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分以上中下三篇考察廖平、蒙文通以来的蜀学与今文经学革命。上篇“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试图通过廖平先生的《今古学考》揭示近代中国学人心智的巨大变革；中篇“中等社会的革命”意在揭示辛亥革命的实相，及其与蜀学认同的关联；下篇“‘诸子合流’与‘素王改制’”试图探讨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内在关联，以及寻找一条弥缝传统与现代裂痕的理论道路。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属“六点评论”系列之一，在蜀学及今文经学的研究方面，对读者颇有启发。
傅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师从孙燕京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合作导师汪晖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晚清西学东渐和今古文之争，兼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等。在《读书》、《近代史研究》、《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新今文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刘小枫）1
导言 1
上篇：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 14
一、“近代之今文有二” 14
二、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形成 22
三、《今古学考》与晚清经今文学的转折 40
四、孔子的“一神化”与文明进化史观 53
附论：文明史观与问题史学 67
中篇：中等社会的革命 90
一、保路运动与“中等社会的革命” 90
二、清末教育改革与本省意识的兴起 103
三、谘议局与本省意识的制度化 130
四、中等社会的反叛：四川谘议局与保路运动 151
五、“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169
六、余论：保路运动与蜀学认同 172
附论：严复对梁启超的批判 178
下篇：“诸子合流”与“素王革命” 194
一、近代《周官》、《王制》地位之变迁 199
二、“抗战建国”与《重光》月刊 220
三、诸子汇通与汉初革命儒学 236
四、结语 262
后记 265
后 记
2008年到次年8月，我有幸在井研县从事志愿服务工作，这段“下放”的经历成为了我学习生涯的转折点。井研是一个位于成都平原南侧的小县城，印象中骑自行车从城区东头到西头也不过20多分钟。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但井研人民却有种天然的热情淳朴，让我们志愿队的全体同志有一种身在家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大城市是没有的。
可能因为这段缘分，我后来在读到廖平的著作时，总有一种回乡探亲的感觉。不错，廖先生是一个固乡守土的人。按照《年谱》记载，1890年春，廖先生高中进士，却宁愿辞官回乡任教，为的是能够侍奉老母。（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三，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5册“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8页。）后来他成名于学界，各路军阀政客、社会贤达纷纷登门拜访。廖先生对此不屑一顾，却总爱把路过的农民请进家门，抽烟喝茶。儿媳埋怨他这样有失身份，他却笑答：“民以食为天，他们是功臣，失掉我什么身份？”（廖幼平：《我的父亲廖平》，《廖平全集》第16册“附录四”，第1010—1011页。）
他的高足蒙文通也同样固乡守土。真正的乡土情结当然不止于“爱家乡”这么简单。它毋宁使人相信，天地之间有种亘古不变的“正道”，人身处其中，便只能依从于它。1939年，蒙先生在四川大学讲授革命儒学，国民党党棍校长程天放居然以“批评时政”为由将他解职。蒙先生却照常去学校上课，“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自己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在那个国贫民弱、社会纷扰的年代，有此信念者，当不只廖、蒙等几人。他们的事迹暗示了，中国的革命思想不见得都是海德格尔批判的“无根性”或“异乡人”，它根植于大地，依据于正道，既孕育于传统，又发扬于现代。
清楚记得我在北师大历史学院读书时，第一堂课上德高望重的郑师渠教授就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视作两个独立的学术范式。类似的提醒贯穿了我在北师大学习的整个阶段。我十分明白，他关注的实是“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相互否定”的大问题。
不止如此，郑老师研究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常认为李大钊、陈独秀等启蒙思想家也包含了丰富的现代性反思。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传统与现代法理断裂的根本问题。这也是北师大近代史专业的共同关切。业师孙燕京教授、李帆老师、李志英老师、张昭军老师等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讨论、处理这类问题。尽管他们对于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或有不同，但无不担忧方今社会缺乏基本共识，倘无法律约束，派性斗争恐烈于当年“文革”。
得益于众位师长的言传身教，我才能去体会廖、蒙等先生学说背后的精神实质。这本小书正是对我此一阶段学习、思考的粗浅总结。
除了我在北师大的授业恩师外，首先需要感谢的就是刘小枫老师。虽然我早读过他的著作，听过他的讲座，但一直未曾当面请教于他。直到2015年11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刘老师知道我正在研究四川今文学，便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后辈多加鼓励，促成此书的写作和出版。他提携后学的雅量与气度，令我感动不已。
其次要感谢人民大学的冯庆博士。冯庆是刘小枫老师的高足，与刘老师同为重庆人。他们身上都不自觉地透出一股重庆袍哥的仗义与豪气。轻利害，重结交，常常不顾个人得失，相助同道友人。在这个利己主义掠取一切的时代，这种气质弥足珍贵。
再次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倪为国老师和彭文曼责编。倪老师与彭编辑毫不嫌弃本书平庸无聊，不惟耐心校对、改正书中的讹误疏漏，还常给予批评指正，令我受宠若惊。
感谢王锐、王云燕、盛差偲、李光迪、梁山等友人，与他们的交流启发了我的思路，对本书的写作助益良多。总之，给我帮助者，为数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道谢，但感激之情毫不逊色。
最后必须指出，刘复生、王东杰等合撰的《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出版时，本书的主体部分（不包括“导言”）已经完稿交给了出版社，因而未及引用其中的精彩观点。尤其是李晓宇博士撰写的第二章“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嬗变”，功力深湛、发人深省，其与本书上篇第二节“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形成”有部分内容的重合，在此谨表歉意。
本书写作系作者独立完成，所有责任应由作者本人独自承担！
傅正
2018年3月28日
于清华园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