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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古，极其推崇“盛唐”。所谓盛唐，脱离不开的话题有帝国版图、制度、经济、诗文等无数灿烂华章。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作为帝国的掌舵者，无疑居功至伟。他们的崛起有谋略，他们的治国有权衡，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也创造了历史。从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功绩中能让人体悟很多。著名隋唐史专家汪篯先生曾就相关话题于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唐太宗和武则天的专题报告。汪篯先生政治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其既运用正史材料搭建整体叙述框架，又重视细节，对个体的人有深刻独到的把握。汪篯先生完善和发展了陈寅恪先生关于关陇集团、门阀士族等方面的学说，他对唐太宗、武则天、文学吏治之争、牛李党争等方面的论述极为细致和精湛。本书以此为中心，辑集了汪篯先生的相关论述，展现一个兼容全局与细节的盛唐画卷。
汪篯（1916-1966），字述彭，江苏江都人，历史学家。1934年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1938年秋至1939年夏在西南联大学习。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导师为陈寅恪。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员。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汪篯先生毕生从事隋唐史研究，著述严谨精当，陈寅恪先生叹赏他“思路周详,文理缜密”，“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
卷一 盛世政局： 唐太宗与武则天
唐太宗
唐太宗 “贞观之治” 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
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
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
武则天
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
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与姚崇的关系
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
唐玄宗时期之禁军及其统帅
唐朝宰相年表研究——与友人谈论文书
卷二 群雄竞逐， 李唐何以胜出
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
唐室之克定关中
唐初之骑兵——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与精骑之运用
关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问题
李密失败与其内部组织关系
宇文化及之杀炀帝及其失败
西凉李轨之兴亡
卷三 隋唐经济稽考
唐田令试释
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隋代户数的增长
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非实际耕田面积
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数
唐代实际耕地面积
隋唐时期丝产地之分布
附录 隋唐史杂记
唐太宗中晚年的政治
贞观前期， 太宗抱着比较谦虚谨慎的态度处理国家事务， 在各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 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和边疆胜利的扩大， 到贞观中期， 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 政治逐渐不如以前了， 兼听、 纳谏的良好作风渐渐冲淡， 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开始不能很好地执行， 侈靡奢纵的行为也有所发展。 这种变化引起了一部分大臣强烈的反应。 贞观十一年 （ ６３７ 年） ， 魏徵连续上了 “ 论时政四疏”， 反复劝告他要慎终如始， 不要居安忘危， 应当经常以亡隋为鉴。 同一年， 马周也在上疏中大声疾呼 “ 但如贞观之初， 则天下幸甚”。 十二年， 魏徵再度指出太宗听谏的态度与贞观初有所不同， 说他贞观初能 “ 导人使言”， 以后也还能 “ 悦而从谏”， 但近一二年则只能 “ 勉强受谏”， 而 “ 意终不平”。 十三年， 魏徵又上 《十渐疏》， 列举他 “ 志业比贞观之初， 渐不克终者凡十条”， 其中第二条大意说： 陛下现在奢侈放纵了， 很想动用民力， 就说 “ 百姓无事则骄逸， 劳役则易使”； 从古以来， 没有因为百姓安乐而国家危亡的， 哪有预防百姓骄惰而让他们去服劳役的呢！ 这就说明， 太宗有时已经把过去所说的 “ 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 的道理完全置诸脑后了。
事实上， 在贞观中期， 太宗对自己的骄傲思想也不是全无警惕， 例如贞观八年他曾说： “ 但朕年十八， 便为经纶王业……二十四而天下定， 二十九而居大位， 四夷降伏， 海内硋安， 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颇有自矜之意， 此吾之过也。”直到贞观十五年， 他也还说过： “ 朕有二喜一惧： 比年丰稔， 长安斗粟直三四钱， 一喜也。 北虏久服， 边鄙无虞， 二喜也。 治安则骄侈易生， 骄侈则危亡立至， 此一惧也。” 对于大臣的直谏， 他一再表示， 他知道错了， 他一定知过改过， 挽回损失， 他要把他们的忠言写在几案上， 写在屏风上， 时刻记住它们来警惕自己。 但是他终究逃不出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帝王的圈子， 他的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 政治也在走下坡路， 由他主演的 “ 贞观之治” 这出英雄戏剧， 终于不能不带着几分悲剧的色彩， 在哀歌声中降下了幕布。
在分析太宗的思想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时， 还必须注意到门阀观念所起的作用。 原来， 在唐代， 大族豪强地主经济虽然已趋崩溃， 但是门阀观念的影响还很强烈。 和关东士族崇尚婚姻礼法不同， 关陇军事贵族所崇尚的是贵戚冠冕。李唐皇室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的主要家族， 唐太宗具有很深的崇尚贵戚冠冕的观念。 因此， 他虽然拔用了不少关东和其他地区的寒族或普通地主做大臣，但唐皇室却很少与他们通婚。 当时的情形是 “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这所谓勋贵名臣家是连同突厥贵族包括在内的， 而寒族出身的大臣则一般被摈除在外。 由于太宗有着 “ 致治” 的要求和关陇军事贵族的门阀观念，他对待由寒族出身的大臣的态度也就形成为矛盾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 他信任他们， 采用他们的政见来处理军国大事； 另一方面， 却又疏远他们， 不愿意吸收他们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 在贞观前期， 矛盾的前一方面是主要的方面， 但随着“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巩固， 太宗逐渐骄傲自满， 矛盾的后一方面也因之逐渐占据支配地位。 这一变化对太宗晚年的政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分析太宗的晚年政治时， 还必须注意到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引起的后果。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 实际却不如此。 依照我国古代的封建法统， 皇位是由嫡长子或嫡长孙承袭的， 他们往往缺乏政治才能， 而后嗣能否守住基业，这又是封建帝王所*关心的， 所作政策往往要受其影响， 某些杰出的帝王甚至为了预为后嗣安排而做出一些傻事。 汉高祖晚年大杀功臣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异姓诸王的割据自雄， 但是害怕懦弱的惠帝不能制服功臣也是一个附带的原因，这就是皇位继承问题影响及于政策的一个例子。 明太祖的晚年， 为了害怕幼孙建文帝将来制服不住功臣， 就屡兴大狱， 把他的功臣几乎诛戮无遗。 尽管他所杀的都已经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 丝毫不值得我们去同情， 但是， 这些功臣大多是从农民战争中锻炼出来的， 其中有一些人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一定的政治能力， 明太祖消灭了这一批人， 对明朝的国力多少也起了些不良影响。清康熙帝的晚年， 诸子纷争， 在政治上也发生过混乱的现象。 唐太宗统治后期， 皇位继承问题同样地影响着他的政治。
太宗长孙后生有三子， 长子承乾有足疾， 第九子晋王治暗弱， 皆不为太宗所喜。 第四子魏王泰好文学， 深得太宗的宠爱。 魏王泰谋做皇位继承人， 承乾则力图保持太子的地位。 由此， 勋贵子弟和文武群臣各有附托， 潜结朋党， 在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新的矛盾。 贞观十七年 （ ６４３ 年） ， 承乾被告谋反， 案验有实， 太宗废掉了他。 宰相侯君集等以与承乾谋反事有连被杀， 前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以曾泄漏太宗语于承乾再度左迁为交州都督。承乾既废， 依照皇位继承法， *有资格做太子的是长孙后所生的魏王泰和晋王治。 当时朝臣的意见分为两派， 宰相岑文本、 刘洎和大臣崔仁师等都劝立魏王泰， 后兄长孙无忌和大臣褚遂良则坚主立晋王治。 主立魏王泰的一派岑、刘二人都来自江陵， 先世虽有官位， 但不称显赫， 其家庭近于寒族一类； 崔仁师虽是博陵大姓， 然父、 祖无闻， 可能是破落的士族。 出身于山东寒士的马周， 在这次斗争中倾向如何， 史所不载， 但从他和刘洎关系密切来推测， 或者也是站在魏王泰一边的。 至于主立晋王治的一派则有所不同， 此派以长孙无忌为首， 他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 褚遂良在这一斗争中， 是长孙无忌*得力的臂助， 褚来自江南侨姓高门， 与关陇军事贵族有相通之处， 在政治上是依附于长孙无忌的。 所以这次决定皇位继位权的斗争实际上掩盖着普通地主与关陇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长孙无忌在当时居于外戚和首相的地位， 他坚主立晋王治， 实际是由于：**， 魏王泰在朝廷树立了党羽， 一旦继位， 则拥赞他的岑文本、 刘洎等人势将受到亲重， 他自己的权势就有可能被削弱以致被取缔； 第二， 晋王治软弱无能， 继位以后， 很易为自己所操纵。
唐太宗不满意于晋王治的软弱无能， 但终于决定立他做太子， 这是因为太宗考虑到： **， 魏王泰与承乾争夺皇位， 结下深仇， 如果他做了皇帝， 就一定会杀掉承乾， 甚至连晋王治的生命也不能保全。 而晋王治素来仁弱， 又没有积极争夺皇位， 他做了皇帝以后， 李承乾和李泰是可以有望保全的。 第二， 魏王泰阴谋夺取太子的位置， 如果立了他， 就会给后世子孙树立坏的榜样， 这样是不适宜的。 关于以上两点， 太宗曾明确向大臣们宣布： “ 我若立泰， 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 自今太子失道， 藩王窥伺者， 皆两弃之。 传诸子孙， 永为后法。 且泰立， 承乾与治皆不全； 治立， 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但是， 在骨子里面， 太宗恐怕还有更深刻的考虑， 这就是第三，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仍然是李唐统治的核心力量， 他是不能消灭这个集团的。 如果违反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意志定立李泰， 将来就免不了要在关陇军事贵族与李泰之间展开斗争， 如果长孙无忌一派竞胜， 至少也是一场重大的政变， 李泰还是不能保全； 如果李泰竞胜， 则出身普通地主的大臣势将掌握大权， 排除他所亲信的长孙无忌等出于关陇军事贵族的大臣， 甚至还可能动摇整个作为李唐统治核心力量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地位。 在他看来， 这两种情况都是极为不利的。
经过立太子的斗争以后， 太宗对出身于普通地主的大臣的态度开始改变。这时魏徵已死， 由于他生前曾经竭力保荐过侯君集和杜正伦， 太宗怀疑他有朋党， 解除了自己亲口许下的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长子叔玉的婚约， 推倒了自己亲为魏徵撰制并书写的墓碑。 太宗对于劝立魏王泰的岑文本、 刘洎等人无疑是存有戒心和疑忌心理的， 只是为了不使打击面过宽， 不使朝局发生太大波动，他暂时还容忍他们， 并且让他们与褚遂良、 马周 “ 更日诣东宫， 与太子游处谈论”， 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安定他们的情绪。岑文本看穿了太宗思想深处藏着的猜忌， 此后非常畏惧。 当贞观十八年太宗提升他作中书令的时候， 岑文本带着满面忧虑回到家中， 他的母亲觉得奇怪， 追问他为什么这样， 他说： “ 非勋非旧， 滥荷宠荣， 位高责重， 所以忧惧。” 并且对贺喜的亲友说： “ 今受吊， 不受贺也。” 而刘洎却泰然自若， 贞观十九年 （６４５ 年） ， 太宗亲自领军去打高丽， 命他辅太子李治于定州， 将行，太宗对他说： “ 我今远征， 尔辅太子， 安危所寄， 宜深识我意。” 他却说：“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 臣谨即行诛。” 太宗对他更不放心了， 当时就警告他说：“ 卿性疏而太健， 必以此败， 深宜慎之。” 不久， 岑文本死于幽州。 太宗从辽东回到定州后， 患了痈肿， 刘洎对同列说： “ 疾势如此， 圣躬可忧。” 褚遂良就诬告他要行伊尹、 霍光故事。 尽管马周证明刘洎没有这样说， 太宗还是下诏宣布刘洎 “ 谋执朝衡”， 命令他自尽。 很可能，所谓 “谋执朝衡， 自处伊、 霍”， 只不过是加给刘洎的公开罪状， 实际却是褚遂良乘太宗病重的时机， 暗中对太宗提出 “ 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 万一太宗死去， 刘洎就会成为危险的人物” 这个问题， 正中太宗的顾虑， 因而他下定决心， 除去了刘洎。此后， 太宗经常患病， 对寒族出身的大臣疑忌更深。 二十年， 他用谋反的罪名杀了张亮。 二十二年， 马周病死。 不久， 太宗又听了褚遂良的话， 用罔上的罪名流放了崔仁师。 这样， 出身于普通地主的大臣在朝廷中就所余无几了。 *后， 贞观二十三年 （６４９ 年） ， 他在临死前， 还把李勣贬为叠州都督， 对李治说： “ 李世 才智有余， 然汝与之无恩， 恐不能怀服。 我今黜之， 若其即行，俟我死， 汝于后用为仆射， 亲任之； 若徘徊顾望， 当杀之耳。” 李勣极为狡猾，他从太宗数年以来的行动中， 久已看出太宗对朝臣的猜忌， 所以， 受诏以后，不至家而去， 这才免于被杀。 其实， 李勣虽没有积极支持李治做皇帝， 但是李治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 李勣就是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 其后李治做了太子， 太宗还特地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 并对他说： “ 我儿新登储贰， 卿旧长史， 今以宫事相委， 故有此授。”那么， 李勣与李治还是有较深关系的。 既然太宗对李勣还如此猜忌， 可见他杀刘洎， 流放崔仁师， 也就不足为怪了。
唐太宗中晚年的政治
贞观前期， 太宗抱着比较谦虚谨慎的态度处理国家事务， 在各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 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和边疆胜利的扩大， 到贞观中期， 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 政治逐渐不如以前了， 兼听、 纳谏的良好作风渐渐冲淡， 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开始不能很好地执行， 侈靡奢纵的行为也有所发展。 这种变化引起了一部分大臣强烈的反应。 贞观十一年 （ ６３７ 年） ， 魏徵连续上了 “ 论时政四疏”， 反复劝告他要慎终如始， 不要居安忘危， 应当经常以亡隋为鉴。 同一年， 马周也在上疏中大声疾呼 “ 但如贞观之初， 则天下幸甚”。 十二年， 魏徵再度指出太宗听谏的态度与贞观初有所不同， 说他贞观初能 “ 导人使言”， 以后也还能 “ 悦而从谏”， 但近一二年则只能 “ 勉强受谏”， 而 “ 意终不平”。 十三年， 魏徵又上 《十渐疏》， 列举他 “ 志业比贞观之初， 渐不克终者凡十条”， 其中第二条大意说： 陛下现在奢侈放纵了， 很想动用民力， 就说 “ 百姓无事则骄逸， 劳役则易使”； 从古以来， 没有因为百姓安乐而国家危亡的， 哪有预防百姓骄惰而让他们去服劳役的呢！ 这就说明， 太宗有时已经把过去所说的 “ 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 的道理完全置诸脑后了。
事实上， 在贞观中期， 太宗对自己的骄傲思想也不是全无警惕， 例如贞观八年他曾说： “ 但朕年十八， 便为经纶王业……二十四而天下定， 二十九而居大位， 四夷降伏， 海内硋安， 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颇有自矜之意， 此吾之过也。”直到贞观十五年， 他也还说过： “ 朕有二喜一惧： 比年丰稔， 长安斗粟直三四钱， 一喜也。 北虏久服， 边鄙无虞， 二喜也。 治安则骄侈易生， 骄侈则危亡立至， 此一惧也。” 对于大臣的直谏， 他一再表示， 他知道错了， 他一定知过改过， 挽回损失， 他要把他们的忠言写在几案上， 写在屏风上， 时刻记住它们来警惕自己。 但是他终究逃不出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帝王的圈子， 他的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 政治也在走下坡路， 由他主演的 “ 贞观之治” 这出英雄戏剧， 终于不能不带着几分悲剧的色彩， 在哀歌声中降下了幕布。
在分析太宗的思想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时， 还必须注意到门阀观念所起的作用。 原来， 在唐代， 大族豪强地主经济虽然已趋崩溃， 但是门阀观念的影响还很强烈。 和关东士族崇尚婚姻礼法不同， 关陇军事贵族所崇尚的是贵戚冠冕。李唐皇室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的主要家族， 唐太宗具有很深的崇尚贵戚冠冕的观念。 因此， 他虽然拔用了不少关东和其他地区的寒族或普通地主做大臣，但唐皇室却很少与他们通婚。 当时的情形是 “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这所谓勋贵名臣家是连同突厥贵族包括在内的， 而寒族出身的大臣则一般被摈除在外。 由于太宗有着 “ 致治” 的要求和关陇军事贵族的门阀观念，他对待由寒族出身的大臣的态度也就形成为矛盾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 他信任他们， 采用他们的政见来处理军国大事； 另一方面， 却又疏远他们， 不愿意吸收他们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 在贞观前期， 矛盾的前一方面是主要的方面， 但随着“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巩固， 太宗逐渐骄傲自满， 矛盾的后一方面也因之逐渐占据支配地位。 这一变化对太宗晚年的政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分析太宗的晚年政治时， 还必须注意到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引起的后果。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 实际却不如此。 依照我国古代的封建法统， 皇位是由嫡长子或嫡长孙承袭的， 他们往往缺乏政治才能， 而后嗣能否守住基业，这又是封建帝王所*关心的， 所作政策往往要受其影响， 某些杰出的帝王甚至为了预为后嗣安排而做出一些傻事。 汉高祖晚年大杀功臣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异姓诸王的割据自雄， 但是害怕懦弱的惠帝不能制服功臣也是一个附带的原因，这就是皇位继承问题影响及于政策的一个例子。 明太祖的晚年， 为了害怕幼孙建文帝将来制服不住功臣， 就屡兴大狱， 把他的功臣几乎诛戮无遗。 尽管他所杀的都已经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 丝毫不值得我们去同情， 但是， 这些功臣大多是从农民战争中锻炼出来的， 其中有一些人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一定的政治能力， 明太祖消灭了这一批人， 对明朝的国力多少也起了些不良影响。清康熙帝的晚年， 诸子纷争， 在政治上也发生过混乱的现象。 唐太宗统治后期， 皇位继承问题同样地影响着他的政治。
太宗长孙后生有三子， 长子承乾有足疾， 第九子晋王治暗弱， 皆不为太宗所喜。 第四子魏王泰好文学， 深得太宗的宠爱。 魏王泰谋做皇位继承人， 承乾则力图保持太子的地位。 由此， 勋贵子弟和文武群臣各有附托， 潜结朋党， 在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新的矛盾。 贞观十七年 （ ６４３ 年） ， 承乾被告谋反， 案验有实， 太宗废掉了他。 宰相侯君集等以与承乾谋反事有连被杀， 前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以曾泄漏太宗语于承乾再度左迁为交州都督。承乾既废， 依照皇位继承法， *有资格做太子的是长孙后所生的魏王泰和晋王治。 当时朝臣的意见分为两派， 宰相岑文本、 刘洎和大臣崔仁师等都劝立魏王泰， 后兄长孙无忌和大臣褚遂良则坚主立晋王治。 主立魏王泰的一派岑、刘二人都来自江陵， 先世虽有官位， 但不称显赫， 其家庭近于寒族一类； 崔仁师虽是博陵大姓， 然父、 祖无闻， 可能是破落的士族。 出身于山东寒士的马周， 在这次斗争中倾向如何， 史所不载， 但从他和刘洎关系密切来推测， 或者也是站在魏王泰一边的。 至于主立晋王治的一派则有所不同， 此派以长孙无忌为首， 他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 褚遂良在这一斗争中， 是长孙无忌*得力的臂助， 褚来自江南侨姓高门， 与关陇军事贵族有相通之处， 在政治上是依附于长孙无忌的。 所以这次决定皇位继位权的斗争实际上掩盖着普通地主与关陇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长孙无忌在当时居于外戚和首相的地位， 他坚主立晋王治， 实际是由于：**， 魏王泰在朝廷树立了党羽， 一旦继位， 则拥赞他的岑文本、 刘洎等人势将受到亲重， 他自己的权势就有可能被削弱以致被取缔； 第二， 晋王治软弱无能， 继位以后， 很易为自己所操纵。
唐太宗不满意于晋王治的软弱无能， 但终于决定立他做太子， 这是因为太宗考虑到： **， 魏王泰与承乾争夺皇位， 结下深仇， 如果他做了皇帝， 就一定会杀掉承乾， 甚至连晋王治的生命也不能保全。 而晋王治素来仁弱， 又没有积极争夺皇位， 他做了皇帝以后， 李承乾和李泰是可以有望保全的。 第二， 魏王泰阴谋夺取太子的位置， 如果立了他， 就会给后世子孙树立坏的榜样， 这样是不适宜的。 关于以上两点， 太宗曾明确向大臣们宣布： “ 我若立泰， 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 自今太子失道， 藩王窥伺者， 皆两弃之。 传诸子孙， 永为后法。 且泰立， 承乾与治皆不全； 治立， 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但是， 在骨子里面， 太宗恐怕还有更深刻的考虑， 这就是第三，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仍然是李唐统治的核心力量， 他是不能消灭这个集团的。 如果违反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意志定立李泰， 将来就免不了要在关陇军事贵族与李泰之间展开斗争， 如果长孙无忌一派竞胜， 至少也是一场重大的政变， 李泰还是不能保全； 如果李泰竞胜， 则出身普通地主的大臣势将掌握大权， 排除他所亲信的长孙无忌等出于关陇军事贵族的大臣， 甚至还可能动摇整个作为李唐统治核心力量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地位。 在他看来， 这两种情况都是极为不利的。
经过立太子的斗争以后， 太宗对出身于普通地主的大臣的态度开始改变。这时魏徵已死， 由于他生前曾经竭力保荐过侯君集和杜正伦， 太宗怀疑他有朋党， 解除了自己亲口许下的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长子叔玉的婚约， 推倒了自己亲为魏徵撰制并书写的墓碑。 太宗对于劝立魏王泰的岑文本、 刘洎等人无疑是存有戒心和疑忌心理的， 只是为了不使打击面过宽， 不使朝局发生太大波动，他暂时还容忍他们， 并且让他们与褚遂良、 马周 “ 更日诣东宫， 与太子游处谈论”， 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安定他们的情绪。岑文本看穿了太宗思想深处藏着的猜忌， 此后非常畏惧。 当贞观十八年太宗提升他作中书令的时候， 岑文本带着满面忧虑回到家中， 他的母亲觉得奇怪， 追问他为什么这样， 他说： “ 非勋非旧， 滥荷宠荣， 位高责重， 所以忧惧。” 并且对贺喜的亲友说： “ 今受吊， 不受贺也。” 而刘洎却泰然自若， 贞观十九年 （６４５ 年） ， 太宗亲自领军去打高丽， 命他辅太子李治于定州， 将行，太宗对他说： “ 我今远征， 尔辅太子， 安危所寄， 宜深识我意。” 他却说：“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 臣谨即行诛。” 太宗对他更不放心了， 当时就警告他说：“ 卿性疏而太健， 必以此败， 深宜慎之。” 不久， 岑文本死于幽州。 太宗从辽东回到定州后， 患了痈肿， 刘洎对同列说： “ 疾势如此， 圣躬可忧。” 褚遂良就诬告他要行伊尹、 霍光故事。 尽管马周证明刘洎没有这样说， 太宗还是下诏宣布刘洎 “ 谋执朝衡”， 命令他自尽。 很可能，所谓 “谋执朝衡， 自处伊、 霍”， 只不过是加给刘洎的公开罪状， 实际却是褚遂良乘太宗病重的时机， 暗中对太宗提出 “ 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 万一太宗死去， 刘洎就会成为危险的人物” 这个问题， 正中太宗的顾虑， 因而他下定决心， 除去了刘洎。此后， 太宗经常患病， 对寒族出身的大臣疑忌更深。 二十年， 他用谋反的罪名杀了张亮。 二十二年， 马周病死。 不久， 太宗又听了褚遂良的话， 用罔上的罪名流放了崔仁师。 这样， 出身于普通地主的大臣在朝廷中就所余无几了。 *后， 贞观二十三年 （６４９ 年） ， 他在临死前， 还把李勣贬为叠州都督， 对李治说： “ 李世 才智有余， 然汝与之无恩， 恐不能怀服。 我今黜之， 若其即行，俟我死， 汝于后用为仆射， 亲任之； 若徘徊顾望， 当杀之耳。” 李勣极为狡猾，他从太宗数年以来的行动中， 久已看出太宗对朝臣的猜忌， 所以， 受诏以后，不至家而去， 这才免于被杀。 其实， 李勣虽没有积极支持李治做皇帝， 但是李治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 李勣就是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 其后李治做了太子， 太宗还特地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 并对他说： “ 我儿新登储贰， 卿旧长史， 今以宫事相委， 故有此授。”那么， 李勣与李治还是有较深关系的。 既然太宗对李勣还如此猜忌， 可见他杀刘洎， 流放崔仁师， 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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