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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作  者:李福华,王颖,和绪亮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5月

定  价:59.00

I S B N :9787010190419

所属分类: 教育学习  >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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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高等教育政策分析》由十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高等教育政策内涵、特征以及教育政策分析的现状与类型等;第二章主要探讨高等教育政策系统的构成和要素,包括政策生产系统、执行系统、控制系统和评价系统;第三章探讨高等教育政策分析的内容,包括政策合法性分析、价值性分析、科学性分析和有效性分析等;第四章专题研究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包括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从单位制到项目制的战略转型;第五章是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分析,包括财政拨款政策、学费政策、学生资助与奖励政策分析;第六章是高等教育人才政策分析,包括重点人才政策、人才流动政策、聘任政策;第七章是高等学校教师绩效评价政策分析,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香港等的教师绩效评价政策;第八章是高等学校教师薪酬政策分析,包括薪酬水平、分配模式分析等;第九章是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分析,包括统一高考政策、自主招生政策、高校研究生推免政策以及高考改革趋势分析;第十章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分析,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出国留学、外国留学生等政策分析。

TOP作者简介

李福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院校研究会理事等多项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政策。出版有《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研究》《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高等学校薪酬管理研究》等学术专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课题。
  
  王颖,青岛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讲师,《山东高等教育》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教育政策。近年在《高等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课题,执笔编写《青岛市教育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和绪亮,青岛大学财务处处长,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财务管理、教育经济、高等教育政策。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青岛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青岛市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

TOP目录

第一章 教育政策分析概述
第一节 教育政策的内涵与特征
第二节 教育政策分析的现状与类型

第二章 教育政策与教育研究、教育实践的关系
第一节 界面管理的概念界定及其在教育中的运用
第二节 教育研究、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的界面分析
第三节 教育研究、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的界面整合

第三章 教育政策系统
第一节 教育政策生产系统
第二节 教育政策执行系统
第三节 教育政策评估系统

第四章 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分析
第一节 单位制与项目制: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两种形式
第二节 从单位制到项目制: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转型
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转型的思路与对策

第五章 高等教育人才流动政策分析
第一节 高等教育人才流动的类型与现状
第二节 高等教育人才引进政策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第三节 高等教育人才的\

TOP书摘

《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二、教育政策生产的新范式: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
  (一)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特点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是慎重、准确、明智的应用现有最佳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公众的教育需求,将三者有机结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关键是研究证据的获取与评价,并使研究证据成为决策的依据。研究证据不是一般的、守株待兔式的经验证据,而是经过“系统”地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其重复发生的概率、可靠性远大于经验证据,因此,为区别于一般经验证据,我们称之为“研究证据”。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第一,教育.决策要以证据为基础,任何一项政策都要有“强证据”来支持,以证明它的确带来了积极的、实质性的社会改变或教育变革。第二,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知识结盟。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以把握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教育现象。与单纯利用知识的工具主义态度不同,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事实上要求决策者的知识化,要求政府成为研究型的政府。
  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与传统的决策相比,其依据不同,运行机制也不同。
  传统决策主要依据“经验”或“理论”,把“经验”或“理论”当作圣经。而“经验”或“理论”都不可能永远是正确的,都具有可错性。首先,基于个人经验的决策的可错性在于它所蕴含的决策逻辑:归纳推理。归纳推理的要义是将有限经验,甚至是小概率事件,上升到普遍性法则,其有效性由大数定理所规定,只有人们穷尽所有可能的经验事实才能推出规律性的结论。同样,基于最佳实践的决策也可能是错的:①与基于个人经验的决策类似,其归纳逻辑的局限性是明显的;②最佳的管理实践或决策实践之有效性所隐含的条件,另一组织或另一情景不一定具备,因而,模仿不一定成功。此外,基于“理论”的决策,其决策逻辑类似于传统的演绎推理,意在将一般原理运用于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的决策实践,它虽然有一定的外部效度,但是,对于具体的组织或情景而言,照搬也可能失效。一方面,理论有效性所隐含的条件可能不具备,理论一。般有不言而喻的边界条件,如果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中这一条件不具备,再好的“理论”也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即便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满足了理论有效的前提条件,也可能该理论关注的问题不是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的关键性问题,因而,边际收益可能很小。
  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则不同,它重视“研究证据”。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认为只有事实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舍曼认为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关心的问题是:“证据是什么?”而不是“谁这么说的?”。①无论是理论所说,还是成功者所言,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只关注事实。将决策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决策质量”是可获得“事实”或“研究证据”的函数。⑦决策者所感知的事实或“研究证据”越丰富、越系统,决策的质量越高。随着事实或“研究证据”的不断发现,决策也将不断改善。同时,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具有反馈修正机制。正是认识到基于经验或理论的决策具有可错性,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特别强调将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作为实验对象,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方面,针对具体问题,试验n个决策方案,选择具有证据支撑的、在统计意义上有显著性优势的方案;另一方面,根据新的事实或“研究证据”,不断调整或优化决策方案。
  研究证据可分为大证据和小证据。“大证据”指的是派生于科学方法、关于因果联系的普适性知识(比如,具体的目标比一般或模糊的目标能促成更高的成就)。“小证据”具有局部性,指的是在特定环境下系统收集的可用以指导局部决策的数据。就具体的问题积累相关信息的局部努力常常会使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就是基于“大证据”或基于“小证据”的决策。依靠“大证据”进行决策者,很可能系统地收集事实(“小证据”);但是,根据事实(“小证据”)进行决策,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要知道“小证据”背后的科学原理(“大证据”)。理想的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将“大证据”与“小证据”相结合而进行决策的方法,它将决策建立在不断扩展的人类行为和组织行动的因一果关系的基础之上,是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要说明的是,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实践早已存在,只是概念化与系统化研究才是近十余年的事,‘因而叫做新的决策范式。①
  ……

TOP 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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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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