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

　　厘清当代中国法哲学发展方向、探索中国法治模式应择路径。

　　本书试图在专业法哲学、政策法哲学和批判法哲学等法哲学知识形态之外，建构“公共法哲学”的知识形态，并阐发一种“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理论模式。这种法哲学知识形态，以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为根本理论关怀，主张以“转型法哲学”的理论模式承载“公共法哲学”的思想立场。为促进中国现代转型之政治理想（价值理想）与结构化情境（实践约束条件）之间的“反思性平衡”，本书采用“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历史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取径，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上篇）、转型中国的法治（中篇）与转型中国的正义（下篇），进行了介入性的学理分析或实体性的理论建构。

　　孙国东，湖北随州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曾任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15—2016）。先后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大学法学院和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法哲学与社会政治理论；兴趣领域：法社会学、法律文化、近世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目前，除从事思想史研究外，主要致力于阐发一种“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理论模式，并进行“公共法哲学转型法哲学”的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发表各类学术文章（含译文）100余篇；著有《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另出版译著、合著及主编著作6部。主持“公共法哲学”微信公众号。

本书尽管不能说是我“十年磨一剑”的产物，但的确是对我十余年来法哲学探索和研究实践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早在大一上学期，主要源于对苏力的阅读，我便对西方法学理论与中国法律实践的情境错位，有了初步的体认。这种体认使我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法哲学研究取径——我那时称其为“法哲学思辨与法社会学考察相结合”。我的硕士导师徐亚文教授，在我研究兴趣形成的过程中对我的启迪和引导，在我学问人生道路面临重大抉择时对我的热忱鼓励和极大帮助，使我得以成长为今天的自己。“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尽管目下的我还远未及“学其成时”，但我始终感念徐老师的提携抬爱之恩。
　　2006年以后，我的问学之路便与邓正来先生紧密联系起来。于我而言，邓先生既是学问导师，亦是人生伯乐。与他的深度结缘，使我的学术视野和人生阅历均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仅就前者来说，他让我有幸徜徉在由他敢为先的学术担当、无学科的学术视野、不从俗的学术品位及不世出的组织能力共同锻造的学术世界中，既塑造了我的学术取向，亦使我逐渐找到了实现自身学术理想的路径。而且，本书阐发的“公共法哲学”，力图以更具学理性的公共关怀、更具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更具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回应他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开掘出的思想空间。因此，对他再怎么表达感谢都不为过。我所在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其跨学科、国际化的学术氛围，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郭苏建老师、顾肃老师、刘清平老师及陈润华、林曦、王中原等同道，为我提供了持久的智识激励。特别是郭苏建老师，不但对我提携有加，抑且在为人处世方面谆谆教导，堪称我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付清海、舒彩霞等同仁，亦给我的研究和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申谢。2013年以来，复旦高研院建立了“年度主题”（annualtheme）这种旨在进行跨学科整合的新型学术组织和运行机制，并利用这种机制推进关于转型中国的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基础性课题的研究。本书第四章和第六章，便是基于我参与2014和2015
　　“年度主题”学术工作坊成果修改而成的。因此，我要感谢高研院成员及刘建军、吴冠军、汪仕凯、赵杰、赵小斐、张冬冬、宋道雷、涂云新、李辉、王峰诸君，对本书部分早期成果的批评或建议。我对“社会—历史分析”的重视，直接受益于黄宗智（PhilipC.C.Huang）先生的教导。2008年春夏之交，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作为旁听生参与黄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修班。这次短暂的研习经历，让我对黄先生的研究取径及“社会—历史分析”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体认。同时，研读汪晖先生的系列论著，使我逐渐找到了对转型中国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的门径，并坚定了我采取“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之研究取径的信心。因此，我想对两位前辈的教导或启迪，致以特别的谢意。拙著的完成，直接受益于我与吴励生、魏敦友二君长期以来的学术讨论。早在2007年，我即与魏敦友君就中国法哲学的建构，进行过多个回合的学术对话。入职复旦以来，我们二人又与吴励生君形成了“三方对话”的关系。他们对本书“上篇”的早期版本既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亦提出了真诚的批评，对拙稿的完善有莫大的助益。而且，他们在相关论著中都曾较为系统地回应了我早期的相关成果。吴、魏二君本是我老师辈的学者，能与他们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实乃我三生之幸也。在此，亦恳请他们原谅我未能专文回应其研究成果，而是采取了更具建设性（“自己讲”）的方式，探究了我们共同关心的论题。我想特别感谢三位学术前辈——慈继伟老师、许章润老师和阎云翔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思想激励和学术鼓励。早在读研究生时，我便有幸得继伟老师兼职武大之便，听过一场他专为我们法学理论研究生所做的讲座。可叹我当时学术积累和社会阅历皆有限，无法充分领悟他分析和批判虚无主义的理论关怀。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他的研究与我的关切之间，有着多么切近的距离。作为汉语世界政治哲学研究的执牛耳者，继伟老师的作品一直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智识激励和思想愉悦。本书第六章（《从“反正义的公平”到底线正义”》）初稿发给他后，他不但认真阅读了我七万余言的长文，抑且提出了颇具洞察力和建设性的意见，使我的思考更趋深入和完善。作为“当代梁漱溟”，章润老师一直是我治学和为人的榜样。他深切的政治担当、深浓的文化情怀与深厚的学术及文字底蕴，一直激励着我的学问人生之路。他不但容忍了我对他严苛的学术批评，还邀我与他领导的团队深入交流，对我的研究多有鼓励和帮助。作为汉语世界最具国际声望的人类学家，云翔老师对转型中国的人类学观察和社会学洞察，常常能让我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科学的魅力：社会科学既可以对社会现实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把握，亦可以为社会的反思性发展保留规范性的想象空间。本书第五章的研究，既是以他的相关研究为基础，亦从他的批评意见中获益良多。我还想特别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哲学系教授WilliamRehg。作为国际著名哈贝马斯研究学者，Br.Rehg不仅是我在美访学期间的合作导师，并且近十年来一直对我的哈贝马斯研究提供了不懈的支持和悉心的指导。在美期间，他不仅对我的研究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还宽容我因研究兴趣的转移将大量时间放在了本书的写作上，使本书写作有了充分的时间保证。Rehg还友好地邀我与爱人赴他所在的耶稣会士居住社区参观，使我们有机会与包括他在内的数位耶稣会士共进晚餐、共话哲学、共论人生——这次不寻常的经历，既让我对人的纯粹和宗教信仰的虔诚有了前所未有的直观体认，亦让我对守护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强烈的自觉和更坚定的信心。本书的部分内容，得益于我与两个小型学术团体成员的交流。一是由段忠桥教授作为牵头人，201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发起成立的“政治哲学学社”。忝为学社的发起人之一，我有幸利用学社主办的学术论坛，与段忠桥及韩水法、姚大志、刘擎、任剑涛、徐向东、周保松、罗骞、周濂、葛四友、王新生、李佃来诸君深度互动。二是我在美访学期间与圣路易斯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袁翀、李鸣鹤组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小组”——这个临时小组其实并不具有这样的名称，但却具有实质性的学术内容。在美期间，袁翀、李鸣鹤的友善和耐心，为我这样一个不会开车、亦不长于打理生活的人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每周五趁着去中国超市买菜的机会与他们聚在一起，就着中餐馆的饭菜纵论人生、辩论哲学的那段时光，尽管后来因交往圈子的扩大只维持了几个月，但却是我在美期间最珍贵的回忆之一——事实上，亦是我学问人生道路上最值得回味的场景之一。记得第六章《从“反正义的公平”到“底线正义”》成稿后，他们打印出来，一字一句、一段一段地与我讨论其中所涉的学理问题，细致地纠正了我的思维跳跃和逻辑错乱，对拙稿的完善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本书在选题、成稿或出版的过程中，还有幸得到桂晓伟、曹晋、孙笑侠、马华灵、甘德怀、王小钢、贺东航、张薇薇、张晓燕、张霁、胡春阳、桑玉成、林尚立、陈明明、唐亚林、刘季平、苏长河、陈周旺、王铭铭、舒国滢、谢晖、汪习根、姚建宗、於兴中、高全喜、杨春福、沈国明、马长山、李桂林、张小劲、景跃进、陶庆、朱德米、申建林、张光杰、王志强、侯健、郑戈、萨姆理（SamuliSeppanen）、王凤才、邓安庆、汪行福、强世功、孙英刚、熊易寒、包刚升、李辉、刘小平、邹立君、朱振、吴彦、王庆明、韩永初、杨国庆、曾誉铭、郭俊义、王勇、王峰、丁轶、张翠梅、王家国、邹益民、沈映涵、李蕾、郭杨骞、蔡宏伟、周红阳、张海斌、廖奕、沈国麟、陈乔见、张龑、蒋海松、刘练军、陈柏峰、刘拥华、翟一达、孙晶、张怡、陈军、邬红伟、叶祝弟、于浩、赵信敏、王登辉、王治政诸君的鼓励、批评或建议。我的岳父杨华教授、岳母蒋可心教授本身亦是学者，他们不仅为我树立了为人为师为学的典范，还对我爱若己出，生活上千般呵护，事业上百般叮咛，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治学环境，值得我用一辈子去感恩和回报。我的母亲丁启英及三个姐姐和弟弟，一直宽容我专注于没有多少现世收益的梦想。尽管他们无法读懂我的文字，甚至也无法理解我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及其意义，但我们很大程度上共同面对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其实早已嵌入我个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中。我的父亲讳孙天启，已无法再读到我的文字；但正是他所具有的士人气质及言传身教塑造了我的底色，并使我坚定地走上了他或许本应走上的问学之道。我的爱人杨晓畅博士，作为学术讨论的理想对话者，常常能给我根本性的启发；作为拙稿的第一个读者，她亦常常能对拙稿的完善提出决定性的建议。她对罗尔斯的专精，为我深入把握其精深的正义理论提供了诸多便利——这尤其体现在本书第六章和第八章的成稿过程中。作为人生伴侣，她不但以特有的温婉、智慧和清雅，为我营造了温馨而不失浪漫的家庭环境，抑且以独具的超然、从容和本真，支持我献身于可填实生命之厚度、超越生命之长度的学问。是故，我想把这本我目前能写得最好的书献给她。在拙稿定稿后，慈继伟、赵汀阳、许章润、季卫东、刘擎、孙笑侠、谢晖、魏敦友、郑戈等前辈认真阅读了拙稿，并撰写了中肯而不失犀利的推荐评语。他们的积极肯定，特别是慈继伟老师认为我所做的学术工作“更像是做霍布斯式的开创性努力”的溢美之词，让我既受宠若惊，亦颇感惶恐。我权当是他们对我的激励了，但愿我今后的努力能完全配得上他们的赞誉。郑戈贤兄还为拙稿的出版积极联络了多家著名出版社，尽管最终有负雅意，但其高情厚谊，仍使我铭感不忘。柯小刚贤兄为拙稿题写了书名，令拙稿增色万分。中国法制出版社马颖编辑和王雯汀编辑可贵的学术情怀和杰出的职业品质，使得拙稿得以顺利且高质量的出版。在此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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