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斯基艺术全集

康定斯基是现代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实践和理论先驱，既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杰出的理论家，毕生作品蔚为大观。本书收录了他被奉为现代抽象艺术启示录的所有经典理论著作，如创作于1911年的《艺术的精神性》、1912年的《论形式问题》、1923年的《点·线·面》、1938年的《论具体艺术》等，每篇都配以专业的注释，以及康定斯基的自我简介、回忆录、大量生活照片，让读者对其创作的艺术心路有更全面更直观的了解。书中还精选了康定斯基毕生的主要油画与素描作为全彩插图，把他艺术创作各阶段的转型代表作巨细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俄罗斯杰出画家及美术理论家，世界公认的现代抽象绘画创始人。早年在莫斯科学习法律和经济，后于大学任教，30岁时毅然辞去教授职位，赴慕尼黑学画。1911年在德国创立表现主义团体“蓝骑士”，又在现代设计教育的摇篮包豪斯学院任教十余年，直至该学校被纳粹解散。后辗转巴黎，从事纯抽象绘画，直至去世。康定斯基是现代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实践和理论先驱，不仅创作出《湖上》《黄·红·蓝》《蔚蓝的天空》《白色的线》《即兴31号》《粉色的音调》等名作，更是撰有《艺术的精神性》《论形式问题》《点·线·面》等经典艺术理论名著，时至今日，已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广为传播，成为现代抽象艺术的启示录。

 

第一篇  回忆录
第二篇 艺术的精神性
第三篇 论形式问题
第四篇 点·线·面
第五篇 论具体艺术
附  录 年表

第一篇  回忆录
　　最初，给我以强烈印象的色彩是明亮的翠绿、黑、白、洋红，以及赭黄。这些记忆，可以追溯至我三岁的时光。那时，我在各种各样的物体上观察它们，如今，在我眼中，这些物体已不如色彩本身来得清晰了。
　　正像所有的孩子，我特爱玩“骑马”游戏。为此，我家的马车夫总是在细小的树枝上刻一些螺旋线，然后从靠前个旋口剥去两层茎皮，从第二个旋口剥去靠前层茎皮。如此一来，我的“马”便有了三种颜色：很外面是树皮的棕黄色(我不喜欢这种颜色，真希望它被另一种颜色取代)；第二层是翠绿色(我特别喜欢这种颜色，即便在枯萎的状态下，它仍有迷人的魔力)；很里层是树枝的乳白色(它散发一股潮湿的气味，令人不禁要舔它一下，可惜它很快就无法挽回地枯萎了，因而，我对白色的兴趣从一开始就遭受打击)。
　　依稀记得，父母动身往意大利(他们带上我和保姆，当时我才三岁)之前不久，我的祖父母搬进了一座新房子。当时，那座房子接近是空着的，没有家具，也没有人。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墙上挂着一只钟。我曾独立于钟前，欣赏钟面的白色和钟面上所画的玫瑰的洋红色。
　　父母竟然千里迢迢去欣赏“破败的建筑物和古老的石头”，此举令我的莫斯科保姆十分纳闷：“这些玩意儿，我们莫斯科多得是。”罗马所有的“石头”中，我如今专享记得的，是一片无法征服的稠密的圆柱林――可怕的圣？彼得大教堂的柱林。记得当时，我和保姆费了好长时间才走出柱林。
　　接着，整个意大利留给我的两个记忆都是黑色。旅途中，我和母亲乘着一辆黑色的马车，行驶过一座桥(我想，桥下的水应是浊黄的颜色)――我被送往佛罗伦萨的一所幼儿园。接着又是黑色――通向黑色河水的台阶，水面上漂浮着一艘长长的、可怕的黑色小船，船中央放着一个黑色木箱。深夜，我们上了一艘狭小的平底船。我放声大哭，在这里，我表现出了令自己闻名“全意大利”的天赋。
　　在我和姨母。都特别喜爱的一场赛马中，我有一匹花斑马，这匹马的身体是赭黄色的，有着明黄色的鬃毛。游戏轮换的规则很好严格：在赛马职业师的指导下，我骑一次这匹花斑马，下次就轮到姨母骑。至今，我仍十分喜爱这样的马。现在，如能在慕尼黑的大街上看到类似的马，我便心情愉悦：夏天，它总是出现在沙沙细雨的街上。它唤醒我心中的明媚阳光。它是不朽的，因为在我认识它的十五年中，它从未变老。这是我移居慕尼黑之前的很初印象，亦是很深刻的印象。我静静地站着，久久凝望，内心深处涌起一种朦胧而令人愉悦的期待。它唤起我心中的那匹领头马，使慕尼黑与我的童年紧紧相连。这匹花斑马突然使我在慕尼黑找到自由的感觉。童年时代，因为外祖母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我经常说德语。童年时熟悉的德语神话故事一一重现。高高的带着尖顶的漫步广场、马克西米利安广场，已经消失了，但施瓦本区(Schwabing)的古老部分，尤其是我偶然发现的“奥”(Au，慕尼黑的一个郊区)，让所有神话故事都变成现实。蓝色的有轨电车从大街上穿过，仿佛神话中令人心旷神怡的轻风。一个个街角的黄色邮筒，仿佛一只只引吭高歌的金丝雀。我喜欢“艺术工厂”这样的标识，令人恍如置身一座艺术之城。对我而言，艺术之城就是神话之城。我后来所画的关于中世纪的画作，很初都来自这些印象。听从建议，我参观了陶伯河上游的罗滕堡(Rothenburg  ob der  Tauber)。我仍无法忘记当时频繁地转车，从快车换到慢车，再由慢车换成电车。车轨蜿蜒向前，绿草覆盖着铁路围栏，火车头尖声鸣叫，车轮的喀哒声和吱吱声催人入眠。身旁一个身穿银色大纽扣制服的老农，非要跟我谈论巴黎，但我实在无法和他沟通。这真是一次虚拟的旅行。我感觉，似乎有某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在对抗自然规律，让我从一个世纪进入另一个世纪，直至遥远的过去。我离开那个小车站，穿过一片草地，通过一扇城门。只见墙门扇扇，沟渠纵横，小巷两侧，窄窄的屋子相互凝望，栉比鳞次。小客栈的大门，径直通向黑暗而巨大的餐厅，中央厚实、宽大的橡木楼梯，通往上层的各个房间。房间极小，从窗口看出去，可见一片海浪般的红色屋顶。雨下个不停。大而圆的雨点落在我的调色板上，相互间老远就伸出“手臂”，忽而出人意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精巧的细线条，在颜料中间急速而欢快地穿梭。接着，它们落入我的衣袖中。如今，这些习作不知去了哪里，它们失踪了。这次旅行只留下了《古城》这幅作品，它是我返回慕尼黑后凭记忆画成的。画面阳光灿烂，屋顶是红色的――这正是我当时的感觉。
　　甚至在这幅绘画中，我实际上在捕捉一个特别的时刻。这一时刻曾经是，而且将永远是我在莫斯科最美好的时光。日薄西山，已付出最大的能量，它为此找寻、奋斗了一整天。这一图景没有持续多久——仅仅几分钟，阳光因为运动而变红，愈来愈红，开始是冷色调，后来上升至暖色调。阳光将整个莫斯科融合为一体，像一支狂欢的大号，令人的身心、灵魂为之震颤。不，这种红色的融合还不是最美的时刻！它只是这部交响乐中使每一种色彩达到最强烈程度的最后一个音符，它迫使全莫斯科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重复奏出最强音。粉红色、淡紫色、黄色、白色、蓝色、淡草绿色、火红的房屋和教堂，每一样都是一首独立的歌——  令人心醉的绿草、低声喃喃的树木或白雪，伴随成百上千的声音在歌唱，光秃秃的树枝奏出小快板。克里姆林宫那红红的、坚定的、庄严的围墙，以及围墙上方那座精致而轮廓鲜明的长形的伊凡·维利基钟塔（Ivan  Veliky Bell Tower），像一声胜利的欢呼，似一首自我沉醉的赞美诗，高高地矗立于一切之上。钟塔上面，是金光闪闪的穹顶，它耸立于其他金光灿烂、五彩缤纷的穹顶之间，笔直地向往天空，发出永恒欢呼的莫斯科太阳。
　　当时我想，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描绘这样一个时刻，是最艰巨且最快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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