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计算

本书是自由作家、评论家西闪的随笔集。作者基于统计学的基础上，从数学、天体学、人体学、生物学、遗传学、神经学等一系列广泛的领域，探讨了 “计算”作用于微观的“身体”的自我管理和宏观的“国家”政治统治背后的运行机制。也许，这不是一本可以轻松阅读的书，对读者也是一种“挑战”；但好看耐看，妙趣横生。

西闪，自由作家、评论家，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著有《思想光谱》《人的展开》《书卷山城》《普通读者》等。文章散见于《新京报》《东方历史评论》《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等媒体。目前在《腾讯·大家》等网站设有专栏。作者文理兼修，既关注理论建构，也关注现实社会。其写作风格注重逻辑性、连贯性以及现实感，对政治哲学、社会物理学、认知科学、统计学和概率论，以及艺术观念等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并撰写了若干文字。

辑一：狂热的计算

面向未来的计算

谁来研究运气？

运气研究的春雷惊蛰

轮盘赌与垃圾袋

孤注一掷，无损偶然

概率、信念和运气

比随机*随机？

一个意外的故事

让你的假设替你去死

**的算计

权力热爱统计

掀起革命的“泥菩萨”

反叛的统计学

数据与真理

观念循环，或邻人疑斧

三个英国人与一段统计史

“进步”的**

统计学的新疆域

通过统计的社会控制

职业生涯的运气问题

弱关系里寻好运

给孩子定价

国民性与统计学

辑二：自我的发明

冰湖上的骑士

在场的身体

身体：阴阳之气，或灵魂容器

身体：一个自我的图书馆

身体：痛并快乐着

身体的边境

时空错置的身体

未来，请交出你的身体

动情的身体

别忘了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

在身体的剧院里演出一场命运的戏

萨迪曼火山下的脚印

“传染”的身体

身体荣枯与社会兴衰

身体：必要的累赘

人、虱子与吐痰

为什么花痴总是热爱大人物

来自身体的问候

写在别人脸上的自己

所有可能的身体

被禁锢的身体

恐惧是生活的底色

愤怒的解剖

记忆的复杂与天真

记忆意味着选择

国家的算计

1662年，一个靠卖男装服饰起家的英国人约翰·格朗特以每周发布的死亡数字为主要资料，对伦敦地区将近60年的人口状况进行了抽查与推测，还出版了一本名叫《对死亡率表的自然与政治观察》的著作。读完这本书，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力排众议，把服装商人格朗特选为皇家学会的院士，只因为书中提到了一个让任何权力者都会感兴趣的新奇术语：“政治算术”。1676年，格朗特在皇家学会的合作伙伴威廉·配第正式推出《政治算术》一书。书中配第宣称，他要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描述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当然，格朗特和配第提出的，仅是一种研究国家和社会的宏观思路。真正要完成这门政治算术，没有权力的运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配第向查理二世建议，由国家来搭建一个具有多种行政功能的统计部门，包括军事的、警用的、民用的、矿藏的和林业的内容，还应该保存一份有关国民死亡、出生和婚姻的总记录。有了这些数目字，政府就可以衡量自身的国力，比较诸国的强弱。

然而配第的建议没有得到国王的热烈回应。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存在技术上的局限，当时的英国缺少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其次，广阔的殖民疆域也大大增加了统计的难度。对于帝国而言，仅仅针对英国本土的统计数字，其实意义不大。

但是对于像普鲁士那样的新兴国家来说，同样内容的建议却很有说服力。这一次，建议者是哲学家莱布尼茨。1700年，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腓特烈亲王。到了1719年，这个奉行军国主义政策的国家开始了全国性的计数工作：把民众分为三六九等，将工匠划为24个细类，甚至连民居都按瓦顶、草顶、新盖、翻修以及有无粮仓等标准进行了详尽的区分。记录数字的官员们时刻将莱布尼茨的话挂在嘴边：“确定国力”。政府还颁布法令，禁止民间出版人口记录等统计数据。因为在权力看来，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不容他人觊觎。到后来，德国人觉得政治算术这个词也显得太坦率。他们想出了财政学、时事学等不少名词，最终才将其确定为“统计学”。不过从它的拉丁词源“state”（国家）可以辨认出来，这仍是那个以“收集有关国家的重大事实”为主要任务的政治算术，完全可以直译为“国情学”。而统计学家，也应该直译为“处理国务的人”。因此当时的学者冯·比尔夫德给它下的定义是：一门科学，教给我们已知世界中一切现代国家的政治计划。

19世纪伊始，普鲁士王国设立了统计局，办起了统计学讲习班。到了19世纪的中叶，德国的大城市都建立了官方的统计机构。政府甚至考虑，成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统计委员会，来协调各部门的统计工作。统计局局长恩格尔（以“恩格尔系数”闻名）表示，这个国家诞生的每一个婴儿，从本质上讲，都应该是一个由1000个数据编织而成的“新人”。他的出生、洗礼、接种、教育，他的成功、失败、迟到和早退，他的体格、疾病、能力，他的职业、家庭、地址、婚姻和财富，都在统计学“照料”之列。就算他死了，统计学也不会立刻离去，它还要确认他去世的准确年龄，并记录下他的死因。

法国人对待统计学的态度介乎英德之间。他们没有英国人那样保守，也不像德国人那样专制。早在1800年，法国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统计局。然而，除了直接服务于国家权力，法国人还想把统计学打造成改善社会的工具。因此他们怀有一种在数据中寻找规律、发现异常的极大热忱。这种热情不仅使统计学很快与概率论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还催生了各种统计学的实用新型，譬如医学统计学、犯罪统计学、自杀统计学、道德统计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比较统计学等等。毫不夸张地讲，把统计学的观念深植人心的，是法国人而非英国人或德国人。

就像我刚刚描述的那样，统计学甫一诞生就能够迅速地推而广之，得益于它先天的政治属性。没有权力的撑腰，它不可能发扬光大。可是，既然它是政府的可靠耳目，权术的有力工具，为何迟至17世纪才受权力重视呢？

其实，统计学出现得晚，并不意味着人类运用统计方法的历史短。一万年前的牧羊人，也自有计数羊群的法子。早在夏商时代的中国，统治者运用统计的例子就有了。据说公元前2198年，大禹在一个叫“茅山”的地方召集各部落首领，将他们的土地田产、珍宝财富登记在册，并将茅山改名为“会稽”，取的就是“会集统计”的意思。至于人口、田租、税赋等方面的统计，历朝历代都不曾放弃。最早的人口统计资料，甚至可上溯到周宣王时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无论是犹太人的圣书还是古印度的经典，也不管是罗马帝国的法典，还是伊斯兰王朝的记载，都一再表明，凡是有权力的存在，就有统计的身影。

但是历史同样表明，假如计算的观念没有长足的进步，传统的统计就不可能发展为现代的统计学。只有把统计学的诞生与现代国家的出现，以及计算的观念进步三者联系起来，答案才会变得相对全面。

看看15世纪末至16世纪的欧洲，我们就会明白计算的观念引发了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化：1492年，哥伦布首次远航；1513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问世；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环游了地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这一系列突破性的人类事件之所以集中发生，与国家权力的空前强大，与计算观念的突飞猛进都大有关系。无论这些事件呈现出多么大的差异，有一个共同点却是无可争议的：它们都是围绕权力开展的、经过计算的冒险行动。

且不说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家在权力资助下的冒险经历，也不说哥白尼、伽利略等人与权力相关的科学故事。单以马基雅维利为例，我们就不难发现，权力与计算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在这个人的著作里，看不到任何计算公式，也没有发现什么数理模型。但是，任何一个读过《君主论》的人都会感觉到，作者在强调权力斗争的同时，一直不忘强调计算的重要性。在他眼中，只要为了他“心爱的祖国”，血亲、子嗣、荣誉和金钱，都可以作为计算的筹码，代入某种公式。后世的思想家之所以把《君主论》看作现代政治哲学的起点，不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冷酷与不择手段，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部著作所揭示的，基于计算的时代精神。

马克斯·韦伯曾经总结道，以现代国家为基础的时代进程，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理性的算计”。“算计”是中国人略带贬义的翻译，其实就是计算。国家算计的目的，与你计算的目标，也许不一定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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