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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系列:朵云封事


述往系列:朵云封事

作  者:[加] 李在中 著

出 版 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

定  价:98.00

I S B N :9787200136302

所属分类: 文化  >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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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在《朵云封事》一书中,作者李在中以其父李霖灿先生“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作为出发点,结合近70年亲历亲闻,通过不断收集“中央博物院”的一手档案与图片、整理父亲李霖灿先生的日记和书信、向父执辈们请益及、走访两岸同辈兄长,用15年的时间写出30篇文章。以纯粹的情感、客观的论点,将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之后到1965年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间所经历的暂驻李庄、渡海东迁、蛰藏北沟与合符双溪等各个阶段,做了较为完整的还原与讲述。 

  “朵云”和“封事”都有着十分风雅的典故。朵云的讲法,来自唐朝的能臣韦陟在信函最后写得像几朵云彩的署名,后来演绎成信纸的雅称;封事的本义,即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的意思。撕开中国近历史的信封,蔡元培、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曾昭燏、李霖灿……这些文人的学术坚守与悲欢离合,跃然纸上。而那些早已走远的往事,就如朵朵美丽的云彩,虽消逝,却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民族记忆。 

  本书是了解当代中国文博早期历史和事业的重要文献。

TOP作者简介

李在中,中国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长期研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并兼及抗战时期边疆文史研究,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交流活动。

 

TOP目录

 前言 / 1
“中央博物院”的悲剧
——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李霖灿) / 1
经师与人师
——从李霖灿先生日记中的董作宾先生言行来谈 / 11
白水台与阿明洞 / 67
泸沽湖挽歌 / 88
绿雪斋主李晨岚 / 97
才高直朴的纳西族东巴和才 / 120
奉科学研究为圭臬,开创新学术的新天地!
——记“中央博物院”在李庄的灿烂岁月 / 151
“中央博物院”的甲骨坑模型 / 164
半山园的两院联展与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像 / 173
胜利还都与上海和平博物馆 / 184
圆缘下关 / 195
内战与逃难 / 212
来台初期 / 221
吉峰山下的北沟往事 / 235
文物清点与甲骨书契 / 263
筚路蓝缕风雨路,吉峰岁月未蹉跎!
——浅述两院迁台后在北沟时期的学术研究发展概况及其后续影响 / 274
忧道不忧贫
——傅斯年的教育理想与棉裤子 / 299
安顺牛场 / 308
海外存知己,边秋一雁声!
——1961年“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展览”的后续影响 / 322
杂谈《中华文物》这本展览目录 / 343
蒋复璁与早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 / 359
故宫的小狮子与故宫的大狮子 / 369
台北故宫博爱鼎的前世今生 / 378
多黍多稌 / 393
风筝飞在蓝天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人建筑师黄宝瑜先生 / 403
南京中山陵的中山先生雕像与台北故宫的中山先生铜像 / 430
天地之大,人犹有憾焉! / 450
李庄北京七十年 / 453
“史景感怀”与“实境研究” / 462
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
——潘天寿先生的天雨流芳 / 480

 

TOP书摘

前言 

  李济先生195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讲座教授时,曾经发表过三次对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的演讲,在谈到发掘背景时,李济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一项理性运动,其精神多少与欧洲17世纪的古典运动相仿。他们的口号“拿证据来”在本质上说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却带来了较多批判的精神。 

  伟大的事业肇始于远大的眼光。“中央博物院”是蔡元培以及傅斯年、李济这些具有科学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以书生救国的赤忱所构思成立的一个高瞻远瞩、具有普及教育观念的博物馆计划。 

  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首都南京发布“中央博物院”成立主?旨: 

  南京为国民政府建都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中外士宾,观瞻所系,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院,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为提倡科学研究,补助公众教育。 

  主旨中,清晰地揭示了“中博”的三大任务——典藏展览、学术研究,及公众教育。 

  立意虽然深远,命途却崎岖颠簸,无间歇的战乱使得“中央博物院”最后是以“筹备处”的名义告终。 

  1965年11月,“中央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在台北合并,结束了“中博”三十二年的坎坷又伤感的岁月,这个伟大的书生救国的理想到此正式烟消云散,移山心力皆付与苍烟落照,令人无限惆怅。 

  面对这个伟大理想的陨灭,“中博”人岂能无语?自1941年即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的李霖灿先生在与李济先生几经讨论后,在台北《新天地》月刊十月号发表了《“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以文为哀,长歌代戚,凭吊了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伟大理想。本文后来收入宋伯胤、李淑萍合编《博物馆历史文选》一书,标题改为《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并在文末加注解说明:这是中国博物馆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篇文章,是我想要写一些有关“中央博物院”往事的最原始的出发点,因此我将这篇文字列入本书的第一篇,一方面是以我父亲,一位资深“中博”当事人的身份,自己登坛讲法把“中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讲个清楚,另一方面也是对我父亲及许多已然离去,一生贡献于“中博”事业的长辈们,表达我最深挚的景慕、尊敬与哀思之情。 

  把时间退回七十年前,对日抗战胜利复员还都不久,国家就陷入了内战,因缘合和,风云际会,北京故宫与南京中央两个博物院的部分藏品与人员,东渡台海,一同安顿在台中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北沟。 

  虽然是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两院之间的业务一直是泾渭分明,各自为政的。对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博物院子弟来讲最容易的区分法,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喊伯伯的多半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年轻一点喊先生的,多半都是“中央博物院”的;至于玩伴们上初中甚至高中的一定是“故博”子弟,上小学的或者还在幼稚园里“排排坐,吃果果”的大概是“中博”子弟。 

  1965年“中央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合并,成立了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博院”就逐渐退出了舞台,淡出了大家的视界,被覆盖在浩瀚的历史里了!就像我在《缘圆下关》这篇文字里写的: 

  如今在外双溪还可以看得到的遗迹,就只剩下一块残破的界标,标示着“中央博物院界”的字样,埋在落叶蔓草中,像是一块孤寂的冢碑,泥垢斑驳,无比凄凉! 

  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因为丰富的馆藏及在所有馆员的努力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博物馆。但是今天的情况是,不要说与工作人员谈起,就算是与博物馆界的专家谈起“中央博物院”的陈年往事时,不是所知不多,说不清楚,就是得到一句“中博时间很短,不足论也”的说法。 

  说对“中博”的情况不清楚我可以理解,毕竟退出舞台已逾半个世纪,相关的人士也几乎已然完全凋零谢世,原来的院藏也融入了故宫的馆藏,况且现在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是迁台以后的第四代了,对院史的了解不是那样深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令人不解的怎么会是不足论呢?我觉得“中博”虽然命运多舛,生不逢时,但仍然有过一段恢宏的气象,需要被后来者知道,因此十几年来只要有机会回到台湾或到大陆时,我就尽量与“中博”有关的长辈们请教“中博”过去的往事。 

  在我请益的几位长辈中,多是在李庄时期就加入了“中博”,也有是在南京才加入“中博”,基本上都经历了胜利还都、渡海东迁、蛰藏北沟与合符双溪的各个阶段,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都是从一而终,一生都在博物院内服务,对“中博”历史的了解是亲身经历,睹影知竿的。 

  除了向长辈们请益以外,我也经常地与知道“中央博物院”或者“中研院”史语所往事的几位兄长们讨论,他们有的是在李庄度过了童年,有的是在杨梅及南港度过了少年与青年,而我是其生也晚,因此昆明、李庄、南京、杨梅的事我所知甚微,因而他们的经历与说法对我而言就十分重要。 

  由于彼此都有十分接近的家庭背景,因此我们谈话就自然有较大范围的交集,我们既谈往事,也谈人事,又由于父执辈们之间的事都多少互相有些关联,所以一些过去我们一直存疑,没有理清楚,不敢问的“秘辛、谣言、传闻”等等,往往因为大家把从不同的角度听到的说法摊在桌上来谈,反而拾遗补阙,把可能的真相兜合了起来! 

  在这么多年的请益与闲谈的累积中,再加上自己亲身的经历,我慢慢了解到那些讲这些“不足论也”的话的人其实是说不清楚“中央博物院”真正的过去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抗战在南溪李庄的时代,不知道曾在“中博”服务没有来到台湾的人,甚至也没有经过来台初期在台中北沟的时代,对这一段的了解是从书本上或听前人转述中所得,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或有所本”的线性层次上。 

  没有亲身经历自然是不容易“睹微知著”了,而我虽然是资质愚鲁,薄自知,而且那时又是少不更事,但那些确实是我一步一步在长大的过程中曾经走过而至今还历历在目的事!我觉得与其“听人转述”不如我来写出来吧! 

  我开始尝试,最初与儿童学画画一样,一张纸上画到几乎没有视觉的呼吸空间,东一大块,西一大片,眼花缭乱,却突显不出主题。后来越写就觉得问题越多,终于觉悟到这种类似远古时期结绳记事年表式的写法,其实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每件事情所牵涉到的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有太多的关联,而这些关联的资料每每付诸阙如,成了断层,难以跨越,更有甚者多半的时候根本就是海天相连,空茫一片,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绳结所代表的事没有办法说得清楚。 

  这种体认,后来让我觉得我需要写一本不是大小公事都巨细靡遗,类似《南书房起居注》的官式版本,也不是如李定一教授在《中华史纲》序言中形容的,“能剪糊多少便印刷多少”的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如连续剧式的“中博”历史。我应该是把范围缩小,把我从垂髫小儿到黄发老翁这几十年有记忆所及的,与“中博”有关的一些人与事以最纯粹的情感,最客观的论点,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于是我改弦易辙,从小事上着手,目标是把一件小事厘清脉络,然后条理分明地写出来。说来容易,但慢慢地也发现要把小事写得精准更是困难,因为往往为了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竟然会牵连出更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有更多的材料要去找,有更多的空白要填补,变成了更多的地方要去追寻,更多的人要去请教。 

  举一个例子吧,我父亲的结拜兄弟,也曾经在“中博”服务的李晨岚先生是一位笃信“笔墨跟随时代”,一心要创中国山水画“雪山宗”的一位杰出中国水墨画家,但是1949年以后,由于两岸音讯阻隔,多少年来直到我父亲去世,始终都打听不出来他1949年以后真正的遭遇,这个人好像是凭空从人间消失了,记得在一次与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先生谈话中,宋院长就很感叹地说过:“南京博物院把李晨岚给忘记了!”为了要了解他的遭遇,从2008年有了一点线索开始,一直到了2012年在南京见到李先生的后人,其间也不知道飞越太平洋多少次,一点一点地累积,才算是把李先生从1949年在南京下关车站离开,一直到1976年在罗山家中去世期间的遭遇算是理清楚了,把李晨岚先生这张在盒子里支离破碎的片段,慢慢地一片一片地拼接了起来。这段经过后来写成《绿雪斋主李晨岚》一文。 

  另外一篇《安顺牛场》的故事,则是从一张在故宫服务的黄异先生的一幅画作的照片开始的,黄先生在抗战期间在安顺加入故宫,后渡海来台,就住在振兴路“联管处”办公室的后面,但不幸不久便因肝病去世,骨灰安置在台中北郊的一座禅院里面。在我发表一张黄先生画作的照片以后,在台北、北京、安顺都激起来一些涟漪。到了2014年,他的孙子黄煜先生看到了这些报道联络了我,然后到台迎灵,魂归故里,入土为安告终。屈指一算距黄异先生在1955年不幸病逝于台中,竟然是无声息地过了一个甲子的寂寥岁月,其间的人世浮沉,沧桑离合,闭目深思真是无限心酸,泪眼不干,虽说造化弄人,无奈只得寄情于清风明月,但客殁异乡难瘗骨,人间终是意难平! 

  除了这些自己的经历和透过谈话、讨论、验证逐渐得到的事以外,还有许多的信息资料来自于我父亲的日记,记载的内容当然是对事情有了第一手的参考资料,但是最重要的是,对当时的时空环境,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参考点。譬如在《白水台与阿明洞》一文中,对当时中甸北地的状况及上山往阿明洞去参拜阿明的时间等。 

  就这样,写了一个小事又去写另外一个小事,然后又是另外一个事,慢慢多了以后,有时又觉得过去在某一篇里写的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也许新的资料在这一段时间浮现出来,或者新的看法逐渐形成,这时就又得回来重新再改。就这样写写改改,增增删删,加上个性懒散,得过且过,没有积极的进取心,写的稿件就堆在“我的文件”档案夹里,一放经年。 

  说出这些,主要是想要说明本书中的每一篇文字都与“中央博物院”这个主题有关,其中有写人物的,也有讲事情的。人物多半已然谢世,事情也恍如明日黄花,有的早已凋谢,有的已然枯萎,虽然不是巨细靡遗,但确实是尽力把每件事情做了完整的叙述。最后把这些人与事都拼凑起来,眷然顾之,倒也有了一番新的气象与感觉,尤其是涵盖的时间与地方其跨度之大,不经意之间,俨然交织成了一个四维空间。 

  现在要对本书取名为“朵云封事”做一点解释, 我第一次见到这四个字的词汇是在1985年,那年台北故宫庆祝建院六十周年举办了许多特展,还印制了一套包含信封信纸的匣盒,里面有十种纹样的信纸及十枚信封,取名为“朵云封事”,制作得十分雅致,很受大家欢迎。 

  什么是朵云?什么又是封事?也有十分风雅的典故,朵云的讲法来自唐朝的能臣韦陟,他在信函最后的署名,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花式签名,写得像几朵云彩,非常好看讨人喜爱,所以后来朵云就演绎成了信纸的雅称。至于封事就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就引申为信封的意思。 

  我自从有了这本装信封信纸的匣子以后,一直保存在身边也舍不得用,后来每有长辈朋友们来家里,就会拿出一张“朵云”请他们签个名,留下一点吉光片羽,作为纪念,日积月累也有了一些有趣的“回忆”。 

  此外,家里还有些我父亲过去与师友们来往的书信,其中有谈事情的,有抒怀的,有随性的几笔诗文,也有对事情的感怀……偶尔展读,也很有趣味。这些“朵云”都是一个一个有趣的故事,也可能是一篇一篇文章的原始材料。像1997年当代大画家吴冠中先生来家看望我父亲,留下“霜叶吐血红”这五个字,就让我感慨万千,吴先生在艺术上的非凡成就绝对不是我能置一词的,但是在他许多谈艺术绘画专书及散文中,字里行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是非常清晰的,吴先生一篇谈艺术理论《风筝不断线》的文章,这也让我后来在写台北故宫建筑师黄宝瑜先生《风筝飞在蓝天上》这篇文字时,启发了我下结论的灵感。 

  当我把这些有关“中博”的文字集结起来以后,感觉这些尘封已久,逐渐褪色的往事都曾经是一朵朵的美丽的云彩,飘在那亘古蔚蓝的穹苍里,云聚云散,潮来潮往,这是天道,虽然这些云彩都已然消逝,但那云彩的印象在我心头却永不消散,这是我用朵云封事这几个字的原因。 

  本书共有三十篇文字,是许多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因此不是“一以贯之”,倒是像此地秋天五彩缤纷的落叶,有红的,有黄的,有棕色的,有绿色的,这边一丛,那边一串的,林林总总,各种颜色都有,虽然丰富却也杂驳。为了让读者能有一点头绪,请容我先把文章的内容按次序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前面说过,我父亲的《“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是第一篇,这是出发点。 

  《经师与人师——从李霖灿先生日记中的董作宾先生言行来谈》——是一篇比较特殊的文字,是将我父亲日记中所有关于他与董作宾先生的往来记录集结成一篇文字。原来编辑的目的是为了“中央研究院”在2013年举办《凿破鸿蒙——纪念董作宾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特展》而作的一篇文字。 

  《白水台与阿明洞》——白水台位于中甸三坝白地乡, 这里是东巴文化的重镇,阿明洞为东巴教祖师爷东巴神罗修行之地,我父亲一生来过白地三次,在这里遇见和才先生,现在在阿明洞还可以清晰地看见李霖灿、杨学才的签名题字。 

  《泸沽湖挽歌》——是谈画家李晨岚先生,临别赠画于即将进藏学法的罗桑益世活佛的一段极为罗曼蒂克的轶事。 

  《绿雪斋主李晨岚》——李晨岚先生是位极有天分的画家,也是我父亲的金兰兄弟。“二李到,雪山笑”是当年飘散在玉龙山下讴歌,一位才华横溢的画者却遭遇到这么一个忧伤的年代,这是他的悲剧故事。 

  《才高直朴的纳西族东巴和才》——是讲纳西族一位传奇性东巴和才先生的事。和先生是我父亲的纳西朋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两人共同打造出一片新的纳西学术的天空,也是我父亲觉得他一生亏欠最多的一个人。 

  《奉科学研究为圭臬,开创新学术的新天地!——记“中央博物院”在李庄的灿烂岁月》——“中央博物院”暂驻在李庄近六年,是“中博”成立以来在大陆地区停留最长的地方,这段时间“中博”精锐尽出,在民族学、考古学、地方手工业调查都有着耀眼辉煌的学术成果。 

  《“中央博物院”的甲骨坑模型》——一件原来预备在“中央博物院”成立以后要展示中国科学考古成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三次殷墟发掘挖出甲骨坑,出土17096片甲骨)的模型,在抗战期间遗失,后来出现在国家历史博物馆。 

  《半山园的两院联展与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像》——这次两院联展是中央博物院在大陆地区最为风光的一次展览,抗战胜利复员还都以后,两个博物院的部分西迁文物在“中博”刚刚修建完成的人文馆举行盛大的特展,昭告国人,文物无恙返京,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像是其中展览八项主题之一。 

  《胜利还都与上海和平博物馆》——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博物馆,却是“中博”在复员还都以后接收敌产中规模最大的一项。它曾经是“中央博物院”上海办事处,却由于机关之间在混乱的接收敌伪财产利益上争夺激烈,加上南京新馆即将完成,在1947年底,决定结束馆务,藏品择精品运京。 

  《圆缘下关》——是谈曾昭燏女史与我父亲初识在大理下关,分离在南京下关码头的事,以及谈我父亲在桑榆晚年感念曾先生的一篇文字,曾昭燏先生是留英硕士,在“中博”服务时是主持“苍洱发掘”“彭山考古”等,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内战与逃难》——本文主要描写1948年12月26日在南京下关车站专列离京的悲惨情景,我父亲最重要的两位朋友李晨岚先生及和才先生都搭乘这班专列离京往衡阳,寒夜送别天涯客,此后相见渺无期,一个伟大时代的大悲剧。 

  《来台初期》《吉峰山下的北沟往事》《文物清点与甲骨书契》《筚路蓝缕风雨路,吉峰岁月未蹉跎!——浅述两院迁台后在北沟时期的学术研究发展概况及其后续影响》这四篇文字都是有关北沟的往事。北沟是台湾中部距离台中市大约二十余公里的一个小山村, 当年渡海东迁的两个博物院的文物就秘藏于此。 

  《忧道不忧贫——傅斯年的教育理想与棉裤子》——是谈傅斯年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篇关于整个教育事业与教育理想的事。 

  《安顺牛场》——前文已有大致的介绍,虽然结果功德圆满,但却是我在极度伤感的情绪下写的一篇文字。 

  《海外存知己,边秋一雁声!——1961年“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展览”的后续影响》——以一次在纽约举行的中国艺术史研讨会为引子,谈两院在北沟时期最重要,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展览”的经过及其影响。 

  《杂谈〈中华文物〉这本展览目录》——这也是有关1961年两院“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展览”的一篇文字,以巡展发行的目录中的若干问题探讨文化艺术中的视角问题, 换言之,即文化的基因性。 

  《蒋复璁与早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是叙述蒋院长对早期台北故宫的贡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临生女士对蒋院长的评价是:蒋院长有眼光,有锲而不舍的韧性,为台北故宫奠定了好根?基! 

  《故宫的小狮子与故宫的大狮子》——是比较台北与北京两个博物院前的狮子造型,谈艺术品创作的环境之间的比较问题。 

  《台北故宫博爱鼎的前世今生》——陈列于台北故宫行政大楼前的“博爱大鼎”其前身竟然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品,是一个由原存留在南京兵工厂的铜锭,运回大阪由陆军兵工厂铸造的攻克南京战功纪念鼎,除了详述其改造经过以外,并对战后中国向日本追讨被掠夺文物所遭遇的困难与美国奉行的“弱中国政策”加以叙述。 

  《多黍多稌》——“一日一生”为日本铜器专家梅原末治先生的座右铭,本文是由董作宾先生阐示其意谈起,延伸到先人对后来子弟们的期望。 

  《风筝飞在蓝天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人建筑师黄宝瑜先生》——谈台北故宫博物院文人建筑师黄宝瑜先生的事,黄先生是“中国营造学社”来台的唯一的专业社员,是李庄学术研究苗圃里在台湾开出的一朵美丽的花朵,对中国建筑在台湾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 

  《南京中山陵的中山先生雕像与台北故宫的中山先生铜像》两尊中山先生的像皆出于同一人之手,却有许多不同的细节,是一篇时间地点都跨越比较大的故事。 

  《天地之大,人犹有憾焉!》是谈一幅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由屈万里先生写的一首歌谣,是一篇涉及胡适被该图书馆辞退的花絮文字。 

  《李庄北京七十年》——是整本书最早写的一篇,谈的是“李庄后人”们聚集北京,共同缅怀当年父亲辈的“李庄学人”们在长江边上一个小江村里为往圣继绝学、以学术报国家的事。 

  《“史景感怀”与“实境研究”》——用抗战时期的李庄为例,对文学描写与科学阐述的李庄做比较,也对一些坊间普遍流传的对李庄说法提出理性的质疑。 

  《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潘天寿先生的天雨流芳》——这是为纪念我父亲的老师,“国立艺专”校长潘天寿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所写的一篇文字。潘先生画艺冠绝当代,人格高尚馨逸,他的学生如我父亲,朱德群先生,吴冠中先生都在“日暮行采归,物色桑榆时”写下来他们对老师的深怀感激之情。潘先生是蔡元培先生倡导教育救国的伟大理想的实践者。 

  以上就是本书各篇内容的大致介绍,现在要谈一下我写作本书的态度作为这篇前言的结论。 

  既然用李济先生的一段话作为开头,也要用李济先生的另一段话作为结束。1953年8月,在李济先生《关于如何推动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结论中,有这样的两句话: 

  科学思想里面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 

  李济先生为学态度的耿直,对真理的执着,我一直深为感佩,并且拱若北辰。所以走笔至此,我想要讲的是,他说的这两句话就是我写这些文章所秉持的态度。虽然态度是如此,但因个人学识浅薄,疏陋舛误,不只是难免,而是必然零散其间,因此方家弹正错谬,以绳正之,真正是我衷心为祷的。 

  2017年2月25日于安省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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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数: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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