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

1. 作为包豪斯具洞察力的见证者、活灵活现的年代史编撰者，奥斯卡?施莱默通过这本书信与日记为包豪斯提供了一份审慎而又忠诚的观察记录，它也是被各类包豪斯研究引用多的基础文献之一。
2. 本书在原版13幅黑白图的基础上做了大量扩充，精选作品图片和档案照片百余幅，按照时序分别附于五个部分的正文之后，为读者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艺术实践背景。

在浩瀚的包豪斯档案中，德国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和日记堪称富于启发性、能激发人想象力的文献材料之一。施莱默从一九二〇年起作为形式大师在包豪斯执教，直至一九二九年辞职，这本书正是其知名的著作，被誉为“一份关于包豪斯的审慎、忠诚而又持续的观察记录”。本书记录了这位艺术家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三年那段世界史上极其特殊的时期的生命历程，其中包含他对同时代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先锋派运动的观察与思考，更是完整勾勒出包豪斯运动在其黄金年代的思想与实践。本书的中译版在原版基础上增补插图百余幅，以呈现施莱默不同时期的作品和手稿。

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 1888—1943］，德国艺术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绘画、雕塑、剧场和舞蹈领域都曾发挥过源起性的作用。施莱默早年师从抽象艺术理论家阿道夫?赫尔策尔，1920年接受格罗皮乌斯的邀请加入包豪斯，作为形式大师先后主持过壁画工坊、石材工坊、木材工坊和舞台工坊，其著名作品包括舞台实验《三元芭蕾》（1921—1932）、包豪斯头像标识（1922）、 油画《包豪斯楼梯》（1932）等，他所主导的包豪斯剧场实验和包豪斯派对，被史学家视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行为艺术和后现代剧场的一种先声。

译者简介
周诗岩，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毕业（2006），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后（2006—2008）。专业兴趣主要在媒介理论、图像研究与文化批评的交叉领域，尤其关注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先锋派理论与实践。著有《建筑物与像：远程在场的影像逻辑》（2007）、《包豪斯悖论》（2019），译著有《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2019）和《包豪斯剧场》（2019）。

中译版序 | 实践与美学：一项未完成的计划
原版序
斯图加特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之前
魏玛 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五年夏
德绍 一九二五年秋至一九二九年夏
布雷斯劳和柏林 一九二九年秋至一九三三年秋
艾希贝格—瑟林根—斯图加特—乌帕塔尔 一九三三年秋至一九四三年四月
图版说明
专有名词索引
中译版增补说明
译者识|施莱默的现代性与最低限度的道德
致谢

致奥托·迈耶
魏玛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

我怕忘记这件重要的事，先从它说起。前些日子，康定斯基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在一张纸上，有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一个三角形，然后要求受试者用红、蓝、黄分别给它们上色。那次我没参加。不知道有多少人表决，反正后得出一致结论：圆形是蓝色，正方形是红色，三角形是黄色。所有的专家都赞同给三角形涂黄色，但是对另外两个颜色该怎么分配却想法不一。从直觉上讲，我会给圆形涂红色，给正方形涂蓝色。我不太确定康定斯基的解释，但大致情况应该是：圆形是广大无边的、有吸收性的、阴性的、柔软的；正方形是活跃的、阳性的。可我的看法相反，一个红色的圆形平面（或者球）在自然界中经常引发积极活跃的感受：红太阳、红苹果（橘子）、玻璃杯中红酒的表面。正方形在自然界中不常见，它是抽象的（德拉克洛瓦说“自然界运转着去破坏直线”）或者说是超自然的，所以蓝色适合它。
康定斯基在这一原则上建立了一整套体系：每条曲线都是圆形的一部分，因此是蓝色；每条直线都是红色，每个点都是黄色，诸如此类，无限扩展—在他的课上，只有少数声音敢弱弱地提出疑问。不过，如果所谓的“中立者们” 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我一样也决定红色等于圆形，蓝色等于正方形，我又必须得问：为什么我非要把我的那些圆形统统涂成红色呢？难道为了理性的解释就该牺牲自己的直觉吗？
至于蒙德里安，他真是包豪斯的神，杜伊斯堡是他的拥护者。或许杜伊斯堡扮演煽动者和拥护者这种狂热的角色已经扭曲了起初不错的事情。蒙德里安确实是神，他的作品完全符合荷兰建筑的某种类型—事实上，我把蒙德里安的“画”看作是典型的荷兰风格，尽管它们想争取成为绝对事物。经济方面的需要使得蒙德里安画了一些花朵静物画，可当我们造访他的工作室时，他总是把这些作品尴尬地推开。他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把他几乎独一无二的贡献奉献给绘画。这就像俄国人马列维奇，他的壮举包括把一个红色的方形当画拿来展出，还讽刺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去画天使的脑袋了。在包豪斯，所有人都想跟上时代步伐，一句四处流传的名言如是说：方形+花=艺术。
事实上是，所有当代的事物都自动变得伟大和高贵。也就是说，那些二元的分类已不复存在；它们过时了，犹如不切实际的想象。当代本身是伟大的，而时效性不过是时下风潮。康定斯基的演讲仍然使我不安，我打算（间接地）在一次发言中回应他，这发言就是我不久要准备的“包豪斯舞台”演讲，先给个提示：为了开辟新领域以实现我的剧场计划，我不得不对包豪斯做一些评论，并讨论基本的原则问题。我的舞台应该不止于反映当下普遍的混乱和它带来的阴影，它必须—上帝保佑它成功！—提供“迷人的教学法”，据此成为席勒意义上的“法庭”。多么希望能在基本的观念上、布景上、语言上、演讲人和听众上都取得成功！这样构想的舞台，将能够成为构建包豪斯秩序的一种强大力量。我必须花费所有的时间完成它—暂不考虑绘画，回头再说，恐怕要到秋天或是冬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