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作者亲身参与其中，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经历了改革多方面的进展。
本书是作者从自己的视角，对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所做的总体回顾。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中国走上改革之路的原因、过程、取得的成果、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
王小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曾出版图书《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城市化、地区和农村发展等，近年来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言献策。两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获首届中国软科学奖，数次被全国性期刊评为对中国经济和公共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年度人物。
序 言 1
第1 章 中国为什么走上改革之路？
1. 一度辉煌的“一五”时期
2. 国有化、“大跃进”和“文革”
3. 计划经济的成就和代价
4. 农村经济的长期停滞
5. 城镇居民的生活状况
6. 工业化的目的与效率
7. 哪条路通向经济起飞？
第2 章 如火如荼的80 年代改革
1. 使农民吃饱饭的农业改革
2.《未定稿》、“农发组”、“走向未来丛书”和思想解放运动
3. 特区试验和沿海开放
4.“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政府竞争
5. 创造一亿就业岗位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
6. 国营企业和国有银行初步走向市场
7. 莫干山会议和价格双轨制改革
8. 体改所、方案办及两种改革思路
9. 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建立
10. 谁推动了经济加速增长？
11. 走向市场的进与退
12. 中国为什么能走上改革之路？
第3 章 迈向市场的进展与挑战：90年代改革
1. 两个标志性事件
2. 住房改革：老百姓有了自己的财产
3. 分税制改革：均衡分配政府资源
4. 实现价格市场化和汇率并轨
5. 国有企业改制：打破传统所有制观念
6. 建立社保体系：市场的必要补充
7. 经济增长：民企与国企的竞赛
8. 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政治改革需要推进
第4 章 发展、民生与结构问题：2000年代
1. 加入WTO：成为国际贸易平等伙伴
2. 城镇化进一步加速
3. 民营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4. 民生和社会保障改善
5. 基础设施建设
6. 收入差距与腐败
7. 政府干预与结构失衡
8. 土地制度亟待改革，城市建设应以人为先
9. 环境污染状况堪忧
第5 章 继续改革的期盼：2010年后
1. 反腐与收入分配改善
2. 结构调整与改革
3. 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4. 国企改革与公平竞争
5. 财税体制与民生
6. 城镇化与户籍改革
7. 土地制度改革
8. 农村改革
9. 民富与国强
10. 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11.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12. 继续改革是发展的火车头
后 记
莫干山会议和价格双轨制改革
1984 年9 月，由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发起和组织，在浙江省莫干山召开了讨论改革的首次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等一些新闻媒体以发起单位的身份支持和参与，浙江省委、省政府等党政机构提供场地并给予其他有力支持，会议组织者向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征集参会论文，通过评选的方式，从全国各地应邀投寄的1300 篇论文中评选出124 位中青年学者邀请参会，连同发起和组织者、发起单位代表、受邀参加的中央各部委代表、浙江省特邀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共约200 人参加了会议。笔者有幸作为会议组织和参加者之一，参与了会议的全过程。
这次会议在改革史上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一，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民间发起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又是首次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以改革为议题，以公开征集论文、评选参会的方式组织的学术会议；评选不看资历，不凭关系，反复筛选，完全根据论文的学术质量评定。其二，会议获得了多家新闻媒体和官方机构的热情支持，愿意作为发起单位共同参与，还有一些部委代表参加会议，成为一次不同寻常的官民合办的会议，反映了全国中青年学者、新闻工作者和各级党政官员对改革的高度热情，成为官民对话、老中青对话、多方合作取得共识的一次改革的盛会。其三，会上讨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的重要议题，其中一些来自中青年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传送到中央，受到重视，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说明当时的改革不仅仅是由顶层高官关门设计、进行决策的过程，而且是集思广益、广泛吸收民间智慧、听取各阶层意见形成的结果。
会上，价格改革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形成了三派意见。一派意见主张价格管制应尽早放开，由市场进行调节；另一派主张计划价格仍然要占主体地位，但可以由政府调整价格，使之合理化（以上即“放派”和“调派”）；第三派综合了上述两派意见，提出价格改革“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构想，后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价格双轨制”思路，被中央采纳。其含义是一方面暂时保留计划价格体系以避免全局性震动，但通过价格局部调整使价格水平逐渐向均衡方向逼近；另一方面在部分领域放开价格管制，并逐步扩大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从而向市场价格体系过渡。这一渐进式改革途径实际上已经在改革实践中开始萌芽，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只是缺乏完整的理论阐述，因此这一思路很容易被从事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员听懂和接受。会后，部分代表向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做了汇报，并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上报中央，得到国务院总理肯定的批示，后来成为价格改革的指导思想。
在实践中，价格双轨制的市场调节部分一方面发生在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国有企业部门，体现在它们超产的产品进入市场，按市场价格销售；另一方面也早已出现在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部门，因为这些非国有企业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计划调节的范围，价格一直随行就市，是经济中“自生自灭”的部分。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随着非国营经济在改革中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扩大，逐步替代计划价格调节，这成为价格体系向市场转轨的更大推动力。从1978年到1990 年，非国营企业快速发展，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22% 上升到45%，这部分产出完全由市场价格调节。考虑到国营企业的生产也已经有相当部分是按市场价格在市场上销售，这意味着到80 年代末工业产品中市场价格调节的部分已超过50%。
在当时和后来一个时期，反对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声音一直存在。一种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的说法是，一个城市不能同时实行两种不同的交通规则。如果一些车辆左行，一些车辆右行，一定会发生撞车事故。在俄罗斯，“休克疗法”式转轨的设计者也提出过，一个人不能分几步跳过一条壕沟，只能一步跨越，否则一定会跌进沟里。80 年代中期笔者在体改研究所工作时，曾与一些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进行交流，他们也对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表示了严重的担心，认为两套不同的价格体系并存，会导致经济混乱甚至崩溃。
但价格机制并不等同于交通规则，转轨也不同于跳跃壕沟。中国的价格改革走的是一条“存量暂时不变，增量转换规则”的路径，由量变积累到质变，而不是两种规则无序的并行。实践证明，价格双轨制改革为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大体实现了平稳过渡，避免了全局性震荡。由于市场调节的经济部分更活跃、增长更快，市场价格调节的比例就自然通过平缓的变动逐步扩大，并最终替代了计划价格的角色。而如果采取类似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价格改革，则很难避免经济大动荡。实际上落入壕沟的恰恰是当时实行“休克疗法”式改革的国家。
仅以我国80 年代中期的普通钢材价格为例，当时计划价格大约每吨600 元，由于官方定价过低和市场严重短缺，市场价格高达1500 元左右。两者相差两三倍。其他基本原材料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假设当时价格突然放开，或者迅速调整到相当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势必导致两种情况。其一是大量以钢材、有色金属等基本原材料为主要投入品的中下游工业企业（主要是金属制品、机械、电器等行业的企业，据1985 年工业普查资料，这类企业当时占工业产出的25%，占工业就业近30%，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很可能因无法承受成本暴涨而大量亏损甚至停产倒闭，使工业部分瘫痪，大量职工失业。这其中还可能出现地方政府为保护中下游国营企业少受冲击而采取种种行政保护、补贴、减免税等优惠措施，从而扭曲价格、利率等市场参数，抵消价格改革的积极作用。
其二是迫使一些因产品畅销能够承受原材料涨价的中下游企业相应提高其产品价格，从而沿着产业链把大幅度的价格上涨逐级传导到下游产业，从而导致全面通货膨胀。
两种情况带来的大冲击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的，因此，渐进式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是必然选择。
当然，在讨论以上情况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改革期间，货币和信贷控制始终是一个弱项。整个80 年代，金融机构贷款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6%，是不变价格GDP 年均增长率（9.3%）的两倍以上。这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压力，也导致很多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幅度高于计划价格（另一个因素是很多产品的计划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供求关系）。因此可以预计一旦价格全面放开，必然发生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也是导致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通过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方式进行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假设当时能够实现货币稳健中性，有没有可能实行更激进的价格改革？这仍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我们不能用假想来代替已经发生的实际经济运行进程，在不改变当时其他条件（包括货币和信贷供应条件）的情况下，价格双轨制改革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
与中国的情况相对照，俄罗斯1992 年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建议下实行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休克疗法”式价格改革，全面放开价格，同时实行了全盘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结果使当年物价暴涨几十倍（后来达到数百倍的恶性通胀，当然这还有货币供应因素的作用），随后经济大滑坡，GDP 下跌近半，大量劳动者失业，居民生活陷入困境。当时中国改革者竭力防止发生的情况在俄罗斯以倍加严重的形式上演。
在中国，也有主张一次性全面价格改革的意见。1988 年，中央接受了一些人的建议，决定进行“价格闯关”，全面向市场价格体系转轨。但当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悬殊，居民担心全面涨价，发生了大规模抢购商品的风潮。中央及时做出反应，明智地决定放弃这项改革计划。但双轨制价格改革并未因此终止，而是随着非国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调节价格的部分也不断地自动扩大。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价格已经取代计划价格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1 这说明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步转向市场价格主导的这条路走通了。莫干山会议上中青年学者的讨论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价格双轨制的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弊端。有些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计划价格的原材料批给亲属或利益关联者，后者以高得多的市场价格转手倒卖以牟取暴利，使腐败开始蔓延；少数人靠权力在改革中攫取了第一桶金。究其原因，是党政官员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督，而在经济改革时期，因为权力下放，一些当权者又放松了自我约束和对下级的监督约束，以权谋私的机会也大大增加。这是政府改革滞后和行政纪律松弛的结果，而不应简单归咎于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关于改革的讨论并非只限于价格改革，议题非常广泛，包括企业体制、对外开放、中心城市作用、金融体制、农村经济、基本理论等，分不同的小组进行讨论。其中有不少讨论都很有意义。
例如农村经济组周其仁等提出要改变靠不断补贴粮价刺激生产的办法，转向靠产业结构变化，由购买力带动农业生产，建立粮价保护制度等。对外开放组提出，要以沿海开放带动多方面、多层次的开放。金融体制组提出，货币发行过多，需要对信贷规模进行宏观控制。基本理论组的讨论提出，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计划干预只能是对自发市场调节的补充，而不应是对市场法则的否定。此前，中央的经济改革基调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在莫干山会议一个多月之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计划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的基调。该文件号召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为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由于存在很多争议，文件中继续沿用了“计划经济”的概念，但上面这些表述的变化包含了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的含义。2 这些改变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变革呼声，而莫干山会议上的思想碰撞，也是这一改革潮流中激起的一簇浪花。
装 帧：平装
页 数：220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正文语种：中文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