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眼

　　《风眼》这部小说集中讲述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一套经济常识丛书遭上级领导严厉批评而产生风波的故事，恰恰呈现出时代转型时的众声喧哗，从而勾画出知识分子的气节与精神。作家孙颙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出版历程，作为曾经的出版社社长、出版局局长，他有着对出版业风云变幻的体验与洞悉，以甘苦自知的体贴文字，心思细密地描摹了出版人的心境与生态。

　　《风眼》不仅拓展了出版界知识分子小说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呈现出丰满而庞杂的编辑内心、精彩纷呈的出版业生态，而且更以令人惊骇的观察力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图景。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对走不走市场经济道路尚未达成统一认知，因此，上海的这家大型出版社因这套书出版所起的轩然大波，让一批知识分子在狂风暴雨中面临抉择、经受考验，而真正的探索和坚守，才是暴风中的“风眼”，平静却扣人心弦之所在。

　　中国特色的出版社，缺不了这些出版社掌舵者的管理经营，他们既承担着意识形态方面政治上的风险，又时刻得为出版社谋求经济利益上的开拓，此中甘苦，由一个出版人讲来，尤其活灵活现。这部作品，以小见大，以一件发生在八十年代的图书出版事件切入，带出了出版社生存状态和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情感和命运的波澜，尤让人叹息。

　　孙颙，当代知名作家。

　　生于上海。1968年去崇明前哨农场。1978年春进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1982年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小说编辑。历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曾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4年开始小说创作。197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冬》。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他们的世界》《星光下》等，长篇小说《雪庐》《漂移者》《缥缈的峰》等，散文随笔集《思维八卦》等，总计发表出版的文字约五六百万字。曾荣获“上海长篇小说奖”。

前言　

　　1968年秋天，离开上海中学，去崇明农场，成为知识青年，至今，五十余年飘然而过。

　　五十年间，除了在乡下的十来年，以及后来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的四年，主要的岁月，迷失在出版这个行当里。奇怪的是，我写过几百万字的小说，其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涯的故事不少，竟然一直没有涉及出版编辑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避开了自己最熟悉的专业。

　　小说关心的目标是人物。人物活动其间的三百六十行，则是演绎故事和人物的舞台。既定的舞台，适合特定的对象。我关注知识分子群体，选择出版作为创作背景，应该是如鱼得水般天然，为什么会刻意回避？

　　没有轻易使用这方面的素材，说明我的珍惜。

　　前辈说过，“编辑是杂家。”

　　杂家者，知识丰富繁杂，为其一。其二呢？在我看来，性格的色彩斑斓，因其工作特性，在所难免。这样说，既无贬义，亦非自吹自擂，仅仅是如实表述。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广泛性考量，从自身队伍的五花八门分析，与编辑行当比较相似的，当如律师和医生之类。若干著名的小说，正是繁衍在后面这两个专业的田园中。那么，为啥特性相近的编辑行当，关于它的文学故事却不容易构建呢？

　　思来想去，并非人物的复杂或趣味欠缺，从万千编辑之中，你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所有的色彩，金色、蓝色、红色、灰色，应有尽有；不过，对照小说的诸多要素，难以寻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律师和医生，日常的事务未必精彩，但是，偶尔或许会遭遇紧张惊险的情节冲击，比如特工、强盗、家族阴谋等等，属于他们职业的题中之义，有足够的天地供编故事者天马行空般发挥。相比较，编辑的案头事务，能够发现这样花哨的机缘吗？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若是真个惊天动地写出来，读者一册在手，或许心生抵触，认为故事过分生硬牵强，种种疑惑，在所难免。

　　所以，必须寻找一块场景，找到如此这般的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见惯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够充分展开编辑们丰满而庞杂的内心世界，我才敢落笔。

　　我等待了很久，在脑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与人物的瓜熟蒂落。

　　1982年初春，我从华东师大毕业，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做了小说编辑。三年之后，上海文艺社的老社长丁景唐离休，需要有人接班。当时，搞了一次民主推荐，全社二三百人参与投票，结果非常意外，我这个普通编辑得票最多。不久，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在我还缺乏思想准备的当口，被任命为这家老牌大社的领导。此后的感觉，就像骑上了飞奔的骏马，身不由己，想下来也难了。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几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完成于1978年的年尾，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假如没有1978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的这部小说恐怕难以问世。当时，韦君宜和屠岸先生到上海组稿，要找“思想解放一点的小说”，给了我幸运的机会。

　　如此看来，因缘际会，改革开放大潮起来之时，不知不觉之中，我直接被卷了进去，亦步亦趋，追随了几十个春秋。

　　2018年开春，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时，我的思绪，渐渐如波涛汹涌，很难平静下来。

　　在我看来，出版业，非但是鼓吹改革开放的舆论阵地，而且是改革开放进军中重要的突击部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爆发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争论，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们，从思维到实践，是冲在相当前沿的一翼。

　　于是，我回望来路，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小说《风眼》。为避免对号入座及猜测“真事隐”之类的无聊，只能在后记中声明，本小说所写的人物和故事，与我的老娘家上海文艺出版社无关，也与上海其他我所熟悉的出版社无关。人物是杜撰的，赖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实的。如此无中生有，算小说家的基本功夫吧。

　　孙颙

　　2019年春节于沪上

　　一

　　清香袭来，是窗外的广玉兰。深秋季节，广玉兰，早过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只剩下树叶的气味，在空中迂回飘荡。脆弱的鼻腔，还是被呛得连连喷嚏。上了年纪，鼻黏膜竟变得如此敏感？

　　他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是间只有十来平米的斗室。北面是门，西面和南面统统为墙壁，只是在东面有扇一米宽的小窗。从小小的玻璃窗瞧出去，那株活了几十岁的广玉兰树，孤独地耸在窗前，超过两层楼的高度了。在他算来，那棵广玉兰树，比自己年轻二十来岁。有时，他兴致特别好，站在小窗前，对着大树，自言自语地打声招呼：“哎，小老弟，站了几十年，累不累？”

　　棕红色的木门，半开半掩，呈四十五度角。从门与门框的夹角，他能观察到外面的场景。门外的大房间，坐着他的同事们，除他之外的社长室全体成员，四条汉子，副社长或副总编，分成两列，挨着东墙和西墙，整齐地排列着座位。原先，分管印刷发行的王副社长，是坐在底层经营部办公的。他觉得不方便，坚决要老王搬上来。此刻，王副社长与他的距离最近，就坐在靠门框的左手。

　　这幢法式楼房，原先的主人，离开上海滩半个多世纪，下落不明，难以查考。作为沪上乃至全国知名的大出版社，在此驻扎也有三十余年。早先，有老编辑私下传说，这幢楼房，属于“凶宅”，对出版社前途不利，在里面做事情的人，健康也会有问题。笃信此类传闻者，甚至悄悄向王副社长进言，说是要找风水先生来看看吉凶，做做法事，扶正祛邪。王副社长喜欢读旧小说，特别欣赏《三国演义》，知道古人敬天地鬼神，诸葛亮就是观天象得以借东风火烧赤壁。对“凶宅”之说，他半信半疑，仅仅碍于自己的社领导身份，把好事者臭骂一顿了事。王副社长声严厉色，堵不住某些人的嘴，私下里的传说依然，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考证，说四十年代末期，女主人就在这幢洋楼里自杀。

　　唐社长是在十年前被任命为本社的社长。“文革”完结了，他从“五七”干校出来，立刻到此走马上任，把这家昏睡了多年的文化单位叫醒。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当他还是十来岁小朋友的年纪，迁徙到此地。他父亲在上海滩做学徒，渐渐熬出头，在南市开了间杂货铺，铺面不过两开间，毕竟算站稳了脚跟，就把母亲和他从浙江接过来。母亲帮着照料杂货铺，他运气不错，背起书包，进了一所破破烂烂的小学。那时候，偶然被大人带到“上只角”玩，看见高墙后那些洋派高尚的建筑，充满了好奇、羡慕与向往。当时，无法想象，有一天，他会站在这里，掌控设立在法式楼房中的大出版社的命运。

　　关于“凶宅”的风言风语，免不了传到老唐耳朵中。有人在王副社长那里碰壁，就找合适的时机，对老唐恳切建言，说他是社长，有凶有难，社长首当其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悄悄找个风水先生，破破邪气，，何乐而不为。老唐笑笑，并不严辞呵斥，当它一阵风轻轻划过耳朵。不过，好奇心在所难免，他也着实了解过传说的来龙去脉。那个女主人，原本是上海摊一位名媛，长相绝佳，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弹琴跳舞样样出众，最后嫁了个在上海经商的法国人，结婚时千挑万选，相中了这幢楼房。这楼，曾经是宾客盈门，灯红酒绿，派对舞会，热闹非凡。没有料到，红颜薄命，后来察觉，法国商人在欧洲另有家小，法国商人甚至提出，要名媛承认现实，即允许他在欧洲和中国同时拥有妻子。名媛向来自视甚高，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渐渐变得终日郁郁寡欢，大约最后是由于抑郁症之类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一种说法，女主人死于上吊，死在广玉兰树上。老唐觉得这个传说不靠谱，不可思议。他曾经站在广玉兰树下，细细地观察过，那树处于花园的大门旁，只要大门敞开，街上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树身，一目了然。老唐想，那样一位绝色美女，不会让自己死得如此难堪吧——在众人视线所及的地方，直挺挺地悬挂着？他相信另一种传说，女主人是吃了过多的安眠药而安静地离去。老唐寻思，这算啥“凶宅”呢？上海的老房子，达到几十年岁数的，不算稀奇，哪幢房子里，没死过人？不过，有时在楼梯上行走，难免会回忆起那位远去的丽人。楼梯旁的窗户，镶着宽大的彩色玻璃，紫色的、绿色的、红色的玻璃，形成漂亮的拼图。据说，那是女主人自己精心设计的。物是人非，刮北风的时候，朝北的彩色玻璃唧唧咕咕作响，让人联想到当年丽人在洋楼中弹琴的风采。

　　怀旧，对忙碌的唐社长而言，是非常偶然的情绪。作为一社之长，他的心思，一直被繁杂的事务填得满满的。开始社长生涯，才五十几岁，到今天六十几岁，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差距，竟如此之大。进入社长室的前几年，他很有点“五十五，下山虎”的感觉，憋了那么长时间，荒废掉生龙活虎的壮年，终于碰到了可以做点事情的机会，兴奋得很，像上紧发条的转机，欢乐地旋转。开头几年，他亲自带编辑跑重点高校，有名的教授学者，一个也不想放过，恨不得把他们的抽屉兜底翻，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好货——“文革”十年，有志向的文化人，孤灯面壁，悄悄干私活，不声不响，做出鸿篇巨制的，未必只是凤毛麟角。一旦抓到好稿子，马上拍板，回到出版社，立马下锅，动员编辑、校对和印制部门，连日连夜地做成新书；在等米下锅的日子里，他同时致力于制定五年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出版规划，老先生们告诉他，做出版，要看得远些，为后续发展蓄势；偶尔，他还会跑到基层书店,亲自站柜台，吆喝新近出版的读物，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直接调查市场态势，获得一手的信息。那会儿的他，忙得不亦乐乎，辛苦，却也忙得十分踏实。

　　现在，开始品尝到折腾不动的滋味。前些年，他喜欢窗外广玉兰的挺拔，喜欢小老弟那淡雅的清香，而今鼻腔过敏，不得不常年关拢东面的窗户，无奈地与那位老朋友隔开距离。这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三天两头偏头疼。神经抽疼，旁人看不出，自己晓得厉害。从头顶心开始扭紧，一直揪到耳朵后面，像要把头皮扯裂开；一阵阵袭来的抽搐，让你六神无主，坐立不安，脑筋僵化，脸颊难看地歪斜，连讲话也言不由衷，思考的敏捷，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回，是年度的选题过堂，满满一屋子的中层干部。第二编辑室刚刚汇报结束，那可怕的神经抽疼开始袭击他。他咬紧牙关，力图不露形迹，坚持坐在原位上，背部则疼得冒汗，视线也渐渐模糊起来。会议后半段的内容，编辑室主任们的汇报，包括副总编们的插话问话，他几乎没听清子卯寅丑。由于他高度的自控能力，脸上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同事们很少察觉到他的异样，只有坐在身旁的牛副总，大约感觉到他身子在微微颤抖，不时向他投来关切的眼神。牛副总年届五十，生活阅历丰富，猜想到他的状况不佳，悄悄对他耳语：“唐社长，你要不要休息会？”他坚定地摇头，冷峻地拒绝了副手的好意，坚持在自己的座位上挺到会议结束。

　　会议之后，他不得不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你太累，到这年纪，要当心，最好丢开工作，彻底放松休息。老伴听了医生的忠告，赶紧说，不能拼命了，多活几年，是真的。

　　多活少活，他不在乎，只是希望别出啥意外。如果哪天突然倒下，住院开刀也就罢了，最不敢想象的，是丧失去起码的生活能力，那才是可怕的情形：样样要依赖旁人照料，吃喝拉撒，均不例外，有何尊严可说？他去医院看望老战友们，这种晚景见得多了，连去厕所也靠旁人搀扶，活着实在没有滋味？

　　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激流勇退。

　　从半开着的门缝望出去，鸦雀无声的社长室内，那几个埋头于书稿的同仁，只能看到背影与后脑勺。撇开负责经营而不懂编辑业务的王副社长，剩下三位，：满头乌发的两位年轻人，还有年过半百的牛副总，谁可以接班？这个难题，他盘算过无数次。没有人可以商量，甚至不敢透露些许风声。十年间，出版社成长起来，码洋从几百万到几千万，社长的威信，不容置疑。社长位置的变动，仅仅是风吹草动，也会麻烦多多。去年，他突发心绞痛，全身软绵绵，坐立不安，不得已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天天吊针水。出版社的小楼里传说纷纷，上蹿下跳的动静，闹腾不小。据说，还有人到局里去打探，谁是内定的接班人。他晓得，局党委内部，关于续任者，看法分歧挺大。毕竟这是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大出版社，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他怕乱套，出院以后，不顾医生再三叮嘱，硬撑着跑来坐班。

　　他心底一声叹息：终究要交班了。交给谁？不希望是外来的和尚。出版社，大知识分子多，眼界高，随意调个行政干部过来，很难驾驭。那么，大屋子里的几个脑袋，有黑发茂盛的，有白了半边的，也有稀毛几根的，谁合适呢？凭他的资历和威望，他的建议，多少能影响局党委的选择。他的忧虑，在于局党委书记的态度微妙。老魏，魏书记，乃个性鲜明的老干部，资历比唐社长深得多，1949年，渡江战役时，魏书记是师政治部主任，年轻而有文化的解放军军官，随部队一路打进大上海。“文革”期间，他和老魏在“干校”待过不少时间。那老头当兵出身，生死见得多了，倔，怕什么造反派？干校管教人员，想整治他，找个岔子连续开批判会，他不愿检查，干脆就睁着眼珠装傻，问几句甚至几十句，他依旧哼啊哈啊，为此被管教的打过罚过，他还是硬挺着脖子，不肯把脑袋低下来。碍于共患难的老交情，魏书记见了唐社长，向来客气，非常尊重，一般不干涉本社事务，声称是绝对信任，免检单位。不过，关于他的继任人选，老魏颇有个人主见，据传，有意派个局本部的处长下来。这事，到时他一定要据理力争，哪怕和老魏伤了和气，也不能无声无息地随了他。

　　他环顾小小的办公室，靠墙的玻璃柜中，满是他心爱的书籍，这些年慢慢囤积起来。做出版，对爱书者而言，得天独厚，不必辛辛苦苦去书店淘书，甚至不必掏口袋买书。书是工作用品，会自动地不断地飞到他面前。这个屋子，不过十来平方，早年，或许是洋楼主人的储藏室，被改建成小房间。外面的大屋，五十多平米，才是当年主人的卧室。他选择坐里面的小间，倒不是为了显示一把手的特殊，刻意与副手们保持距离。他喜欢安静地读书，无人打搅地思考问题。在干校劳动的时间，他无数次梦想过，哪天可以有个小小的书房。家里孩子多，不可能为自个搞一间书房。当社长以后，他把小办公室作为自己的书房，坐在里面，环顾四下的书籍，无论是陈列在书柜中的，还是堆在墙角落的，均是宝贝，没空一本本地读过来，看着它们，嗅着纸页与油墨混合的气味，心里舒坦。现在，他老了，没有精力应付出版社的杂务，难以继续承担社长的重担，所以，也到了和心爱的书房说再见的时候。

　　忙忙碌碌的生活，时间流水般消失。你浸淫其间，没啥特别的感受。当不得不放弃什么的一刻，你会清晰地发现，最珍爱的最不舍得离开的是啥。临近告别岗位的日子，不需要继续担任社会角色的扮演者。他心里清楚，自己不舍得丢下的，不是地位与权势——那些玩意，参加几次龙华火葬场的仪式后，他早已看淡——而是小书房的安宁气氛，是那些散发着油墨气息的书籍。他可以带走若干书本，多数不得不留给后人。家里的住房，与一般市民相比，够宽敞，三房一厅，但还是不可能给他单独设书房，自家的书房，只是一种埋在心底的希冀；儿子、女儿，成家后还和他挤在一起住。当下的上海，依然是住房紧张，没法子。

　　参加市里的人代会，代表们对上海的住房状况，议论最多。据说，广州、深圳抢先搞改革开放，情形好得多。出版社里，一位能干的青年编辑，已经辞职南下，去了深圳，就是因为结婚没有房子。此人来向他告别时，神情黯然地告诉社长，自己绝不是对本社没有感情，只要能给他一间十平米的小屋结婚，他就不会千里迢迢地南下。作为一社之长，听罢爱莫能助，只能看着那位有作为的编辑离开，他相当无奈。这件事情之后，他反复盘算，要为本社职工搞一些住房，特别是解决年轻人的婚房。他和王副社长商量，争取弄它几十套房子，多少解决突出的困难。王副社长说，房源，他可以动脑筋，到有关系的单位去参建，不过，至少需要积累三五百万的本社福利基金，才能到手一批解困的房子。难啊，几百万，得奋斗多少年？看样子，他干不到那一天了------

　　二

　　暮色开始压迫窗户，透明的玻璃变得模糊起来，像贴上一层塑料薄膜，使视线无法自由通达。阳光转化成幽暗的线条，在小小的屋子里舒展。老社长拧亮了台灯。长长的半圆形绿色罩子，把一片明亮投射到桌面上，呈现出适合案头工作的氛围。他喜欢这种老式的玻璃灯罩，反映旧上海十里洋场的电影中，常有差不多样式的灯罩出镜，估计设计生产玻璃灯罩的年代，和他出生的岁月差不离。灯罩的造型朴实简单，长长的半圆形，没有任何花纹；绿莹莹的光线，同时反射到天花板上，令小屋变得温暖和煦。不过，此刻，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寒意，脑袋沉甸甸，像是血压上去了。

　　老毛病再次光顾。头顶的神经反复地抽筋，疼得不想思考问题。一小时前，收到那份措辞严厉的批示后，老人的偏头疼明显加剧了。秘书送来一份局党委的批示件。在某大报用于内部交流的热点情况分析上，党委魏书记，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用熟悉的粗犷的字体，批了几行字：“请问，唐社长和贵社诸位副总编辑，究竟有没有学过党的文件？所谓市场经济常识，是哪家常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影响舆论，还是想挑战国家前进的方向？”报纸的“热点分析”，介绍了本社新近推出的一套《市场经济常识丛书》，魏书记读到后显见得勃然大怒，立刻予以严厉呵斥。

　　看到这份不客气的批件，唐社长的第一反应，是拿起了电话，给魏书记拨过去。魏书记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响了十几秒钟，却没有人接听。唐社长醒悟过来，魏书记已经去南方养病，走了两个星期了。难道说，他是在养病地批回来的意见？千里迢迢，口气如此严厉，干什么啊？这位老伙计！

　　脑袋的疼痛，从看到批示的刹那，顿时加剧了。假如，仅仅是头疼于接班人的选择，老人不会如此紧张焦虑。当他临近离开工作舞台的时候，竟然遭遇局党委书记的雷霆霹雳，那种咄咄逼人的批评，甚至是责问，出乎预料之外。他是这家大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老魏向来有所尊重，这棍子直接打在他的屁股上，口吻之严厉，态度之坚决，泰山压顶，丝毫没有回旋余地。暮色的昏暗中，天花板下明暗夹杂的光圈，似乎浮现出魏书记的大脸，双目炯炯，两道逼人的眼神，在老唐面前闪烁。他明白，这并非魏书记个人爱憎。关于走不走市场经济之路，党内高层争论纷纷，反对的声音相当强劲。魏书记显然对市场经济十分感冒。有一回，在市里听报告，请了位经济学家介绍西方的市场经济状况，经济学家不敢多讲美国西欧的好话，侧重讲了新加波的发展过程，原本一无所有的小小的新加坡，现在繁荣发达，大大超越了曾经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两三小时的讲座，听得上千名干部目瞪口呆。走出会场，老魏呸了一声，对唐社长嚷道：“是谁糊涂？请这样胡说八道的学者讲昏话！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我们一辈子的革命，不是白搞了？”他那副嫉恶如仇的样子，唐社长记忆犹新。当时，面对义愤填膺的魏老头，唐社长没有争辩，心中的想法，则完全不同：我们干革命，目标不就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吗？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办法，为什么不能试？此刻，魏书记的批示，把他对市场经济的敌视发泄出来，矛头指向了他的属下，意思就更加直截了当，是高屋建瓴，一棒打下，让他们难有回手之力。唐社长想，魏老头觉得此事关乎大是大非，批判起来毫不手软，他是掌握方向的书记，可以理解。不过，可能还夹杂着别的原因，他甚至大胆猜想，这次风波，大约与接下去的班子变化有关，魏书记凭借雷霆之怒，要保证任命他完全可以信任的社长总编，震慑出版社内任何敢于反对的声响。到魏书记这个级别，又是那样的老资格，考虑起问题，自然会高出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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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精装

开　　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