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

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西方兴起的政治文化复兴运动使政治文化研究重回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产生了一批重量级成果和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本书对政治文化复兴中的新成果、新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包括在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以及英格尔哈特、帕特南、维尔达夫斯基、艾克斯坦等人的理论；同时，对西方学者在政治文化复兴运动中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特别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综合性研究。这些新成果对读者理解当代西方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民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天津师大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毕业后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在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东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世纪卷》（主编）、《西方文明演讲录》（主编）、《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主编）等，主持翻译《牛津欧洲史》、《政治文化研究译丛》等。

导　论

一　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　/ 003

二　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新成果　/ 009

第三节　关于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争议　/ 027

第四节　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新趋向　/ 034

第一章　政治文化复兴中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章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

第三章　当政治文化遭遇理性选择

——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文化主义转型及理论困境

第四章　 多元文化与政治变化：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

第五章　艾克斯坦：政治变革的新文化理论

第六章　美国社会变迁中的右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

第七章　 政治文化复兴与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

第八章　 西方学界近三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

第九章　政治文化复兴与西方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后 记　/ 385

对“政治文化复兴”的质疑与否定并未使政治文化研究停滞不前，从20 世纪80 年代末至今，大量政治文化研究新作的涌现都在昭示着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强劲趋势。英格尔哈特是为数不多的在前后两个政治文化研究阶段都有作品问世的研究者，尤其是在政治文化研究复兴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著作，被誉为政治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长约20年的追踪调研的基础上，他在1990 年发表著作证实了他在1971 年提出的在发达工业社会存在的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并检验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存在的更广阔范围内的文化变迁。1997 年，在对43个社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他绘出了世界文化地图。随后，他与诺瑞斯（Pippa Norris）合作对传统—世俗/ 理性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和维尔泽（Christian Welzel）合作提出了人类赋权框架理论。由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已进行了六次，覆盖了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调查。世界各国学者依据这个调查数据，创造了海量的政治文化研究成果。

在20 世纪90 年代，普特南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亨廷顿阐述了“文明的冲突”的新理论，戴蒙得（Larry Diamond）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民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阐述，维巴等人提出了公民志愿主义理论，诺瑞斯等人就公民对民主的批评进行了研究，把批评细分为对政治共同体、政体原则、制度绩效、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者的批评。在进入21 世纪后，布拉顿（Michael Bratton）等人对民主的支持进行了研究，把对民主的支持分为内在的支持和工具性的支持；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下降进行了研究；吉本森（James L. Gibson）对宽容的本质进行了研究；道尔顿对积极参与的公民进行了研究。大量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尽管政治文化研究存在批评者所指出的种种不完善之处，但政治文化研究的确重新回到了政治分析的中心舞台，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对质疑与批评的回应。并且，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积极回应各种批评，其展现出的一系列新的趋势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消解了对它的批评。

首先，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数据仅来自固定的时间点，而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数据的追踪时间长达二三十年，并且数据仍在不断更新中，这有力地回击了批评者对政治文化是一个静态概念的指责，并使研究政治文化的持续性和变迁成为可能。

其次，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被指责具有种族中心论的倾向，研究内容主要限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并且以西方的公民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而80 年代末期以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涵盖了世界上广大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诸如对东亚、中东伊斯兰地区、拉美、非洲以及印度政治文化的研究等“非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之间出现了对话和互动，西方学界也不再以西方政治文化为标准来定性和测量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学者们开始关注本土政治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再次，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20 世纪80 年代末期以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回到阿尔蒙德的科学方法，而是融合了更多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英格尔哈特在研究中引入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普特南在研究中采取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等，都表明重生的政治文化研究对其他学科的知识采用了包容吸纳而非忽视和排斥的态度，这也使得它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变化趋势的能力进一步加强。此外，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的量化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80 年代末期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掌握了相对熟练的调研访谈技能，采用了三角交叉检视法（triangulation）来进行政治文化的分析，使得结果更加可信和有效。

最后，除了宏观理论构建之外，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视域。比如出现了大量的对诸如抗议政治的新特点、不满意的民主派人士这样的具体的新问题的研究。面对苏联、东欧发生的巨变，出现了对后极权时代政治文化的专门研究，作为对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回应，学者们广泛开展了对新兴民主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对非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

政治文化研究虽然力图实现研究的确定性和预测性，但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它始终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但是，它也并不会像批评者指责的那样，毫无意义和价值。英格尔哈特在1971年预测西方社会将会出现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将会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随后30 多年的数据追踪中，这种预测被逐渐证实。阿尔蒙德甚至认为，英格尔哈特是“为数不多的成功地实践了政治科学的预测性的社会科学家”。这表明，政治文化研究虽不能对社会发展的每个细微变化都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大的趋势还是有很强的预测和解释能力的。

如今，政治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会提醒我们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当然需要对文化决定主义保持警惕，因为政治文化也与任何其他因素一样，不可能是唯一决定因素，但同时，也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政治文化研究，了解政治文化变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关注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及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嬗变，特别是关注转型社会里现代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形成。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