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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入门(2018修订版)


国学入门(2018修订版)

作  者:龚鹏程

出 版 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定  价:58.00

I S B N :9787205092801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社会科学  >  语言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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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门径篇与登堂篇,共19个章节。
门径篇介绍国学相关基本材料、知识与方法,并针对各个领域,如儒、道、释,或经、史、子、集等进行分类讲解,是拆开来说。
登堂篇借评述民国初叶国学运动中的人物与教育,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国学大家所持国学观点,进行综合的分析、辨正,属于对门径篇基本知识的运用以及进一步研究国学思路的拓展。

TOP作者简介

龚鹏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务院中国国学中心顾问。
·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精通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著名文史和国学学者。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
·获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教材改进奖、朱自清散文双年奖等奖项及台湾校园十大名师称号。
·主要著作有《汉代思潮》《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文学散步》《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国小说史论》《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视野》等。

TOP目录


甲 门径篇

第一章 名 义
一、国学的兴起与消亡
二、国学复兴的意义

第二章 材 料
一、文献及其保存
二、文献的整理
三、文献之学
四、校雠
五、辑佚
六、辨伪

第三章 方 法
一、由资料到系统性思维
二、由方法到方法意识

第四章 语 言
一、音的演变
二、词的特点
三、句的形态
四、语言与思维

第五章 文 字
一、真正的文字
二、表意的体系
三、构造的原理
四、发明的历程
五、思想的历史

第六章 训 诂
一、因言以明道
二、语言的分析
三、理解的迷失
四、反省的路途

第七章 经
一、经典化
二、圣典崇拜
三、经学历史
四、传经体制
五、经典不死

第八章 史
一、文字的书写
二、史官的传统
三、个人的著述
四、官史的发展
五、民史的现象

第九章 子
一、子学之变
二、先秦诸子
三、诸子之衰
四、研究诸子
五、解释历史
六、开放阅读

第十章 集
一、文集之兴
二、总集
三、别集
四、全集
五、丛书

第十一章 儒
一、儒家的起源
二、孔子的身份
三、儒学的分化
四、经生、文士与文吏
五、道学、经世与宗教
六、儒家型社会

第十二章 道
一、道教的来历
二、道教的性质
三、道教的研究
四、道教的资料

第十三章 佛
一、中国的和世界的佛教
二、佛教的理论
三、佛教的历史
四、佛教的资料
五、佛教的研究

第十四章 余 论


乙 登堂篇
国学之书目:胡适与梁启超
国学的讲说:康有为
国学的讲说:章太炎
国学的讲说:马一浮
国学的教育:清华国学院

TOP书摘

第一章 名 义
一、国学的兴起与消亡
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但这个词本身却恰好不是传统的东西,而是清朝末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当时讲国学,有两条脉络。一条脉络发自朝堂,一条生于草莽。
(一)
发自朝堂的,是因清光绪末年开始推动新式教育体制,废科举、立学堂,而这整个改革活动与其说是政府戮力革新以救亡图存,不如说是社会总体思想的倾向使然。故影响中国达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才能一夕崩溃,幡然改途。
但亦因如此,新式学堂打一开始就显示了它的反传统性。要教习西学,以富国强兵。学堂的教学内容,乃因而皆以西学为主。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部所拟《奏定学堂章程》就提到当时社会上已弥漫着废经灭古的言论:“古学之最可宝贵者,无过经书,无识之徒,喜新蔑古,乐放纵而恶闲检,惟恐经书一日不废,真乃不知西学西法者也。”针对这种风气,政府觉得应该在新式教育中仍保留中国学问的地位,希望学生仍要读经。
这就是当时讲国学的第一条脉络。想在西学冲击之下,读点经书“以免抛弃中学根底”(《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
此时虽未提出国学一词,但谓:“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把经学当成是立国之根本。认为若大家都不读经,都不晓得这个根本,“中国必不可能立国矣”(《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显然是把经学视为中国根本之学了。
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川中书科中书董清骏便提议设立国学研究所,“以保存国学……冀一线之延,为将来发达之种子,庶几有光大之一日也”(《四川提学使方旭致叙永厅劝学所札》)。
朝堂之议论与政策如此,草莽之士的见解又如何呢?
(二)
1902年梁启超首先介绍了日本的国粹主义,他致书康有为说:“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接着他又写了《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介绍了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读书汇编》第五期)
随后,黄节亦在《政议通报》发表了《国粹保护主义》。除了介绍,也有批评,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是封闭保守的,只知“我国所有之谓国粹”,不知“吸收外国文化为我所用也是国粹”。故他所说的国粹保存主义,乃是开放性的取精用宏,有萃取集萃之意,曰:“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者焉,固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师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黄节这种意见,可以代表当时革命党人的国学观。因为革命党人黄节、邓实、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于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就同时发行着《国粹学报》。可见其提倡国学,并不尽同于清政府,而是想借提倡国学以减少、降低,甚或平抑欧化之冲击。因此当时许守微就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国粹无阻于欧化》的文章,认为欧化不能貌袭或橘逾淮而为枳式的,只有把自己的田亩耕垦好了,外来的种子才能在这块土地上结出好果子来。
革命党人国学观之不同于清廷者,不止于是。清廷的国学观,用张之洞的话来说,重点在国不在学:“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因为:“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劝学篇》)可见保教之目的在于保国。革命党人也主张保国,但这个国的含义却与清廷不同。在他们看来,国应该是与君分开的。所以国学应当是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国粹者,一国精神所寄也。其谓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许守微文)故这个国学并不是君学。
依他们看,中国自秦汉以降,都只是君学,国学已亡,故国亦不国。所以黄节说:“秦皇汉武之立学也,吾以见专制之剧焉。民族之界夷,专制之统一,而不国,而不学,殆数千年。”(《国粹学报·国学真论》1907年第2期)凡以为忠君即是爱国,以为功名利禄即是国学,不知考郡国之利病,哀生民之憔悴,都是君学、伪儒,都不是国学。换言之,革命党人之国学观,是具有反君主专制之强烈批判意识的。
正因为如此,故其所谓国学,内涵也就不再指经学。经学是儒家一家之学,且是汉代帝王独尊儒术后才形成了那么崇高的地位。革命党人要推翻君主专制,自亦不再宗经;其所欲取法者,乃是秦汉专制王权尚未建立以前,九流十家争鸣的那种学问。
此即称为复兴古学。邓实《古学复兴论》说:“吾国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学术鸣。”道光、咸丰、同治以后诸子学渐盛之风气,在他看来,就反映了国人已由君学回归国学且与西学逐渐合流的趋向:“诸子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
古学的内涵,便因此是指诸子学,儒家则只是诸子学中之一支。
复兴古学之另一意念,则是把这种风气或趋向比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邓实把周秦诸子比拟为希腊七哲,把秦始皇焚书比为土耳其焚毁罗马图籍,把汉武帝“罢黜百家”比为欧洲封建神学之束缚。而说:“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20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欧洲文艺复兴时,不但由学说上追踪古希腊罗马,也收集整理流散亡佚之古籍,邓实他们也在国学保存会底下设有藏书楼,收搜丛残,然后刊刻出版,因此影响宏远。
国学保存会此等“以复古为解放”的行动,显示了草莽的国学观。国学,在其语脉中又名国粹、古学。具体内容则是具批判精神、反封建君主专制的诸子学。革命党人以此振起民气、激扬国魂,最终战胜了清廷,启建民国。
(三)
但国学运动并未因此而告终。一方面,延续国学保存会这种思路的,仍在继续发展,例如1912年高旭、高燮、柳亚子、李叔同、胡朴安等人就又成立了国学商兑会。商兑什么呢?原来在晚清复兴古学阶段,重点在于复兴。因此辑佚钩沉,要把九流十家久遭沉埋的学说与著作通通找出来复兴一番。
可是老东西渐渐钩稽出来以后,就逐渐产生了选择的问题。到底九流十家,儒、道、墨、法、名、兵、农、阴阳等,什么才是今日中国应该倚以为国魂的?什么才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这就不能不有抉择,不能不好好商兑商兑了。这种国学商兑之风,不仅表现于国学商兑会这一个团体,事实上也是民国初年很广泛的一种思路。例如有一阵大兴墨子热,觉得墨子比孔子更符合现代之需,便是此风之影响。
另一方面,古学复兴运动中激进的一面也在深化。例如当时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学、都是伪学,都应打倒;或把孔学儒学跟专制统治挂钩,一并批判,就逐渐带生了对儒学与传统的整体拒斥态度,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的浪潮。国学商兑会所编《国学丛选》第一集收有高旭《答周仲穆书》就说:“孔学实为专制之学,孔子一生教人唯尊君而已。”主张废孔用墨。且说“鄙人十年前所抱宗旨即如是,至今未变。近见蔡孑民先生亦有此观念”。可见五四运动所倡行的那种反传统思潮,要打倒孔家店,等等,与古学复兴运动确实有其内在的渊源。
但五四运动是极复杂的。从某方面说,它反传统,要迎接“德先生”与“赛先生”,肇启了全盘西化之说,要向西方去寻找真理,令国人对旧学弃若敝屣。但像胡适这些人自己评价五四时,却未必如此看,反而说五四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胡适英文专著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即指出:“中国第一次文艺复兴是禅宗之出现;第二次是宋代新儒学取代了中世纪宗教;第三次是明清戏曲与章回小说兴起,对爱情与人间生活乐趣坦然颂扬;第四次是清代朴学反抗理学,在文献上带来重视证据的新方法;第五次就是五四。”
由“文艺复兴”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所带给文化界学术界的,就不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扬弃,而相反的是要发扬。如何发扬呢?延续第四次文艺复兴之方法,即清儒在文献上带来的新证据之方法,结合西方的科学方法,来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仔细清理一番。
此说后来凝结为一句口号叫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什么叫国故呢?那就是中国从前的历史文化传统。著名的国学家章太炎曾写过一部《国故论衡》,表明了此时学人之基本想法,乃是要对国故好好讨论并衡定其价值。1925年清华设立研究院时,在章程中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研究院主任吴宓又补充曰:“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此与稍早胡适起草的北大《国学季刊·发刊词》把国学、国故定义为“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相似,都是以文化史为国故国学之具体内容的。无怪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所时会说:“在今日情形之下,吾人谓北大国学研究所为国史研究之中心,殆无不可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了解胡适所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为何会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都列入其中。它们既非经学,亦非诸子学,只因国学在此时已是“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国学季刊·发刊词》),故才得以厕身其中。
当时除北大、燕大、清华、厦门大学等校普遍设立国学研究所外,中学也设有国学科目。钱穆的《国学概论》就是他在无锡教中学时所编之讲义,可见一时蔚然成风之国学研治风气。
(四)
但把国学视为整体历史文化研究,范围毕竟太大了,陈独秀就批评:“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声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安所长是文学。除了这些学问之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顾颉刚则解释说国学的范围太大,是因中国各学科都不发达,所以研究国学的人什么都要研究。倘若“中国各方面都有人去研究了,那么我们的范围就可缩小,我们就可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
这些批评表示当时已有一种西方现代学科分化的观念。依这个观念看,国学也者,主要是史学,但又往往包涉太广,因此范围辽阔、义界不明。把这个观念明确发挥出来,且奠为制度,形成国学之变革者,则是傅斯年。
“整理国故”一词最早使用的就是傅斯年,但自1922年起就因“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便生了“绝国故”之念。这当然只是因心理上反对浮嚣,可是心理产生行动,在他办中研院史语所时,便明建旗鼓反对国学国故,谓国学之内容“不外文学声韵之考订、历史事实之考证,前者即所谓语言学,后者即所谓史学。此外如中国专有之材料,亦皆有专科治之”(《与朱家骅函》,又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
也就是说国学应该拆解开来,论文学的归入文学,论历史的归入史学科系,论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什么的也各应放入专门的学科中去研究。国学的那个国字,本来是有保国、保种、保教之神圣意涵,也消解了,只是指中国的材料罢了。治地质学的人,大可以拿着中国地质资料去研究,说这就是中国地质学。但中国地质学,与欧洲地质学并无本质之不同,仍是地质学之一环,只是材料主要用中国的罢了。
地质学如此,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学等又何独不然?于是一个普遍的学术分科的体系,就把原先基于与欧西学问相对比而形成的国学概念彻底拆卸了。国学也迅即在随后的学术分科中被拆开,归入各个科系。1949年后,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沿袭了这种观念并扩大了学术分科,且分得极为琐细。例如文史哲不但分了家,文学中还要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那种综合的、统包的大国学概念,遂在中国绝了踪迹,距其兴起不过50年左右。
一线之延,是在中国台湾。台湾的大学分科,一样没有国学的地位,但台湾的中文系,情况却与大陆颇不相类。它并不是文学系。虽然名称仍唤作中国文学系,但文学二字采古义广义解释,可以是文字,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文化,犹如《论语》中说孔子门人中有文学一科,指的是对古代文献文化的了解那样。学生修课,则兼辞章、义理、考据。研究所写论文,亦不限主题,举凡中国文化事务,几乎都可研究。因而中文系实质上就仍是国学系。
学风的两大来源,一为北大之整理国故派,一为传承自清儒语文考证之章(太炎)黄(侃)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种种原因,这样的学风传承才出现转折,国学气味渐漓。
可是随之大陆却开始复兴了国学热,逐渐开办了不分文史哲的实验班,恢复国学研究所与国学刊物,甚或开办了国学院。国学浪潮重起波涛,而距其倡议之始,则已百余年了。百余年来,国学、国粹、古学、国故、经学、文学、史学,名义与内涵变动不居,观察者宜由历史中见其变迁之轨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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