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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


万物•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

作  者:[英] 彼得·穆尔 著

译  者:张朋亮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定  价:68.00

I S B N :9787549576913

所属分类: 大众新知(科普)  >  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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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19世纪以前,天气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暴雨、海啸、雷电、冰雹、飓风……这些极端天气动辄夺去数十万生命,令人心生恐惧。直到天气预报的出现,人类的损失才得以挽回一二。

  那么,这些恶劣天气的成因为何?前人如何解读这些现象,又是如何预测天气的?现代的天气预报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本书讲述了一段长达70多年的天气预报开拓史。书中主角背景各异,有航海家、画家、发明家、天文学家、工程师……他们顶着守旧思想和宗教信条的压力,利用极为简陋的技术条件观测、记录、假设、求证,一步步揭开大气的秘密,并试图窥探未来天气。

  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彼得·穆尔带领我们深入每位先驱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揭示了那些惊人发现背后的执着信念与高尚情怀。

 

TOP作者简介

  彼得·穆尔(Peter Moore),1983年生于英国斯塔福德郡,入英国达勒姆大学修读历史及社会学。2010年起在伦敦城市大学讲授创意写作课程,2017年任牛津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导师。此外,他还著有《恶有恶报》(Damn His Blood),获得各界广泛赞誉。

译者

  张朋亮,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先后在出版公司、能源企业、政府机构担任过翻译,译有《全球化与澳门》《时间大劫案》等作品。

TOP目录

译者序 给自然以秩序

前言 跨越时代的气象实验

第1 章 空中传书

光电报计划

早期的蒲福

埃奇沃思:迅捷而秘密的信使

了不起的科学传承

蒲福:给风力定级

第2 章 记录自然

蒲福:航海日志大有价值

康斯太勃尔:揣摩天空的光线

卢克·霍华德:划分云朵体系

福斯特:创立天气简述

康斯太勃尔:用绘画记录天气

第3 章 雨、风和极寒天气

恶风帕姆佩罗

海军学霸菲茨罗伊

“小猎犬号”南美探险

达尔文上船

第4 章 追踪风暴

飓风浩劫

上帝掌控着天气?

调查风暴成因

雷德菲尔德:飓风是移动的旋风

第5 章 上升的水汽vs 旋转的风暴

埃斯皮:云起雨落的奥秘

口诛笔伐:风暴成因之争

里德:风暴规律初探

埃斯皮:狂妄的造雨计划

第6 章 穿越时空的电报发明

罗密士:为大气绘图

塞缪尔·莫尔斯:神奇的电报机诞生

莫尔斯电码问世

第7 章 慧眼识天

“小猎犬号”:了不起的全球航行

雹暴袭击伦敦

格莱舍:组建气象观察员联络网

史上首份天气报告

第8 章 伟大征程

被精神病折磨的菲茨罗伊

马修·莫里:绘制全球风图

勒维耶:全球首创风暴预警系统

格莱舍:雪晶的隐秘世界

菲茨罗伊:志在绘制全球海图

老一辈科学名宿相继离世

第9 章 危险之路

飓风抹杀“皇家宪章号”

菲茨罗伊:建立风暴圆锥预警系统

《物种起源》问世,达尔文、菲茨罗伊交恶

格莱舍:热气球升空实验

第10 章 举世瞩目

格莱舍:探索大气层的奥秘

菲茨罗伊:全球第一份官方天气预报

笑柄:“预报不可靠”

第11 章 争议四起

高尔顿:让气象图走进千家万户

菲茨罗伊的预报缺乏理论支持?

谁杀死了天气先驱?

第12 章 如何讲述真理

菲茨罗伊:从先驱到骗子

天气预报沦为“英国祸害”

为预报正名

格莱舍:发现急流

后记 西风

 

TOP书摘

第7章 慧眼识天

  1846年7月5日,弗朗西斯·蒲福在他的小册子上写道:“温度是88华氏度(约31.1摄氏度),天气格外热,有雷雨,是个凉爽的下午。”这种天气已经持续好几周了,蒲福似乎在盼望着什么。他的女儿埃米莉此时感染了“一点霍乱”,看上去“有气无力”的。

  和所有人一样,蒲福也担心当前的这种困境是由坏天气引起的。他推测,伦敦众多人口在炎炎夏日里喘着粗气、冒着热汗,这可能会成为疾病的生发根源。那些有钱又有时间的人们早已逃离城市,到海边去感受清新凉爽的空气了。

  可是蒲福没有这么幸运。他还是被困在英国海军部的办公室里,仔细研究着一份关于澳大利亚东部和大堡礁海域的考察报告。自从70年前库克船长驾驶着皇家海军舰艇“奋进号”径直驶入这片海域,对于航海者来说,这里至今仍然是一片冒险之地。在后面几周,他将再次执行12小时轮班制。对于一位年过古稀的人来说,这可不简单。虽然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但蒲福的工作效率几乎没有下降。为了远离威斯敏斯特的喧嚣,他在城市边缘的格洛斯特市靠近贝克大街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如今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身上还挂满了半个世纪之前的累累战伤,但他始终严格坚持着一些养生方法,那就是在距离住所不远的摄政公园进行快步走,还有就是保持每天早晨冲一个冷水浴。在闷热的7月,蒲福仍然停不下手头的工作。此外,他也会和一些朋友共进早餐,比如爱尔兰科学家爱德华·萨宾。7月26日星期日这天,老朋友罗伯特·菲茨罗伊敲响了蒲福的大门。菲茨罗伊一个月前刚从新西兰回到英国,这是他回国以来的首次拜访。

  “小猎犬号”:了不起的全球航行

  久别重逢,相谈甚欢。此时距离菲茨罗伊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完成远洋航行已有10年之久了。对这两个人而言,这次航行都是相当成功的。在给英国下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蒲福提到了“菲茨罗伊船长出色的考察工作”。他带着82张精细绘制的图标和8张海湾及海岸线图返回英国,所有图表上都附有注解和航海指南。从此,南美洲海岸再也不会被视为蛮荒之地了。任何军官只要支付几个先令,就可以从蒲福的办公室买到南美洲整个地区的地形图。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菲茨罗伊的图表一直被沿用了一个世纪之久。在航海期间,他一直与蒲福保持着通信。菲茨罗伊非常尊重他的这位领导,甚至还以他的名字给智利的两个海湾命名。

  如果说地形考察算一次成功之举的话,那么达尔文在沿途采集的大量生物样本,包括各种千奇百怪的贝壳、骨头、岩石和昆虫等,也算一项不小的成就。菲茨罗伊和达尔文在这次航海中配合得相当默契,这让两个人都感到十分满意。不过他们也会相互斗嘴,菲茨罗伊戏谑地把达尔文封为他的“捕蝇者”,或是称其为“亲爱的科学家”。他们在返回英国后,都被人们视为英雄人物,并开始静下心来书写各自的见闻和经历。达尔文非常热衷于这项工作。趁着此次航海之旅的记忆还十分鲜活,他写起来得心应手。相对而言,菲茨罗伊的工作要繁重得多,因为他有太多的记录需要整理。有一次,当菲茨罗伊准备写一本名为《皇家舰船“冒险号”和“小猎犬号”航海考察记》的书时,达尔文瞥见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初是由菲利普舰长写的,菲茨罗伊正在试着整理。达尔文不禁感叹道:“没有玩具的小男孩的生活是乏味的。”

  不过菲茨罗伊的生活也谈不上乏味,因为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作为一个精力充沛、拥有贵族气质的年轻人,一个刚刚完成环球航行壮举的海军军官,他在返回英国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对“小猎犬号”的指挥堪称完美。一名跟随他4年的海员曾经写道:“在我刚刚入伍时,如果有人说我不是一个水手,那么我肯定会加以反驳。不过现在我要说,直到我加入这艘军舰后,我才知道真正的水手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高度的赞扬,同时也是实至名归。在5年的航海之旅中,“小猎犬号”从未伤过一兵一卒,损失过一桅一帆。菲茨罗伊在桅杆和下桁上安装避雷针的决定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船只曾被闪电击中过几次,但从未有遭受损失的记录。不过,对于科学界而言,菲茨罗伊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他对观测仪器的维护上。航海日志记录及时,各项数据准确翔实。当他完成环球航行回到英国时,需要把航海中用于确定经度的精密记时表(chronometer)与英国的当地时间进行校对,这时便迎来了对于这次航行的终极考验。经过对比,他在5年中的累计航行偏差只有33秒,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成就。

  成立于1830年的伦敦地理学会(后改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代表人物包括蒲福)是最早为他授奖的组织之一。该学会于1837年为菲茨罗伊颁发了其最高荣誉——开创者奖章(Founder’s Medal)。不久后,菲茨罗伊又被任命为英国领港公会的13个主持会员之一,该机构是负责灯塔事务的。同时,他还被任命为默西河的管理委员,确保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这条河的适航性。这些都是名利双收的职位,但菲茨罗伊的雄心并未就此止步。没过多久,他步入了政坛,在1841年大选中,作为达勒姆选区的代表在英国下议院赢得了一个席位。此时的菲茨罗伊功成名就,他与一位军官之女——美丽而虔诚的玛丽·奥布赖恩喜结连理。他们可以说是天生一对。菲茨罗伊、玛丽和他们的子女在伦敦的贝尔格莱维亚区高档的住宅区朗兹广场定居下来,这里有大批佣人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

  不过,菲茨罗伊在英国政府层级中的步步高升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他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按说到了这个级别,他今后的仕途将是一马平川了,不过菲茨罗伊在竞选活动中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导致他与其他候选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大量充满恶毒言辞的信件在菲茨罗伊和他的对手谢泼德先生之间往来穿梭,二人甚至险些诉诸决斗,准备通过武力来一决雌雄。投票日终于到来了,菲茨罗伊赢得了选举,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威斯敏斯特的蓓尔美尔街上,菲茨罗伊被手持皮鞭、守候在联合军人俱乐部(United Service Club)a门外的谢泼德叫住了。“菲茨罗伊船长!”谢泼德大叫一声,“我本不想打你,但是你未免也太嚣张了!”

  菲茨罗伊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用手中唯一的武器——雨伞与谢泼德斗起来,新闻媒体对这场冲突进行了大肆渲染,冲突最终以菲茨罗伊将谢泼德击倒在地而告终。6这种有失风范的事件,英国议会表面上表示厌恶,但在内部却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报纸方面报道,这是在英国长久的议会历史上最激烈的一场竞选活动的最惨收场。

  虽然出师不利,不过菲茨罗伊还是保住了他在议会的事业。他成为坐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后座的议员,并与未来首相的父亲——约翰·格拉斯顿(John Gladstone)爵士成了朋友。在起草关于促进商船海员教学质量的法案过程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还被选派作为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大公在英国巡游期间的陪同人员。1843年,斯坦利勋爵命他出任新西兰总督。至此,一心想在英国议会谋得好职位的菲茨罗伊开始面临两难抉择。离开英国就意味着要放弃他丰厚的薪水和在领港公会里的官职。尽管菲茨罗伊知道,此行“山高路远,条件艰苦”,但出于一种使命精神,他还是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但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这是他所选择的一条最为艰险的道路”,一位记者后来写道。经过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漫长航行,他终于到达了新西兰。而此时的新西兰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且被当地的毛利人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搅得四分五裂。他花费了两年时间调解这场冲突,但冲突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1845年,鉴于事态进一步恶化,他被斯坦利勋爵召回。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为了对自己在新西兰出任总督期间的情况进行说明,菲茨罗伊将此次经历写成了一本小册子,供政客们传阅(此刻未来首相威廉·格拉斯顿正在阅读),但他的问题还远未结束。他乘坐一艘名为“大卫·马尔科姆号”(David Malcolm)的商船返回英国,该船是由慵懒懈怠的凯布尔船长指挥的。他们从新西兰向东航行,穿越太平洋,而后凯布尔指挥船只直奔麦哲伦海峡。虽然菲茨罗伊数年之前曾在这里驾驶捕鲸船乘风破浪,带领考察队翻山越岭,

  但他对这片海域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仍然记忆犹新。他写道:

  麦哲伦海峡的狂暴、阴郁和荒凉是人尽皆知的,不过,偶尔遇到晴天时,这里的壮美风光,包括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辽远广阔的冰川、光影交织的森林、巍峨耸立的峭壁、大大小小的瀑布,以及承载这一切的深蓝色的海洋,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

  这里的天气仍然变化无常。凯布尔船长指挥船只几乎穿越了整个麦哲伦海峡,驶往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仁慈港(Mercy Harbour)。到了港口,他抛出的缆绳很短,放下的锚也是最轻的,之后就回到甲板下休息了。菲茨罗伊对此感到十分无奈。所幸他随身携带了两个甘油气压计。后来他写道:

  4月11日,当船从海上归来后,竟然以这种方式下锚停泊,很多帆桁都未收束,还高高地悬在上方,虽然我的两只甘油气压计显示风暴就要来临了,但(凯布尔)像往常一样又去睡大觉了。当风暴开始的时候,我急忙催促这位船长降下桅杆、帆桁和转向索,同时把第二个锚准备好。做完这些之后,我们的船长再次回到甲板下的休息室,进入温柔的梦乡。

  事后证明,菲茨罗伊的警觉是至关重要的。当船长离开之后,菲茨罗伊仍然坚持查看锚的情况。他所担心的不仅仅是这条船,同时还有他在甲板下熟睡的妻子和3个孩子。气压表的读数在持续下跌。他知道这预示着什么。为了加固船体,他将第二只锚也抛了下去。“那天的夜晚很美,夜空清朗,还能看到月光”,他后来回忆道。很多人觉得他是多此一举。但到了凌晨两点,天气发生剧烈变化。从西面传来狂风的咆哮声,“一道高度接近下桅杆的白色水墙”扑向船体。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大卫·马尔科姆号”的位置发生了严重的偏移,与几座花岗岩礁石近在咫尺。菲茨罗伊表示:“如果事先未作好应对措施,估计整船人都将难以幸免。唯有上帝保佑,人们才能在如此荒凉、狂野和凶险的国度得救。”

  虽然“大卫·马尔科姆号”有惊无险地穿越了麦哲伦海峡,但这绝非得益于凯布尔船长的指挥才能。对于菲茨罗伊来说,这是一次侥幸逃生,完全是受到了上帝眷顾的结果。

  在担任“小猎犬号”船长的那些年,菲茨罗伊有了类似于耶稣复活般的经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在年轻时,这一信仰还比较谨慎。“我在年轻时一度感到十分焦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自己对于摩西所写的《创世记》的怀疑,即使不是完全不信”,他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不过到了19世纪40年代,菲茨罗伊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他写到了自己之前的思想“摇摆”和“假想”,认为《旧约》中记录的“可能是神话传说”。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他的这种思想转变。他越发忍受不了一些异端理论,比如地理学家查尔斯·莱伊尔(Charles Lyell)在其所著《地理学原理》中的理论——地球的起源相当久远。

  朋友们将菲茨罗伊的这种转变归因于受到他的妻子玛丽的影响。和他之前研究颅相学一样,菲茨罗伊总是倾向于毫无保留地接受一种思想。一位记者后来写道:“菲茨罗伊一旦选择相信某个观点,那么谁也无法使他对此产生动摇。”怀着对叛教者的愤怒,在《皇家舰船“冒险号”和“小猎犬号”航海考察记》的最后一章,他还专门列举大量事实,对《旧约》中的说法进行论证。他试图将旅途中的见闻与他在《圣经》中读到的内容联系起来。他宣称,世界上至少有23个不同的人种,他们就像不同类型的石头一样,可以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他所遇到的黑色、红色和棕色人种部落是诺亚的孙子古实(Cush)的后裔,他们曾受到神的责罚;而那些长相英俊伟岸、皮肤白皙的欧洲人则是闪(Shem)和雅弗(Japheth)的后裔,他们受到了神的青睐。作为一个严格按照字面意义理解《圣经》的人,菲茨罗伊把每样东西都放到《旧约》当中去解释。

  菲茨罗伊有一个观点后来受到了达尔文的讽刺,该观点认为,恐龙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体型太大、太笨重了,无法爬上诺亚方舟的跳板。不过,在1846年,达尔文和菲茨罗伊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在得知他的老朋友回到伦敦后,达尔文立即写了一封简信。他在信的开头写道:“您此次回程一路多有艰险,得知您平安返回伦敦后,特此致信以示庆贺。”“但愿您的健康未受损害,还像以前那样生龙活虎……我知道您一定有诸多事务缠身,若在城中有空,可携夫人来乡下小住几日,我和我的妻子将感到不胜荣幸;我们在乡下有一套宽敞舒适的房子,位置十分安静,空气也非常清新怡人。”

雹暴袭击伦敦

  随着7月酷暑的到来,菲茨罗伊一定也非常希望能到达尔文位于肯特郡道恩村的家里做客。温度升得更高了。公园里的草坪变成了金黄色,地面干旱龟裂,就像一船饼干一样。整个伦敦都被笼罩在一片热浪当中。为了避暑,很多人都待在房间里,或者躲在伦敦的林荫路和鸟笼道两旁的榆树底下。自1814年的冰雪集会以来,伦敦的人口从当时的100万人增加到了200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846年7月底的伦敦不再是冰天雪地的世界了,拉雪橇、溜冰、吃姜饼、喝杜松子酒和苏打饮料似乎都已变得十分遥远。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九曲湖泡澡,在落潮时到泰晤士河边戏水。卢克·霍华德,也就是之前给云进行分类的人,将这种天气称为“烈日轰击”(Coup de soleil)。

  多年来,霍华德坚持从事天气研究,发表了他著名的《伦敦气候》和《气象学七讲》。在这些著作中,霍华德首次表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它们已经能够形成自己的“小气候”了。他认为,在伦敦市区,从大量烟囱和厨房烟气中排放出来的热量积聚起来,足以使市区的温度比其周边乡村地区高出1.579华氏度(约0.877摄氏度)。此外他也认为,拥挤的人群也会将温度进一步抬高。他做了一个类比:

  不论是在冬天还是夏天,当一个人将手放在蜂房上时,将会意外地发现,一群小小的蜜蜂竟然能够提升它们所处蜂房的温度,因此在温暖的天气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会扇动翅膀为蜂房通风降温;而且在休息时,它们会像城市的居民一样,喜欢停靠在门口通风的地方。14在霍华德看来,伦敦就是一个超大型的蜂房。而到了1846年7月31日,伦敦人就像蜜蜂一样,纷纷到门口乘风纳凉。7月在滚滚雷声中结束,雷声从南方天边传来,就像看门狗的吠叫一样隆隆作响。蒲福也和所有伦敦人一样,在这种闷热天气下艰难度日。

  8月1日,他因承受“霍乱之苦”而醒得很早。辗转难眠的蒲福叫来了医生,给他开了一片含有鸦片和甘汞的药片,吃完后“他完全镇定了下来”。在镇静剂的作用下,蒲福昏睡了一个上午,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一片雾霭当中。一直等到上午10点,阳光才穿透云层投射下来,而太阳一旦露头,便又开始施展淫威。温度一路飙升到32.2摄氏度。在格林尼治,天空中铺满了卷层云。小飞云压着屋顶向前飞奔。疾风骤起,吹得树木沙沙作响,窗户摇晃不定。雷声也越响越大。到了下午3点左右,蒲福从沉睡中醒来,看到外面昏天黑地的。没多久,夏季的暴风雨铺天盖地而来。

  伦敦已经多年没有经历过这么猛烈的暴雨了。大雨倾盆而下,一道道闪电划破昏暗的天空。暴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息的意思。水流很快就淹没了排水沟,汇聚成河,沿着街道奔流而下,水位都在迅速上涨。整座城市就像是遭受了侵略。在泰晤士河上,一艘轮船被闪电击中。电流击穿了船身,击毁了右舷的明轮罩,还差点击中站在船桥上指挥航行的船长。还有一道闪电击中了位于伦敦市莫宁顿新月街17号的建筑,电流穿过烟囱,将一个女仆击倒在地。在伦敦南部的诺伍德,牧场上的一群割草工人由于未能及时躲避,闪电瞬间夺走了4个人的生命。

  在格林公园,水流巨大的冲击力冲破了一根金属排水管。从商业街顺流而下的一股水浪涌入了圣詹姆斯公园,将一群羊冲得东倒西歪。巨大的水流还未退去,风暴的第二波攻击又到来了,风暴带来了“一场大冰雹,很少有人见过比这更大的”。冰雹不仅降落的速度快,而且比玻璃球还大还重,有的大小甚至接近半个便士的铜币,就像致命的碎冰块儿一样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泰晤士报》后来报道说,有颗冰雹重达1.5盎司(约42.5克)。这场冰雹几乎相当于将布赖顿海岸的全部石子收集起来砸向伦敦地区。躲在房间里的人们听着冰雹砸在玻璃上发出的声音。大雨和冰雹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直到下午6点一刻,人们才敢试着走出家门。街上一片凌乱,居民们纷纷用牛奶桶从窗户里往外舀水。

  之后的几天,伦敦各家报纸对受灾情况进行了报道:“恐怖的雷雹风暴”,“毁灭性的雷暴”,以及“有史以来最强的周六大风暴”。这些报道文章对这次由闪电、强风、大雨和冰雹共同造成的浩劫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在两英里长的旺兹沃思大道两侧,凡是朝南的门窗玻璃全被击得粉碎。在新建的议会大厦,约有7000块老式的冕牌玻璃被毁,同时受损的还有伯灵顿拱廊街上的2736扇窗户和天窗,在米尔班克的一家工厂,1.4万块玻璃被毁。在白金汉宫,由于画廊上方的天窗损毁,大雨从缺口处倾泻而入,大量世界级名画险些被毁。在存放有阿尔伯特·库普、帕尔米贾尼诺、斯蒂恩和凡·戴克等画家代表作的房间,一小时内积水的深度就上升了数英尺。

  在暴雨过后的几周里,报纸上涌现出无数篇受灾报道。蒲福家的受灾情况不算太严重,他叫来了玻璃工,仅用两天时间就把这场“小灾”修补好了。这次真可谓侥幸。不过,他对于其他人的受灾情况仍然是感同身受的。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到处都是这次暴雨造成的灾情,破损的温室、灌水的房间、被撑破的排水管,等等”。一周过后,他仍在对这次事件进行反思。他写道,“据说周六的雹暴,抑或说是大冰块雨,导致伦敦大量玻璃受损,价值总计10万英镑”。15损失数目之大,几乎相当于英国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建造世界首艘螺旋桨推进式铁壳轮船——“大不列颠号”所花的费用。

  各大媒体对这场风暴争相报道,尤其是其中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新发行的周报,名为《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这家报社虽然刚成立了不到4年,但以报道迅速、图文并茂而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场风暴自然成为这家报纸的极佳素材,它专门安排了两个版面进行报道。最吸引人的当属报道中所附的一张雕版图,该图描绘的是从格林尼治附近的布莱克西斯高处向下俯瞰的受灾状况。在图的下方,显示的是整个伦敦的面貌,包括大大小小的街道、屋顶和塔尖,以及远处高高耸立的圣保罗大教堂,一切就像赫伯特·梅森(Herbert Mason)在1940年德国空袭英国所拍摄的代表性照片一样。

  这种雕版图是由画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史密斯(Frederick James Smyth)绘制的,是对极端天气的完美描绘。伦敦的天空黑作一团,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苍穹。雨点以倾斜的角度重重地砸下来。烟囱里冒出的烟雾都被压得直不起腰。在作品的前景里,史密斯添加了一个人物,该人物身处于一片混乱当中,从而使整幅画的表意更加丰富,重心也更加突出。这个人在大风中弯腰而行,一只手扣着头上的帽子,防止被风吹跑。一条狗在他的右手边伏着身子。他们沿着一条街道前行,曾经干净整洁的街道,如今也变得泥泞不堪。前面不远处就是郊区,他们正朝着那里奋力挺进。

  从布莱克西斯俯视伦敦,《伦敦新闻画报》,18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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