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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


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

作  者:吕新雨

出 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 书: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定  价:58.00

I S B N :9787567578838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社会科学  >  新闻传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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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主要辑录了作者的三篇长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围绕艺术、政治和视觉三个主题,探讨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认同问题。
上篇以“‘美术’作为中国的世界史”为主题,回顾了作为“救亡”与“保守”双重奏的苏州30年代文献展,同时聚焦1937年世界博览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详细描述了“中国”在世界博览会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过程,并重新阐述了“赛会”与“美术”兴起之间的互动。
中篇主要通过《“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一文,对两岸关系问题的理解进行了厘清和推进。作者认为,今日台湾的政治图景固化在了“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下篇则借助《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一文,探讨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历史与政治”这一主题。作者从中国的语境出发,对西方文化多元主义认同理论进行必要的回应,通过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建构的批评性回顾,指出从“华语语系”到“华语电影”等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遮蔽和否定了新中国基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丰富与复杂的影像实践。

TOP作者简介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农问题等,著有《乡村与革命》《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乡村与国家》《学术、传媒与公共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等;主编“纪录影像:海外与中国”丛书,2013年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并且联合主编“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2014年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此外,目前还担任:《新闻大学》栏目主编,《电影艺术》编委,Trans Asia: Screen Cultures丛书国际编委;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 期刊国际编委;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期刊国际评委等学术职务。

TOP目录

上篇 “美术”作为中国的世界史
1937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
引言
(一) 30年代文献展:“救亡”与“保守”的双重奏
(二) 1937:世界博览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三) 文献展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
(四) “赛会”与“美术”的兴起
(五) “多美术而少实用”:文化保守主义与“美术”的嬗变
(六)鲁迅对“美术”的双重批判:“为人生”的“美术”观
(七)推陈出新:“美术革命”与30年代新兴木刻艺术
结语:从“送去主义”到“拿来主义”:“美术”作为中国的世界史
国事、家事、天下事——《良友》画刊与现代启蒙主义
把影像敞开成为“战场”——“《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30周年学术展”感言

中篇 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引言:今天的台湾问题
(一)解开历史叙述的纠结:“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
(二)从“白团”到“台湾帮”:台独的历史根源
(三)红色血脉:作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历史
(四)作为台湾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论”与“转型正义”
结语:作为“台湾问题”的中国叙述
互为镜像 血肉相连——郭力昕教授《纪录片的政治》序

下篇 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历史与政治
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
引言
(一)焦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的建构
(二)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国家与民族话语的变奏
(三)不仅是见证:社会发展与传播
(四)“科学纪录片”与党对“真实性”的要求
结语:没有过去的历史
华语语系、华语电影与学术主体性:问题究竟在哪里?
——在“‘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工作坊”的发言

附录
青春断代史——从《人生》到《小时代》
《朗读者》与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

TOP书摘


本书稿是以三篇长文作为三辑的主题。它们集中写作于2015、2016与2017年,是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工作21年,调动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之后3年时间的一份笔耕纪录,也是给关心和支持的师友们的一份交代。在2015年出版的同属于本书系的《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书稿中,我用了2013年9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学典礼作为教师代表的讲话作为代后记——这一年,正值自己在复旦从教20周年,这部书稿也因此成为一个纪念,逝去的青春与漫长的成长之纪念。记得当时,站在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的讲台上,面对全场年轻的面庞,他们起起伏伏的眼神如星空闪烁一片,我的眼睛忽然有些湿润——不经意,它也成为我告别复旦的最后演讲。旦复旦兮,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本书稿既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启。
2015年以来,全球恐怖主义袭击开始上升为世界新闻的主要议题。由于欧洲恐袭不断爆发,也把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推向争议的焦点。写于这一年的《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书写:历史与政治——兼对“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回应》,本是应我的学生王华之邀,为其博士论文书稿出版所撰写的序言。鉴于议题的重要性,我把它写成了一篇过长的“非典型”序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从中国的语境出发,对西方文化多元主义认同理论进行必要的回应。文章通过对少数民族影像概念建构的批评性回顾,指出从“华语语系”到“华语电影”等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在于遮蔽和否定新中国基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丰富与复杂的影像实践。因此,需要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作为国家与民族话语变奏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无论少数民族地区的爱国统一战线还是对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与国际主义援助,体现的都是在一个世界格局中进行阶级分析的政治视野,这一视野如何在今天的民族政策和国际关系中获得新的体认?中国电影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能否外在于这些历史的脉络与现实的挑战?这是今天少数民族电影历史研究的关键。本文还从社会发展与传播的视角检讨了少数民族纪录电影史的社会政治意义,重新回顾了“科学纪录片”与党对“真实性”的要求之间复杂而丰富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才能重新讨论影像民主和电影史的主体性问题。
文章完成之后,我策划主持了一场“‘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工作坊”活动。工作坊邀请也吸引了一些对此话题有兴趣的海内外学者的参加,后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稿,发表在《当代电影》2015年10期,题目为《“华语电影”再商榷:重写电影史、主体性、 少数民族电影及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因为篇幅所限,每人的发言内容都做了削减和限制。在此文之后,相关争鸣仍在继续,其中不乏有意无意对我观点的“误读”。为此,这里收录本人在工作坊发言整理的完整稿,以为备忘,也希望有所纠正。
《“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一文来源于2016年4月25日蓝博洲先生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的《寻找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的讲座,我在现场的主持评议。在此基础上,用了3个月的时间陆续完成此稿。今天台湾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统左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统左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即台湾作为中国问题,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借助此文,也是把自己对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做一个清理和推进。自1997年以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访问学者的身份第一次去台湾进行一个月的访问,之后数次访台,目睹了台湾从经济高昂到衰退的过程,也和台湾的学者、朋友就两岸关系不断进行探讨乃至争论。但是真正写就成文,首先要感谢蓝博洲先生的激发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吕正惠、瞿宛文和郑鸿生诸位师长给予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吴重庆先生的推荐,以及《开放时代》杂志社给予的发表版面。《开放时代》杂志兼容并蓄和严谨敏锐的专业态度,已经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拙文忝列于此,与有荣焉。
《1937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一文,同样刊发于《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既是对自己文艺美学专业的一次回归,也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它缘起于2016年8月,苏州美术馆主办的首届苏州文献展:“多重时间——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感谢张晴先生的邀请,使我有机会从策划开始,到参观展览和参与讨论,见证了整个过程,也触发了诸多感想。苏州30年代文献展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发掘的历史记忆,1937年是它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建构的关键。通过回顾作为“救亡”与“保守”双重奏的30年代文献展,聚焦1937年世界博览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我试图描述“中国”在世界博览会与美术馆中的“世界史”过程,并重新阐述了“赛会”与“美术”兴起之间的互动。“多美术而少实用”的工商主义美术观及其失败,是文化保守主义鹊起的渊源,并导致受日本明治美术观而影响的“美术”在中国的嬗变。最后,通过对“美术”现代功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双重批判,确立“为人生”的“美术”主体性,鲁迅展开了“美术”新视野。今天,我们需要在分析“美术革命”与30年代新兴木刻艺术的道路中,理解鲁迅从“送去主义”到“拿来主义”所呈现的正是“美术”作为中国世界史的意义。
无论电影、艺术还是政治,贯穿上述三个主题的核心其实是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认同。今天的中国叙述,依然裹挟在从冷战到后冷战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中,这其中,视觉政治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从世界史的时间维度与地缘政治的空间视野出发,重新界定和探讨中国的主体性问题,才有可能冲云破雾,不畏浮云。宏观的世界大势与中观/微观的在地政治从来都是互为表里,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之谓也。而迈迈时运,即意味着“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也昭示着“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陶渊明《时运》)。
延目中流,寤寐交挥,斯晨斯夕,言息其庐——集陶渊明诗句以自勉,不是慕古追远,而是试图在今天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追问学术的位置是否还有可能;不是逃逸于现实,而是为了能够在一个犬牙交错的时代断层与错位中,做一个举起镐头沿着历史矿脉探挖的田野工作者。
写作于此的部分书稿,也陪伴了我在父亲病榻前的日子。父亲自2015年不断进出医院,我则不断奔波于上海与合肥的往返高铁上。结束“‘华语电影’”研究与‘重写电影史’工作坊”的第二天早晨,我就瘸着扭伤的脚踝登上北去的列车。出生于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家徒四壁,唯有充满各个空间的书籍是成长的记忆。父母的书房既是自小陪伴的精神慰藉,也在很大程度上预注了今后的命运。父亲已经于2016年2月24日溘然去世,这本书稿献给他,权作微薄的祭奠。他们的书房已经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双亲俱往,方知人间只是暂居之地,血肉之情是横渡人生的舟楫。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以及使命。
是为跋。
2017年8月23日,酷暑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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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页  数:216

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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