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岁时离开故土，毕其一生，辗转旅寄。在国内，考究语言，创办报刊，为当时文坛一开“幽默”新风；在国外，针砭时事，引介东方，以独有见地诠释“吾国与吾民”。
这部传记，笔路延绵，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轨迹，寻绎其生平，藉以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
鲁迅、胡适、林语堂，他们的精神遗产，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而林语堂留赠后人有形及无形的一切，将对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别有深远的启发意义，亦为跨文化交际与互动带来崭新的理解。
钱锁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现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专治中西文学文化研究，编著中、英文作品多部，包括专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等。
第一章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
纪念林语堂
反思鲁迅遗产
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
林语堂：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
第二章 基督教熏陶与西式教育
牧师的儿子
最杰出的“圣约翰人”
上北京遭遇“文化反差”
从哈佛到莱比锡
第三章 “大革命”时代民族主义情怀
科学与国学
泰戈尔与印度
“费厄泼赖”还是“痛打落水狗”
萨天师语录
第四章 从“小评论家”到“幽默大师”
“小评论家”
幽默作为社会批评
幽默作为自我释放
第五章 一个人在黑暗中吹口哨
与鲁迅的友谊
平社一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暗中放冷箭
第六章 “我的中国”：东方向西方倾谈
与赛珍珠和华尔希结缘
《吾国与吾民》
第七章 “中国哲学家”的诞生
去美国
《生活的艺术》
第八章 阐释中国为抗战发声
战时中国前线报道
“新中国的诞生”
战时女杰
第九章 东方智慧与世界和平
种族与帝国：印度问题
“革命外交”
东方智慧与现代病
与华尔希夫妇的友谊
第十章 中国的内战与美国的智慧
《枕戈待旦》
打字机、苏东坡和《唐人街一家》
美国的智慧与美国的愚蠢
美国式友谊
第十一章 瞭望远景
《远景》
南洋大学风波
重新发现耶稣
第十二章 我话说完了，走了
回“家”定居台湾
共建人类精神家园
我走了
附录 林语堂全集书目
后记
第六章 “我的中国”：东方向西方倾谈
《吾国与吾民》
所谓“国民性”问题是中国现代性的中心话题之一。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论述，特别是其创造的“阿Q”形象，一直都是国内中学教材课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中国知识分子首创的。自从西方人开始接触中国，从十七世纪的法国汉学家杜赫德到十九、二十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都发表过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论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评，其灵感正出自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有关论述。鲁迅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要中国人翻译、阅读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当然，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论述还有其他声音，比如辜鸿铭的英文专著《中国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对汉学界的有关论述，尤其是明恩溥一书的回应。对于这些文本及其争论，林语堂当然明了，而《吾国与吾民》以其独特的视角与风格介入了这一话语传统。
《吾国与吾民》写作和出版的直接诱因是赛珍珠小说《大地》的成功，也可以看成其姊妹篇。《大地》在美国读者看来是一部“族裔”小说，其成功在于描绘了中国人生活的典型。但也受到江亢虎等批评家的质疑，指责它并没有反映中国人生活及文化的精髓。《吾国与吾民》就是要讲中国文化和生活的精髓，论述全面又精致，笔调生动而有趣，西方读者读来倍感亲切。对赛珍珠的另一种批评，是说她毕竟是个美国传教士，这一身份属性使她无法描绘出中国的真相。有意思的是，《吾国与吾民》开卷（包括赛珍珠写的“引言”、林语堂“作者序”和“前言”）便探究这一问题：谁有资格为世界阐释“中国”—这个“伟大的神秘‘存在’（Dasein）”？在西方，历来都是由所谓“中国通”来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这些“中国通”可能是传教士、传教士的子女、踏足“远东”的探险家，或是英文报刊的记者。通常他们不会中文，生活在自己的洋人社交圈，靠他们的中国厨师或仆人获取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知识，然后以他们自己的习俗和价值观来评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西方读者由此获得的某种中国形象，当然偏颇。但中国人自己就一定是本国问题及形象的最佳阐释者吗？未必。中国人自己往往身在庐山，难见其真面目。林语堂在“作者序”里特别声明自己不是那些“超级爱国者”，“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我的爱国主义”，这本书也不是为他们写的；他不以自己国家为耻，不怕指出中国面临的缺陷和不足，因为“中国的胸怀要比那些超级爱国者的大，并不需要他们刻意漂白”。那到底应该由谁来向世界阐释“中国”呢？林语堂并没有明言，而是由赛珍珠在其“引言”中点破。赛珍珠解释说，西方读者早就渴望能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作品中了解到真实的中国。问题是，中国一二十年来被推进“现代”，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是文盲，按照一贯的传统方式生活，但中国的精英阶层却突然都变得“现代”了，都能说英语，一心要赶上西方的潮流。他们都很“爱国”，不愿对外披露中国任何的负面问题；他们和大众老百姓脱节，蔑视其“落后”，搞得自己在自己的国家像个外国人一样，自卑心理过重。如此扭曲心态，我们如何期待从他们笔下获得真实的中国形象？尽管如此，赛珍珠还是认为，最适合为西方阐释真实之中国的人，还得在留过洋、英语流畅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去找，关键是此人必须留洋后再回到自己的文化，回到“老的中国”，以一种幽默而自信的态度来观察中国。可是，“要找这样的人难度太大，既要受过现代教育能写英文，又不能和自己的文化脱节，同时又能保持一定距离，去理解其意义，既要理解其传统意味，又能体会其现代意蕴，难！”但是，赛珍珠说，她一读完《吾国与吾民》，她知道：这个人出现了。
在“作者序”中，林语堂列出以下在沪外籍朋友，以示致谢：塞尔斯卡·冈太太（Mrs. Selskar M. Gunn）、贝尔纳丁·索尔兹·弗利兹（Bernardine Szold Fritz）和翁格恩- 斯滕博格（Ungern-Sternberg），“是她们，有时是一个一个，有时是一起，不断唠叨催促我写这本书”。林语堂也致谢赛珍珠：她“自始至终一直给我鼓励，出版前还亲自通读全稿并加以编辑”。同时也致谢华尔希：他“在整个出版过程中都提供了宝贵建议”。还有丽莲·佩弗（Lillian Peffer），她“负责排版、校对以及索引”。对照林语堂和华尔希/ 赛珍珠之间的来往通信，以上描述准确概括了该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庄台公司人员的编辑业务相当专业，但这完全没有影响作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到1934年5月19日，华尔希还在返美途中，林语堂已经写完四章，寄给了华尔希。他计划最晚9月完成书稿，但实际上要到次年2月才写完。这完全可以理解，要知道此时林语堂的中文写作任务也很繁重。一开始林语堂就对华尔希表明，欢迎直率坦诚的批评意见：
我绝对欢迎你从美国人的角度提出任何批评意见，在此无须考虑所谓中国式的礼貌。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为方便起见，在以下几个范畴，敬请适当修订：
1. 明显的拼写错误和打字错误。
2. 笔误—按照现代用法标准，而不是按语法家的规范。
3. 涉及西方名字和历史事实有所不准确处。
以上方面所作改正，我将深表感谢。
整个编务事项，庄台公司人员基本都是按照上述尺码操作。比如，有时林语堂文中用到中英比较，华尔希会尽可能把“英”换作“西”或“美”，多半是出于市场考虑。除此之外，林语堂对书稿的构思、文体、进程完全自己掌控。一开始还有个梗概，后来觉得没法完全按此写下去，还不如顺其思路创作为佳。
是年七、八月，上海太热，林语堂想专心写书，便携全家上庐山牯岭避暑胜地。他在牯岭写了第四章《理想生活》（书稿称作第六章）和第五章《女性生活》（书稿称作第七章），但结果正是对这两章，华尔希和赛珍珠提出很多意见且改动最多。后来林语堂也不得不承认，这趟牯岭之行算是失败的。
华尔希读完《理想生活》一章后觉得不及前面几章的水平，便如实告知林氏。华尔希的批评意见既笼统又很具体：“感觉行文节奏和准确性不够流畅”，建议开头四页全部删掉。林语堂回函感谢华尔希的批评意见，同时表达惊奇，因为自己觉得这一章比前面几章写得都要好，并表示乐意作部分修改。林氏回信这么说：“我不清楚这里是否伤害了基督徒的神经，但出自一个牧师的儿子也很自然……希望你能谅解。”林语堂继续鼓励华尔希给予诚恳的批评意见：“你知道我可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在中国人的环境中早就学会了这一艺术。要不然，我可根本没法活。”尽管如此，林语堂还是希望华尔希对下一章《女性生活》会看得比较顺眼。
此时，赛珍珠已是庄台公司一员，担任业余编辑，她对林语堂的书稿格外上心，特别是讲中国女性这章。读完后赛珍珠去函林语堂以表祝贺：该章“总的来说非常精彩、极有价值”。但她同时指出，该章写得有点散漫，好多重复，好像自己不太确定，所以来回唠叨：“你好像一个泳者，站在很冷的水边。你下定决心要跳下去，你最终也跳下去了，但是在岸上踯躅了很久。”赛珍珠建议整章改得紧凑点，并主动提出为林氏修正。林语堂收到赛氏来函并于11月18日回函时，他自己已经删了开头十四页，觉得这是最散漫的部分，重写开头一段，至于该章其他部分，“赛珍珠可以自己看着办，作适当修改”。林语堂还自我解释道，这是他第一次写书，以前都是写散文，可以漫谈，但写书就不一定合适。而就女性话题，林语堂写道：“写女人这章有问题，因为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头就大。我仔细斟酌过宇宙间大部分问题，都能理通顺，唯独一讲女人，往往就自相矛盾。”在下封致华尔希的信中，林语堂考虑是否要重写整个一章，原来以为最精彩的，现在觉得最不满意。到来年1月，他又决定算了，还用原稿，因为一来没时间，二来赛珍珠已经通篇编辑过了。
和华尔希、赛珍珠合作，林语堂的态度总的来说都比较通达。他总是要求华氏/赛氏提供率直的批评意见并作出专业编辑。他认为作者永远是自己著作最糟糕的评论者，因为自己总是敝帚自珍，一个字都不想删改，然而书不是写给自己读的，最终的评判权在读者手里。至于书的出版和营销策略，林氏基本上都认可庄台公司的意见。林语堂与庄台公司签好合同后，便要求用深蓝金字作封面，越简洁越好，“我总觉得封面往往搞得很繁复，反而简洁一点更能吸引观众”。庄台公司接受了林氏意见。除了专业编辑，庄台公司为推广营销该书主要做了两件事：把书的有关章节先送杂志发表，以及最终确定书名。林语堂写完一两章便抄送华尔希，华尔希再决定哪些章节可以先送杂志发表，这种方式在他们以后的合作中成为常态。当时华尔希刚刚担任《亚洲》杂志主编，就从书稿中抽取了四篇文章先刊于该杂志。但《亚洲》杂志毕竟不是主流刊物，销量有限。华尔希成功说服《哈珀》杂志，刊登了书稿中的一节。《哈珀》可是美国主流杂志，销量很大，林语堂赴美后经常在该杂志发表文章。另外，华尔希也把书稿寄给“每月读书会”，评审官对此书很有好感，但毕竟要选一部中国人写的书做“当月之选”实在太新奇了，最后没成。
至于给书起名，林语堂一开始便跟华尔希说出版社可以作最后决定，同时他也给过许多建议。书名要到最后一刻也即1935年夏书稿即将付印时才最后敲定。林语堂首先想到用“中国：一份告白”（China: A Confession），后又提出“我的同胞”（My Countrymen），但华尔希觉得前者作书名在美国不合适，后者感觉不够庄重。华尔希建议用“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我觉得这个既庄重又能吸眼球。”同时华尔希还是让林语堂想到什么合适的继续告诉他，林氏后来又想出好几个。除了华尔希建议的“吾国与吾民”，还有“思索中国”（Thinking of China）、“我们的祖国”（Our Grand fatherland）、“广阔的人性”（A Sea of Humanity）、“瞧，这人性的中国”（This Human China）、“ 微笑的中国”（Smiling China）、“ 生活与微笑”（We Live and Smile）、“ 饮茶”（She Sips Her Tea）、“悲悯的微笑”（Sorrowful Smiles），又说还是最喜欢“中国：一份告白”，第二选择是“思索中国”。四天后，林语堂又去信华尔希，让他忘掉上封信的建议，承认“吾国与吾民”可能是最好的，“但总还是觉得不够满意，有点拖泥带水，不够亲密”。4月12日，林语堂又写信提出三个书名：“中国：奥德赛之旅”（China: An Odyssey）、“思索中国”、“我的中国”（My China），并说自己现在很中意“我的中国”。最后，庄台公司所有员工投票，一致同意用“吾国与吾民”，华尔希发电报给林语堂，要他相信他们对美国市场的了解和判断，林氏也欣然同意。到1935年5月，赛珍珠和丽莲·佩弗已校对全稿，作了必要的文字修改，又寄回给林语堂。林氏6月看了修订稿，接受大部分修改意见，但也坚持了一些自己原先的说法，又把修改的改了回去。8月份书正式出版，庄台公司做足了宣传推广工作。另外，华尔希还为此书洽谈商定了英国版，由海尼曼（Heinemann）公司于10月出版，刚好赶上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展开幕式。
华尔希读完最后刊印稿，去信林语堂，恭喜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感觉该书在英美都会大受欢迎，希望还会译成许多其他语言。”华尔希果然经验老到。《吾国与吾民》的出版在美国可谓一炮打响，好评如潮，各大报刊都有名人推荐，如卡尔·凡·多兰（Carl Van Doran）、克利佛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范妮·布切尔（Fanny Butcher）、伊莎贝尔·帕特森（Isabel Patterson），等等。华尔希祝贺林语堂道：“自《大地》以来，还没有其他书像这样受到媒体一致推崇的。”
《纽约时报书评》1935年12月8日刊载埃米特·肯尼迪的书评：《东方向西方倾谈—一位中国作家精彩阐释本国古老文化》。文中写道，中国文化古老悠久，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如此年轻，他们还在孩童时期。一种文化保持了这种不可思议的长寿，可现在面对强加给他们的现代进步，却又一筹莫展。西方文化崇尚征服、冒险精神，中国文化却提倡耐力、消极抵抗。中国在物质上给世界贡献了许多礼物，但其精神礼物却没人好好讲过。读林博士的书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启蒙，让人认识中国“光荣而多样的历史”，而这样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当下却面临崩溃的危险。林语堂不怕说真话，他说，中国人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社会上像个小孩，但在休闲养生上，他们棒极了。最后，该文作者写道：“我们以前可能会认为中国人陌生、怪怪的、神神叨叨、不可理喻，那是因为我们无缘交个中国人做知心朋友。读完林博士的书，我们应该坚信中国一句老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纽约时报》代表美国上层知识界的看法。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一炮打响获得成功，首先是指其销量，也就是说，《吾国与吾民》赢得了美国大量的一般读者。林语堂应该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可惜没有保留。庄台公司保留了一些，挺有意思。多数读者称赞此书是他们读过所有有关中国的书中最棒的。有位读者来信说他在中国住了二十来年，读完此书后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忍不住拿起书来再读一遍，让他陷入久久沉思。还有一位华人读者来信声称自己既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但也没有完全被同化，对中国还有一颗心，可对中国又一无所知：“读完该书后震动很大，为自己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化感到骄傲，中国文明不光发明了火药和印刷术，而且在文化的各个方面—文学、建筑、绘画、艺术等等都绝不逊色于西方文化；可读到中国的现状又让人痛心。在一个拥有像作者这样如此有文化有教养人士的国度里，政府办事却依然要看脸色、运气和关系。”但读者来信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艺术，包括“吃的艺术”，甚至有问具体的菜谱如何如何。维也纳一家大报主动把“中国饮食艺术”一节翻成德语。1936年1月17日，林语堂致函华尔希：“我收到好多读者来信，有一些是你转递的，询问如何做布丁、果酱、鸡炒饭、炖鱼翅之类。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们扔进垃圾桶里？”但林语堂同时建议，李笠翁的《闲情偶寄》真应该全部翻译出来。
《吾国与吾民》在国际上一炮打响后，美国记者文森特·斯塔雷特（Vincent Starrett）来到林语堂在上海愚园路的编辑办公室，作了一次访谈，其间讨论到该书中文版事宜：
我问道：“你会自己翻译吗？还是请别人翻译？”
林语堂很不自在。
“我想我不会让其他人做，”林语堂坦诚说道，身子在椅子上扭动，“好多人告诫我，为了中国，我有责任自己再做一遍，写成中文。”
“你是说要重写一遍？”
“也不是，可是最终好像还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表达的方式会不同，是吧？得用中文、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是不是？这本书是英文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到英文读者。要用中文为中国写，那有的部分要展开，有的部分要修改。这事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但这书确实也是为中国的。也许我应该用我的母语再搞一遍，你说呢？”
……
“可要是有人要求我把中文版再译成英文，那怎么办？天哪！”
林语堂从未把《吾国与吾民》译成中文。次年他便移居美国，基本上都用英文写作，根本没时间。这样，该书在中国的影响和讨论只限于能说英语的知识群。其实林语堂很怕该书译成中文。他告诉华尔希：“该书在中国不会有中文评论。我尽量低调不作宣传，国人中懂英文的才能读。你能想象我用中文把书中写的都说出来？那我还不被那般中学毕业的‘普罗作家’给碎尸万段了？我居然还有闲情去写中国的诗歌、绘画诸如此类？”他告知华尔希，他以后有时间也许会把书译成中文，不过书中主要观点其实在他的中文小品文中都已经讲过，只是没这么集中成书而已。
《吾国与吾民》在中国的回应，林语堂在乎的不是来自左翼“普罗作家”的批评，因为他们看不懂，而是就职于国民政府的留英美人士（“爱国者”）。林语堂和华尔希的来往通信显示，围绕原稿第二章（即最后书中“结语”）的去存，林氏曾犹豫不决，压力很大。原稿第二章痛批当下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乱象。本来该章题为“告白”，写好后最先递交给华尔希，华尔希看完非常喜欢，要单独先发表于《亚洲》杂志。后来《哈珀》拿到稿子后也立刻表示很感兴趣，想要发表。但林语堂1934年致函华尔希表示自己还不是非常满意，可能要修改。7月5日又致函华尔希说自己没时间改，“管它呢，就这么发表了”。他解释道，他对现政府说了许多“讨厌的”话，但一般都是“裹了层糖衣的”，“而这一章，可都是赤裸裸的苦口，而且我也不想裹糖衣”。然而到了1934年9月9日，林语堂决定无论书中或杂志上都不发表该章，因为中国政局不稳，卡得越来越紧。华尔希回信表示理解，也很惋惜，希望最终林氏会改变主意。1934年12月10日，林语堂去信华尔希，说他的书可能会受到某种“政府警告”，被指责“不爱自己的国家”，他得想办法做点自我保护功夫。十一天后，林语堂又对华尔希说，好几个朋友劝他不要发表该章，他要等到1935年1月15日再作决定。1月18日，林语堂专门去函说，“鉴于我们这边所能容许的自由度”，他不得不删除整个章节。而且林语堂清楚跟他过不去的对手是谁—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报》及其主编汤良礼，因为《中国评论》周报不断受到他们的骚扰和压力。然而，到1935年3月15日，林语堂最后决定保留原稿第二章，并“稍作删改”挪到书尾作“结语”。3月25日，林语堂又去信确认保留“结语”部分，只是在“结语”第二节前加一句话：“如下陈述不应当看成是对当下国民政府的描述，而是陈述政府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以便能正本清源、恢复秩序。”
即使作了“适当删改”并加上以上提醒，该书“结语”部分仍到处看到对当下国民政府的犀利控诉。比如以下这段：
中国农民不需要卖妻卖女来赋税，尽管江北有些农民现在不得不如此；假如他们没赋新税，军人不会禁止他们收割庄稼作为处罚，尽管广东番禺县县长1934年夏天就是这么干的。中国人不需要预付三十年后的税，尽管四川人现在得要；他们不需要缴付超过通常农业税三十倍的农业附加税，尽管现在江西人得缴。农民不会被逼缴税，缴不出便关进监狱挨鞭抽整夜嚎叫，尽管在陕西现在监狱里整夜都听到鞭打哭叫声。可怜的中国人，生活在地球上管治最糟糕的国家，挣扎于他们无法理解的各种漩涡中，以超人的耐心与善良忍受一切，愿这种善良和坚忍不拔最终能战胜一切。他们最后一头牛也被卖掉时，那就让他们去做土匪吧。他们最后一件家当也被抢走时，就让他们去当乞丐吧。
在国内英语圈，有三份书评分别代表三种态度。吴经熊于英文《天下》月刊撰文，称颂林语堂为“中国思想界佼佼者，只需稍加时日，一定能成为整个人类文化果实之极品”。另外，姚莘农也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语调好似温开水。姚莘农称赞《吾国与吾民》“是本有关中国的难得的好书”，尤其带有作者的自传色彩，很有特色，“但是书中所谓的‘吾民’只能说是泛称知识阶级群体，而不是所有四万万中国人”。《中国评论》周报在发表姚莘农的公开信时同时插了一段林语堂的简短声明，林氏表示自己是福建“龙溪村娃”：“我从小就下田种地、上山砍柴、河里捉鱼虾，谁能指责我不了解中国农民呢？‘吾民’正是他们，而非穿长衫的乡绅，也不是穿洋装说英语的华人。”
果不其然，最严厉的攻击来自英文《国民新报》，也是一封公开信，署名“一个中国人”，开头便是讥讽的语调：“哦哟，著名的小评论家现在可是世界级的畅销书大作家了。真的非常成功，‘卖’了你的国家和人民。”除了讽刺挖苦、人身攻击，公开信指责林语堂“卖国卖民”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林语堂披露国民政府的缺陷与失败取悦在华外国人和外国媒体，他们一向敌视中国国民政府及其重建工程，该书在外文媒体得到追捧反而证明这一点。“一个中国人”挖苦道：林语堂应该建议出版商把书送到日本或“满洲国”，可以为他们蔑视中国添砖加瓦。再者，林语堂为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描绘了一幅黑暗、绝望的图像，且没有任何改进建议，但作者自己其实从国家领薪并担任重要的半官方性职位。尤为甚者，林语堂对国民政府的轻蔑指责故意扭曲事实，不仅不负责任，而且居心叵测。比如，有关农民税收问题，林语堂书中加了个脚注，引了一段汪精卫的声明作为佐证。可是他应该另外再加一个注脚，引用次年12月孔祥熙财长的声明，以示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
林语堂致华尔希信中说到该评论，“我早就料到这种东西，自卑感强盛的中国‘爱国者’专利”，并称这是一种“梅毒”。对此林语堂没作任何回应。林语堂赴美后，于1937年2月23日给友人刘驭万写了一封长信，回复有关对《吾国与吾民》的指责。林语堂申辩道：国人对我的非议，主要来自受过西洋教育、会说英文、自我意识极为敏感脆弱的“爱国人士”，我不奇怪。他们就像乡村的学童，被送到大都会洋场教会学堂上中学，却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他的母亲来访。但有一种反应我没料到，说我写《吾国与吾民》是“卖国卖民发大财”，说这种话的人无耻。他们脑袋里怎么就只有个人私利，他们怎么就不能相信有人可以对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作一番诚恳深入的剖析和解读？这种动机论指责太下贱。怎样才算为中国作真实而明智的宣传？西人又不是傻瓜，你把中国包装成个大美人，完美无缺，谁信啊？我的态度是实话实说，着重强调中国是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正从多年混战和贫穷中慢慢地走出来。容不得对当下中国作任何批评，这种自卑心理要不得。假如你的“爱国”朋友担心《吾国与吾民》在海外给中国带来不良形象，可以请他们放心，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我画的中国也是个美人，不过脸上有个黑痣，西人却懂得欣赏，不弃反爱。我写此书不是为了给中国作政治宣传。我要写出中国的真善美丑，这是艺术创作。别老看那个痣，要看整体的美。我在书的最后一章坦诚写出当下中国人的痛苦与悲哀，如果你的朋友在一九三四至三五年感觉不到广大民众的怨愤，要战不能，要活不得，他们还算是“爱国者”吗？这些人养尊处优，根本不体察民情。其实我也不在乎国人怎么看我的书。我的书写完了，读者各种各样，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反正有许多西方读者告诉我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惜的是，该书没有引起国人好好反思。
另一方面，林语堂为美国舆论的热评深受感动。他对华尔希坦承，他自己的国人不了解他，“也许美国读者比我自己的同胞更能了解我，毕竟我整个思维架构和学术涵养都是西式的，尽管我基本性情是中式的”。
《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的成功对林语堂踏上赴美旅程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装 帧：精装
页 数：466
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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