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与货币：民国金融家沉浮录（上下册）

　　序曲

　　北火车站的枪声小了下去。被暮色吞没的铁轨尽头，隐约可以看到土黄色军服的北军士兵的影子在晃动。他们撤退了。随着硝烟被风吹散，这个城市的春天里令人迷醉的熟悉气息又回来了。那是弄堂底的玉兰花香、苏州河水的土腥气，再加上工厂里机油和棉纱的混合味道。现在弥散在黄昏空气里的，又多了丝丝缕缕血的腥味。

　　工人纠察队员横七竖八躺在枕木两旁的沙包后面。到处是发烫的枪支，空了的子弹袋。尸体来不及处理，先包扎伤员。总工会下属工人纠察队的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几百杆枪，两门小榴弹炮，硬是顶住了张宗昌的直鲁军一个营四个多小时的轮番进攻。

　　这个从苏州方向运动过来的步兵营，是试图冲进城里接应毕庶澄的。从昨天下午开始，毕庶澄的三千驻军和严春阳的两千警察，就在城里被追得像过街老鼠一样。如果被这五百名彪悍的直鲁军冲进城，局面将不可收拾。为此，总工会早就下了死命令，把市区各纠察队的所有枪支和精干武装全都调集到北火车站，不让敌跨过此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央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和赵世炎来到现场亲自指挥。

　　及时降临的夜色帮了大忙。进攻数度受挫的北军摸不清火车站方向的底细，匆匆收队了。纠察队的工友们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暮色中满地横躺着的躯体，都辨不出哪是活的，哪是死的。

　　傍晚七点整，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带领部队赶到北火车站时，战场清扫已近尾声。两个带路的向导章郁庵和赵子敬在遍地尸体中辨认一张张烟熏火燎的脸孔，不由放声大哭。

　　昨天，3月21日，总罢工转入起义时，中央特委就派总工会的章郁庵前往第一军驻地，利用其兄是白崇禧的谍报处长的身份，请求国民革命军火速出兵上海，配合城内的起义打垮北洋势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以“部队一路辛劳需暂时休整”为由，迟迟按兵未动。次日，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又派交际处长赵子敬前往联络。白崇禧出示了一份刚收到不久的电文，再次表示爱莫能助。那份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上，确有“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战线为止，军队不越此线为妥”字样。

　　年轻的将军把头掉转过去，看着夜色中火车站大楼的剪影。饶是他自打出广东后一路攻城略地，见识过无数鏖战场面，这遍地满是血污的蓝布工装和残破尸体，也让他不敢直视。他受不了躺在地上的工友们射来的责备、疑惑，甚至跳动着愤怒火苗的眼神。他甚至不敢去看对面那个比他还要年轻的指挥官的眼睛。那是中央特委委员、总工会总负责人何松林(汪寿华的化名)，北火车站一战的最高指挥者。

　　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第一师乃是从广东一路打过来的虎贲之师，革命热情高涨，总工会派来的两个联络人来请援时，白总指挥举棋不定，他第一个站出来代表第一师请战，竟被白总指挥轻轻松松一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给挡了回去。事后，甚至还有同僚暗暗讥笑他“不讲大局”。

　　从第一师驻地龙华到北火车站，不到两小时路程，如果不白白耽搁这两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的时间，工人兄弟又何至于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共产党的那个官，拿着一个洋铁皮喇叭在喊话。那一口江浙土音，薛岳不是听得很明白，但大概意思还能听出，好像是说，经过这两天战斗，反动军阀已经赶跑，上海的工人兄弟写下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光辉一页，今天，1927年3月22日，就在北火车站的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上海特别市市民委员会已经正式宣告成立，流血已经结束，革命已经翻开新篇。

　　没有一句指责的话。但薛将军听着还是难过得想哭。流血真的结束了吗？他自问。

　　工部局大楼内的环形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六辆装甲车，面向着汉口路的大楼正门，又陆续驶进来几辆小车。这天是3月23日，星期三。上午九时刚过，通往董事会会议室的大理石饰面的走廊上，已响起了稀稀拉拉的脚步声。

　　这是本月里召开的第四次董事会。除了总裁希尔顿·约翰逊、总办爱德华是在这幢花岗岩饰面的“石头房子”办公，其他九名董事，包括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在内，都从市区各个方向赶来。

　　这九人是：费信惇、麦西(副总董)、贝尔、船津辰一郎、莱曼、麦克贝恩、麦克诺顿准将、罗、贝特(缺席)。

　　作为上海公共租界内相当于市政委员会的一个机构，自1870年起，工部局董事会就基本维持着九或十一人的规模。英国人始终占据大多数席位，美国人占一至二个，日本人一个。董事不发薪水，从中互选产生总董。现任总董费信惇就是美国人，自本世纪初来到上海，一直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董事会开得如此密集，是工部局成立七十年以来少有的。那是因为，租界周边地面突然出现了大批中国军队。

　　一个月前，2月23日，一个阴沉的星期三上午，也是在这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里，董事们就对近期上海政治和军事局势表示过深切忧虑。总裁希尔顿·约翰逊先生要求各位董事，“以适当的方式”向各自国家的领事申请派军队援助。英国佬提请董事们接受他的下列观点：目前租界周围驻扎着大批中国军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指挥的，想做什么，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认为构成了威胁，工部局就有正当理由申请这种援助。他分析局势发展下去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一是孙大帅的败军从松江附近溃退到租界上来，二是张宗昌的直鲁军大批从南京开来，三是国民革命军可能从杭州开赴上海。他重重地拍击着桌子，“无论发生哪种情况，租界都有可能遭到军队的侵犯和蹂躏，故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让希尔顿·约翰逊先生忧心的还有，驻在营区的部队和港口舰艇上的陆战队至少四个小时才能抵达岗位，何况命令传送还需要一些时间。他说他已经和英驻军上校旅长一同去考察了法租界的“机枪掩体箱”，这种小型流动掩体箱可以藏一个人和一挺轻机枪，街垒战时挺管用，他建议一次性订购十个，每个一千多元。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3册，682页，“1927年2月23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那天的董事会，以及后来两次有警务、卫生、工务、电气、火政各处处长参加的两次会，说是形势严峻，其实大家心里也没有太当回事。说是狼要来，狼来了毕竟也在林子外，与会者更操心的事，还是食品储备是否足额，万一战争打响，社区的垃圾有没有人清运，卫生和保洁有没有人做，酒店的红酒、香肠和蜡烛是不是管够这些小事。

　　担任燃料、食品与运输主管的弗思先生说，牛乳、米、面粉和食糖供应充裕，煤的贮存量也大大超过往年。英国驻防军已在自己设法进口肉类、蔬菜与木柴等物资。租界内还有大批罐头食品贮存，饿是饿不死的。

　　主管志愿服务的古德尔先生说，电气处、自来水厂、煤气公司、电话公司都有应急措施，怕就怕发生大罢工，邮政第一时间就要瘫痪，到时候我们都在孤岛上，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死是活。

　　工务处长说，他负责的三个部门，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和污水处理工程，如果发生总罢工，租界里每天产生的三百五十吨垃圾堆在一起，整个租界就会臭掉，运粪便的驳船开不出去，粪便就会流进阴沟和排水管，我们天天喝的就是粪水。西区自来水厂的工程师说可以增加氯化的办法保持水质，但不管怎么弄，粪水还是粪水。

　　火政处长说，已经募集到七十名志愿救火员，但他们没一个有救火经验，尚需培训。

　　卫生处长哈珀先生说，屠宰场这边，屠夫罢工倒不用怕，可以雇佣一些白俄，只要薪水和白酒到位，他们会足够卖力。但这些白俄愿不愿意搬运垃圾还有待询问。如果洗衣店罢工的话，那就有点麻烦，洗衣工作将不得不由住户们自行承担，或者，住户们也可以在自家花园里焚烧一定数量的生活垃圾，包括旧衣物，但这样一来，整个租界就变成难民营了。

　　一位董事提问，租界内可不可以建一座焚化炉，专门用来焚化生活垃圾。哈珀先生告诉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用这种方式处理垃圾需要大量劳动力……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3册，684页，“1927年3月3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粤军终于要来了！租界外面的中国军队像气候云图一样每日变幻着，南进北退，南北死缠，现在，局势终于清晰了，能够进入租界的，只有那支南方的军队，只有年轻的蒋介石将军带领的国民革命军。

　　而形势也教会了工部局的董事们，眼下发生在中国的，乃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正在退出这座城市的“孙大帅”和张宗昌，就是他们这班长期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者。革命是血与火的洗礼，革命才不会管你垃圾成堆，内衣没人洗，粪便溢出下水道。

　　进入3月下旬，形势变得骇人起来。就在昨天，暴动的工人在共产党的暗中组织下，选出了他们自己的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另外据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带着一支小规模舰队直奔上海而来。董事们见了面，也都没了心情开玩笑。

　　这天的董事会，是讨论怎么应对新选出的市民政府，怎么应对蒋介石来上海，都是火烧眉毛的事，列席的除了商团司令、警务处长，其他各个处的处长们，一概不参加。

　　希尔顿·约翰逊总裁昨天去南市，被工人纠察队拦截下来，还写下了书面保证，此事今天上海所有报纸都有报道。约翰逊先生向董事会就此事作了说明。他说自己身为工部局最高行政长官，去南市访问本在职权范围，书面保证是被迫签下的，因为他不这么做，就会被工人纠察队击碎脑袋。因外界报纸已炒得纷纷扬扬，董事会建议约翰逊先生发表一份声明，以正视听。会上还作出了一项决定，由总办爱德华先生记录在案：“工部局的高级官员没有通知董事会并经其认可，不应前往敌对势力所占地区。”

　　大概是不满意于希尔顿·约翰逊先生一临大事就是期期艾艾的态度，今天的董事会，总董费信惇唱起了主角(不久他将辞去总董出任总裁，开启公共租界工部局长达十年的“费信惇时代”)。书记员在会场一角低着头沙沙地记录：

　　总董建议，在目前紧急状态下，可以把中国的不良分子驱逐出租界。总裁回答说，这件事捕房已在办了。

　　一位董事提出在租界内组织大规模武器搜查的建议。总裁说这也已经在进行了，但动用军队组织搜查不一定有效。……董事们一致同意在此危急形势下有理由采取惯常不用的措施。总董说，他将向警务处长提出捕房在界内防军协助下组织这种搜查队的可行性问题。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3册，687页，“1927年3月23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最后，费信惇宣读了一封英国防军总指挥的来信。信中说，工部局和驻军都有责任严防中国士兵和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尤其对带枪歹徒，一定要严防死守。信中还说，中国官员进入租界，必须持有工部局和驻沪防军总部情报股联合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将级军官只能允许带不超过十人的武装警卫员。

　　“眼下就有一位中国将军即将来到上海，而且他可能是目前整个中国最有威势的一个人物，各位董事，你们认为这张特别通行证应该发给他吗？”

　　董事会结束后，工部局总巡巴雷特签署了第一张特别通行证，准许蒋介石随带武装卫队十人进入公共租界。规定：1.除蒋介石乘坐的汽车外，严限汽车2辆；2.这些汽车须有工部局捕房人员伴同；3.蒋介石进入租界和通过界栅的时间须预先通知本司令部。

　　法国驻沪总领事那济闻讯，这天也签署了一张同样内容的通行证。日后，由法租界刑事科政治组探长、有着帮会背景的程子卿，交给了蒋的特务处长杨虎。在上海的秘密帮会里，他们是同一辈分的兄弟。

　　“楚同”号炮舰在长江浊浪间起伏，如一条黑色铁甲蛟龙，前后护卫着“楚有”“楚谦”两舰。春汛水湍，船行如箭，只一天一夜，就从安庆驶到了去南京不远的采石矶。

　　这艘浅水炮舰是张之洞任职湖广总督时，向日本川崎船厂订造，说起来也是前朝旧物了。这是一只煤老虎，八座锅炉没日没夜地烧，才能保证它一千三百五十匹的马力和十三节的最大航速。舰首原装的四门阿姆斯特朗火炮也显得过时了。

　　船是旧船，人却光鲜。总司令身穿一袭还没下过水的蓝灰色呢军服，马裤，长统皮靴，肩上斜拉一条棕黄皮带。人瘦，穿衣服就有架子，男人四十，要说多英气就有多英气。杨虎和随舰几个军官背地里说笑，总司令这模样像个新郎官。不承想，到了年底，他还真的做了一回新郎。

　　船上的无线电早已得报，程潜指挥的江右军两个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昨已克复南京，今日上午九时，已在中华门正式举行入城仪式。按理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理应进城慰问作战将士。但这两个军在广州时就是出了名的共产党员和左倾青年多，这让他一想起来就头皮发怵。上岸，还是不上岸？

　　正迟疑间，南京城方向隐隐然似有炮声传来。距离太远，听不分明，云层上空的雷声也是说不定的。三舰放慢速度，小心前行，并向岸上派出搜索人员。

　　愈近南京，炮声愈隆，前前后后加起来竟有二百多发，持续有一个多小时。奇怪！此时的南京城，应该早就没了大股的直鲁军，怎地会枪炮声大作？舰上有军官从爆炸声听出来了，那应该是驱逐舰上的小口径炮。

　　傍晚五时，岸上探子来报，第二军、第六军入城后，与溃退的直鲁军交火，城中秩序一时大哗。乱兵冲击外国领事馆及教会学校，再有不明身份者鼓动，致有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发生，并有多名外籍人士死亡。外国侨民翻出城墙，逃至江边呼救，遂有英美军舰向城中开炮之事发生，目前伤亡人数尚未统计出来

　　“楚同”等三舰暂靠下关码头，迅速向下游派出了警戒。

　　第二军第六师担任南京城西的卫戍任务。六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曾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萧劲光，傍晚时接到特务连报告，下关码头出现三艘兵舰，据说蒋总司令就在其中一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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