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作 者：萧冬连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3月
定 价：79.00
I S B N ：9787509769744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经济 > 经济学读物 > 经济学理论、研究与通识
标 签：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试图说明中国改革何以启动，又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保持了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揭示中国改革的独特路径和经验，包括体制内双轨过渡与体制外市场发育的互动；理论突破、政策咨询与高层决策的互动；对外部经验的借鉴与选择；决策层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动态的艰难的权衡等等。讲述一个中国改革探路之役的故事。事实说明，中国改革路径不是预先设计，但也不是纯粹的“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它是中央放权、地方试验与民间突破，实践推动与政策引导的互动结果。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把1978～1992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一是对改革路径的探索。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成功地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而且保持了经济高增长？《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作者通过对历史进程的细致梳理，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曾长期任教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和国防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中国改革开放史。著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国年轮（1961）》、《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等。
前言
第一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一 “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二 改革的经济动因
三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四 扩大引进 为现代化寻找新方式
五 出国考察潮 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启示
六 从国务院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二章 从放权、让利和松绑起步
一 对农民让利与松绑
二 扩大企业自主权
三 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
四 从扩权到以税代利
五 国营企业的改组和联合
六 城镇集体（合作）个体（私人）经济的恢复
第三章 国门是如何打开的
一 “大引进”遭遇瓶颈
二 22个引进项目上马还是下马
三 外商如何进入中国
四 经济特区的决策与筹建
五 充满挑战和争议的试验
六 对外开放再起热潮
第四章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一 包产到户在争论中兴起
二 政策是怎么被突破的
三 覆盖全国的农村大变革
四 农村经济超常增长的诸因素
五 农村改革释放出市场能量
六 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
第五章 商品经济“第一个重大突破
一 计划与市场 最初模板及其讨论
二 在中外交流中开拓思路
三 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的争论
四 改革理论探索未有止步
五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第六章 启动城市改革
一价格双轨制形成
二 取消统派购制度
三 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四 遭遇总需求膨胀
五 四次省长会议
六 巴山轮会议 目标与过渡
七 “七五”计划建议的新认识
第七章 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 整体推进还是局部试验
二 “价、税、财联动”方案的设计
三 “价、税、财联动”方案为什么搁浅
四 从“软着陆”到再度“起飞”
五 转向全面承包制
六 股份制及其他试点
七 宽松环境是否可期
八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改革正名
第八章 从价格闯关到治理整顿
一 年初的方针 稳定经济与沿海战略
二 为什么转向价格闯关
三 “闯关”受阻及其检讨
四 三年治理整顿 成就与代价
五 治理整顿期间的改革开放
第九章 “市场经济”越过临界点
一 姓“社”姓“资”的争论
二 1991年 在激辩中酝酿突破
三 邓小平南方谈话
四 中共十四大的突破
五 市场化转轨已过临界点
第十章 从计划到市场 突破如何成为可能
一 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与起始条件
二 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三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释放出市场力量
四 开放推动了改革
五 地方政府的作用
六 开放的决策机制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75号文件虽然做了一些松动，但并不认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是全国普遍适用的形式，希望把双包到户控制在占生产队总数20010左右的范围内，对于包产到户的性质也没有做明确的规定。此后，中央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如何稳住占50%~60%的中间社队。对于这部分地区，中央特别推荐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认为这种形式“既保持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优势，又吸收了包产到户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好处”。而占生产队25%左右的先进社队，则适用于“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①多数地方领导者都在做着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解释少数地区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以稳定人心；另一方面是努力将包产到户限定在这20%多的“贫困地区”，稳住占70%以上的一般地区。
1981年，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都有发展，但发展最快的是包产到户。一是突破了原来只在边远山区和长期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设想，几乎不可阻挡地向更大范围发展。二是包产到户本身大部分又发展成为包干到户，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农民也没有接受中央推荐的专业承包责任制，而是普遍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为了进一步解决不同地区农村的生产责任制问题，1981年1月l~8日，赵紫阳到鄂、豫、皖三省的宜昌、荆州（重灾区）、南阳、开封和菏泽五个专区考察农村情况，杜润生等随行。一路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农村情况比城市好，原来困难落后的地区尤其好。农民普遍要求，允许再搞三年包产到户，他当即表示可以答应。他虽然没有改变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回到北京后，他对国务院官员们说，群众的呼声要好好听一听。①他把这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并以杜润生的名义写了一份《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关于农民为什么要求包产到户，杜润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解释说，除了能增产吃饱肚子外，包产到户对农民的吸引力还有两条：一是可以自己做主了，二是自由了。农民说：“过去愁着没饭吃，现在愁着粮食没处放，再不用出门要饭了。”“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他们说“20多年了，可熬到自己当家了”。现在“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戚没少串，活没少干，粮没少收。”②198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杜润生的报告转发全国。中央领导人的考虑是：既要对各地实践有所指导和规范，又要保持政策有较多弹性。中央办公厅的批语，也只是要求各地“作为处理当前出现的一些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
赵紫阳总结沿途所见所闻，提出了全国三类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形式：好的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中间状态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困难落后地区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切三刀”的办法也没有阻挡住包产到户向中心地区发展。只要不是硬性“纠偏”，与农民“顶牛”，农民的选择总是一步到位——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山西是一个起步较晚却发展迅速的省份。1981年初，山西省委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农村做调查，了解民情民意。全省组织了1万多名干部下乡调查，写出调查报告3000多份，省委常委平均下乡58天。在机关争论不休的问题，下乡调查后很快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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