性地起名为《拉什之光》(The Rush-Light)——中着重调查了费城的官方死亡记录。科贝特注意到,当拉什开始宣传他的壮举一般的放血理念后,死亡率显著增加了。

  存在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科贝特和拉什可以坐到一起,承认他们在放血的作用方面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并设计一个试验来终结他们的争论。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精力充沛地追求着自己所珍视的许多目标,都对自己不借助试验就能推导出真相的能力深信不疑。恰好科贝特是对的,拉什是错的,但更关键的是,他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信念接受检验。“与其错误,不如无知。”杰斐逊在其1782年的《弗吉尼亚杂记》(Notes on Virginia)中写道,“比起相信谬误的人,什么都不相信的人离真理还没那么远。”对于那些认为强硬的看法比不确定及怀疑更显男子气概的人来说,这种教导可不那么中听。

  几年后,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1803年找到拉什,想向他学习一些医药知识。杰斐逊派他过来,是想让刘易斯为他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一起横穿美国去往太平洋西北岸的历史性壮行做好准备。拉什给刘易斯准备了半磅鸦片、催吐药物、50打以水银为主料的泻药、1磅水银(在染上性病时口服或直接注射入阴茎)、50磅秘鲁树皮和2磅用动物油脂、蜂蜡及松木树脂制成的药膏。拉什所给的水银在这次远征中用掉了大半,以至于在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们当时的驻扎地还因为如厕处的严重污染而清晰可辨。其中的寓意并不是说医生曾经做过愚蠢的事,而是说如果依赖未经验证的理论,那么就连最优秀的人也会沦于失败,而这些失败会害死他人,玷污历史。放血与水银疗法虽已过时,但不加检验的肯定与过度自信却仍在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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