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发展与变迁

40年改革开放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我们只有分析已经取得的经验，避免可能存在的风险，才能继续延续改革开放的逻辑而顺利前行。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面向观察与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履历,使读者了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历史。

第一部分历史探究

中国消费生活的演变：竞赛、禁赛与退赛王宁

信访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冯仕政

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

社会学考察周飞舟吴柳财左雯敏李松涛

人口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江立华

农村社会养老问题演变钟涨宝聂建亮

城市社区发展与变迁文军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吴愈晓杜思佳

第二部分转型趋势

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关信平

网络化时代的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刘少杰宋辰婷

改革开放中的村庄发展与变迁林聚任马光川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变迁与消费升级张翼

第三部分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者对社会结构的

研究刘欣田丰

“东亚模式”研究与改革开放40年田毅鹏夏可恒张红阳

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改革开放林卡胡克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综述杨典

社会质量研究：社会发展研究的新尺度及其

新进展张海东毕婧千

社会记忆研究中的改革开放40年刘亚秋

从历史的角度看，消费竞赛是现代社会的事情。在传统社会中，尽管不能排除贵族圈子内部的消费竞赛现象，在总体上，消费竞赛不但不普遍，而且常常不具备合法性。一方面，大部分人口都面临资源匮乏的情况。他们缺乏参与消费竞赛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与匮乏状态相适应，传统文化（如宗教）往往把欲望视作“洪水猛兽”而加以谴责。消费竞赛会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引起他人的妒忌，瓦解社区的团结，因此往往被传统的社会规范所禁止。在历史上，宗教不但是禁欲主义的，而且也是反对消费攀比和消费竞赛的。

到了现代社会，尽管社会生产率大大提升，但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允许消费竞赛的存在。以苏联、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例，消费竞赛就是被国家所禁止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禁止消费竞赛，有多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价值观强调的是消费平等而不是消费竞赛，共享而不是独食，趋同而不是示异。这种价值观体现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就是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模式。尽管在这种体系中也会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由于这种价值观的约束，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会被限制，而那些因特权导致的某些不平等，则会被尽可能地掩盖起来。

消费禁赛的第二个原因是高度集中的权力所具有的行政能力。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被集中起来，由国家进行统一的配置和使用。其中，私人的消费资源，也是被国家所计划的。可以说，大到资源向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投入的比重，小到居民的消费品供应，都是由国家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可以通过它的制度安排来贯彻意识形态。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国家可以尽可能地采取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模式，人为地缩小人们之间的消费差距。与此同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也有足够的能力来禁止那些与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现象。而消费竞赛就属于此类；它显然在国家所禁止的范围之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居民一方面没有足够的消费资源进行消费竞赛；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进行竞赛，因为人们的地位已经被国家的制度预先决定了。在这样的地位结构中，消费在建构社会地位上的功能即使不是没有，也是很小的。相反，个人过多的消费还可能具有遭受政治批评的风险。因此，在消费上趋同而不是示异，才是安全的，才具有文化合法性。

消费禁赛的第三个原因，则是“赶超”战略。以中国为例，1949年以后，国家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是为了赶超资本主义，从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战略举措之一。但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为了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贯彻这一战略，一方面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提高中央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另一方面确保把资源优先投入重工业建设中去，为此就不得不限制消费品产业的资源投入，并在消费生活上采取抑制消费和低工资的政策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了抑制消费的必要性：“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某些生活上的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因为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54年9月2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

显然，在国家领导人看来，抑制消费是人民暂时牺牲眼前的利益，而换取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因而是必要的。关于低工资政策，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也做了解释：“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统筹兼顾全国人民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就是对工资水平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只有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才能与我国相当低的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意思。”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1957年9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74页。

抑制消费和低工资政策的目的是降低重工业化的成本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也是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实行赶超战略的一种理性选择。在消费抑制成为“赶超”战略的一部分内容的情况下，消费竞赛显然是不能被允许的。这不但是因为消费竞赛与国家的“赶超”战略目标相抵触，而且违背了社会主义平等的意识形态原则，而消费抑制和低工资政策从制度层面排除了消费竞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装　　帧：平装

开　　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