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音乐？谁的古典？

音乐
是人的实践中既不可缺少、也无法避免的精神力量与感性对象。

西方古典音乐
在当今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也不可缺少而无法避免。

谁的音乐？谁的经典？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敏感的听觉与思索的内心。
这一外来文明，如何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之一部分？

对这一命题的认识与思考，凝结在这本文集的字里行间。

伍维曦（1979-），上海音乐学院历史音乐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副秘书长、理事。译著有《练琴的艺术：如何用心去演奏》、《肖邦钢琴作品全集》（合译）等。

自序1

一
漫谈音乐与人生3
乐如其人文如其人11
历史镜像中的错位与重合17
水晶石般折射出绚烂的音响之光20
喜剧中的悲剧艺术里的真实23
思无邪而近于勇的马勒29
纯正美国辣味经典35
温情、智性与想象力39
一个需要被重估的彼得?伊里奇46

以史证乐历史重现53


二
狂喜的圣诗：圣-桑的第三交响曲61
苑囿中的遐思69
黄昏中淡漠的哀愁73
空谷回音渺渺不绝83
和而不同之美：柏辽兹和古诺笔下的浮士德 90
寒枝繁花尽将以巢夜庐105
繁华有时尽玉树落谁家114
争标看两艘后来竟居上133
谁的巴赫？149
歌剧一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断想155


三
让国王起舞的人161
放浪笑谑戏如人生170
霓裳锦屏舞翩跹185
庾信文章老更成196
自由与孤独：勃拉姆斯一瞥205

拉赫玛尼诺夫217
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画卷228
被遗忘的19世纪独行者236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247
“音乐知识考古学”：先知五重唱团的所罗
门?罗西作品音乐会258

漫谈音乐与人生

音乐大约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具悖论性的文化产物。音乐最易于传播，但又很难被记录；音乐可以超越语言被接受，但其意义又难于言说；音乐既是人类最原始的需求和能力，也是最具精神复杂意味的艺术。音乐就像和氏璧，有时知音难求，有时又蔚然成风。音乐是文明与文化的表征，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印迹。
音乐源于声音，是人类所能发出的音响之中最为神奇的一种。在古代先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之际，音乐与舞蹈和诗歌共生；而人类最初有意识地以固定的音高和周期性的节奏发出的音声，乃是为了祭祀与降神，从而建立起人们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秩序。所谓“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亓，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周礼?春官?大司乐》)。上古时的巫师被视为“精爽不携贰”的“神士”，其所拥有的乐舞技能是与天地相通的手段；可以说，在“轴心时代”以前，音乐家与神王祭司是合而为一的，而能占卜预言和制作礼乐的巫师是最早的知识人。
举凡人类文明，在经过长期演进之后，终将渐渐逼近某种临界点。在孔子、苏格拉底、摩西和佛陀的时代，东、西方主要文明共同体均蕴育出了超越原始宗教的新知识体系，取代了“蒙昧时期”的原始宗教。神王巫师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既大不如前，其拥有的各种“绝技”亦被新兴的社会阶层所分割，人类认识世界、表现自我之手段也越来越丰富细化。而音乐作为一种特殊技能，开始与其孪生姐妹语言艺术一道，成为保存文化记忆的主要手段。《诗经》中的“雅”、“颂”、印度的吠陀史诗、希伯来人的《诗篇》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都大致同时产生。闻一多说：“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这种精神产物代表了人类最早的历史意识，虽然其曲调没有像语言那样被文字记录并流传，但如果不是借助音乐，这最早的韵文诗篇是无法产生的。
社会的演进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斗争随之产生。而音乐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既能挑起斗争，亦能平息斗争。它可以成为战斗时的军乐，亦可成为平息愤怒的安慰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提到：罗马军团在号角和喇叭的帮助下，战胜了蛮族；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却描述了一种名为“菲斯图拉”(fistula)的“定音笛”使演讲时经常激动失态的盖乌斯?格拉古平静下来的情形。柏拉图和中国古代诸子一样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他在《法律篇》中主张禁止毫无节制的淫靡、“只凭听者快感来判断的”音乐，而且不准演奏者将不同风格的音调混合；他虽然不是音乐家，却想做音乐家的立法者。亚里士多德却注意到了音乐可以缓解生理的紧张，疏泄淤积的病患，他在其《政治学》中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每每被祭颂音节所激动，当他们倾听兴奋神魂的歌咏时，就如醉似狂，不能自已，几而苏醒，回复安静，好像服了一帖药剂，顿然消除了他的病患。”显然，音乐具有某种生理性的功用，它是一种借着娱乐的方式起效的潜移默化的药物。亚里士多德可算是音乐治疗学的鼻祖。
正像孔子所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音乐在满足了人类的某种近似温饱的需求后，便成为一种仔细玩味的对象，就如同语言文字除了实用的交流记录功能外，还可以反复推敲、缘饰语义。当其脱离了现实功利之后，便成为某种超越性的精神需求，名曰审美。作为艺术的音乐，言有尽而意无穷，或看似简单，实在饱含感性的隐喻，令人生出无限联想，又不愿猜透实指。正如严羽《沧浪诗话》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从中国与欧洲艺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诗乐共生是上古的常态，而诗歌脱离配乐转而依附文本，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掌握文学技能之人，不外乎知识精英。文人将文学创作中的审美特性移植到了其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上，便产生了文人化的音乐(或者我们称之为“艺术音乐”)。在中国，最具恒久性的艺术音乐无疑是古琴。
两汉是经学发达、独尊儒术的时代，儒生中富于才艺者，每每以琴相尚，七弦琴不再只是与筝、筑、笙、箫同列的实用性乐器，却被士大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附加值。东汉初年桓谭著《新论》，书中有“琴道篇”，言“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夫遭遇异时，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儒家的人文主义特性，使其与仪式性的巫乐无缘，也反对耽于纯粹的声色之乐，便将在古代经典中屡屡提及的“南风七弦”转化成了修身养性之具。在汉末大乱中被杀的蔡邕，妙操音律并善于鼓琴，《后汉书?蔡邕传》说：
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咄!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
这则故事中博雅好乐的君子形象，在后世成为琴人的标准模板。而随后的魏晋之代，世道险恶，正直的士人往往以音乐作为逃避黑暗现实的手段。阮籍、嵇康这样的名士都以知音著称。阮嗣宗的《咏怀》八十二首在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秋，其第一首就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而嵇康更是在《琴赋》中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他以善弹《广陵散》著称。据说嵇康被司马氏诛杀时，有太学生三千人诣刑场请以他为师，而嵇康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即奏此曲，曲终，曰：“《广陵散》于今绝矣!”这首琴曲虽然还是流传下来，但又平添了一缕杀伐之气。音乐在脱离宗教仪式之后，又与文学一道，成为知识阶层人格之化身，由此超越了其工艺性，而被提升到个体人格的高度。西欧历史上，虽无中国这样悠久深厚的文人音乐传统(但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极其发达)，但因受文艺复兴风尚的影响, 17世纪之初的意大利歌剧却渗透了人文主义者们复兴古代悲剧的理想；而18世纪晚期在德奥等地出现的交响曲等纯音乐体裁，更是与德国古典哲学和文艺理论相得益彰，在19世纪之初就被奉为既抽象又感性的文化经典。相对于古琴这样曲高和寡的雅声，交响曲却是纪念碑式的公共性艺术，是看不见的哥特式教堂，是借助声音来表达的史诗巨制。19世纪是交响曲的世纪，器乐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是严肃的审美对象，而且还被认为是沉思及自身与外界的关系的介质；而本来就是综合性艺术的音乐戏剧，更是被瓦格纳这样与马克思和尼采齐名的思想巨人式的作曲家推上文化祭坛。在近世西方文明中，音乐已经远远超出了声音艺术的界限，成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内容的文化产业与知识系统。
中国古人云：“惟乐不可为伪”。但音乐艺术被承载了过多的附加成分后，往往流于虚伪和神秘。尤其是欧洲古典-浪漫时期的著名音乐作品，在目前的中国既拥有大量的听众，但这些听众中的相当数量者却是因为不理解才喜欢上这种音乐。比如马勒的交响曲，不少爱乐者将其视作“正能量”艺术，而无视其中深刻的颓废性。再比如瓦格纳的乐剧含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二战后的德国人虽然要清算纳粹，但舍不得禁演《纽伦堡的师傅歌手》，中国人也跟着视而不见，反而对瓦格纳无限崇拜。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与悖论!其实，西方传统音乐之所以难于理解，无非是由于其本体建立在复杂的专业技术与理论上，而这种专业性因为音乐符号系统本身的“语义模糊性”又与音乐的“内容”没有直接联系。在此背景下，任何作品意义的生成，都有待于其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这就无形中提高了认识作品的门槛(其实，这与外国人要听懂《广陵散》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是一回事)。当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聆听者，很自然会把自身的文化前见带入到跨文化的审美过程中。许多中国爱乐者对西方传统音乐缺乏高质量的欣赏能力(或者说在欣赏时缺乏自信力)，倒不在于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有限，而是其对自身经典文化的隔膜和对同胞当下现状的冷漠所致。
音乐既然是人类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本性需求，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真诚自然的态度聆听音乐和面对音乐家；在饱受欧美文化侵蚀的当下中国，我们尤其应当以平常心和中国心看待西方传统音乐，这是对域外文明真正的尊重，也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现实需求。“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我有长处，固当保存之，发扬之；人有长处，亦当虚心学习，使其中对我有用者之终至于华化。如果对西方音乐遗产的借鉴，能有助于振兴当代的中国文化、开启民智、振奋民心，那么便是继承了古人重视乐教的遗意。勇于面对外来文化，便会不断增强国人的自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