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的设计初衷便是通过全方位总结各个领域的改革，展示中国改革故事，并尝试提炼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总的思路是把消除传统经济体制对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束缚作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把中国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从而潜在的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分析了促进高速发展的各种贡献因素。
首先，本书作者介绍了宏观经济政策演进与创新，包括公共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产品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变化等市场化改革。
其次，作者讨论了产业、区域和要素市场发育的问题。如从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扩大角度回顾了共享发展过程，从产业调整与结构变化以及区域战略演变叙述了发展如何增进协调性，讲述了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从竞争环境与企业改革观察如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最后，本书也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领域，帮助读者认识中国发展的包容性，以及从科技体制改革与生产率的回顾认识中国的创新发展。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家。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附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阶段划分
推荐阅读书目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不惑
当人们说起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一般都是笼统地说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以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为准，应该说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 第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几乎在同一时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 家农户，决定摒弃生产队大呼隆式的劳动方式，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形式被称作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逐渐废除。这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
以往的一些分析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中，唯有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可圈可点。其实，城市经济部门的改革与农村几乎同时起步，方式类似并取得了相同的改革效果。在城市部门，可以同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样开始于1978 年，国有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恢复奖金制度、对企业放权让利、重新界定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鼓励公有经济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等容易深化的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是同时发生的。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开办“出口特区”，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来称作经济特区），标志着对外开放的开始。初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先后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入手；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做出努力，开始全方位拥抱经济全球化。可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对外开放也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由此算来，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恰好历经40个年头。10年前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不仅引用了孔子“三十而立”的说法，还更深入一步引用了孔子的另一段话：“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安国对这句话的权威解释是：“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就是说，30 年叫作一代，治理国家者施行仁政，解决民生问题，30年是一个可以显示出效果的时间区段。如今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促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发展，更实现了全体人民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分享。
而如果把孔子的名言“四十不惑”用在10年以后的今天，首先是说40年的成功实践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条中国特色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进一步引申，也是说40年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时间点，以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改革实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其精神实质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总结40 年改革开放发展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契机和一个历史节点。
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始有终、由表及里、内外结合的完整过程，而非许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互独立过程的简单拼接。首先，任何一个空间单位（国家或地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经济水平和结构状况，都是以往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起点。从何而来、经何而至决定了今天的面貌，对今人来说已经无可选择。但是，现状如何以及如何认识今天，却可以决定未来；懂得过去又是认识今天的必要条件。选择至关重要，而正确的选择取决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认识。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不可避免与外部世界产生彼此依赖和互动的关系。对一国经验的深刻认识和概括，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中国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其包含的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探索，通过理论升华可以转化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长河的一个短短的瞬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因此，从中国大历史和长周期的视角来认识这个时期及其相关的语境和全球背景，更有助于把握方位，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从而指导未来。
在以往的文章中，通过对经济史的观察，同时借鉴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相关学派的观点，我把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概括为五种增长类型（或阶段）：（1）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或M 类型增长；（2）格尔茨内卷化或G 类型增长；（3）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或L 类型增长；（4）刘易斯转折点或T 类型增长；（5）索洛新古典增长或S 类型增长。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作为五种经济增长类型固然依次有高下之分，作为五个经济发展阶段却又是顺序演进和相互继起的关系。从较低阶段进入更高阶段的关键，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即资源或要素）的积累，而在特定阶段上得以发挥出自身的最大潜力的关键，宏观层面在于资源的配置方式从而配置效率，微观层面则在于有效的激励机制。
在一个很低收入水平、具有巨大赶超潜力的发展阶段上，在某种程度上说，采取计划手段实现资本积累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比采用自由市场模式却又不能以法制手段有效规范经济活动的体制更有效率。而且，计划性、行政性的经济计划方式，也可以有效地实现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积累。
例如，1980年，在世界上有统计数字的100多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NI或人均GDP排在倒数第四位，但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有数据的107个国家中排在第62位；出生时预期寿命在有数据的127个国家中排在第56位。虽然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代表着较低的资本禀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在1953~1978年，中国的资本积累率平均达到29.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然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完好地解决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必要的体制条件，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问题。跨国经济研究和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历都证明，在这样一种经济体制模式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打击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生产要素增长，
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特别是，资源错配导致产业结构畸形，人民生活水平也不能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
关于国家兴衰的有关增长理论和经济史证据表明，在典型的人类经济活动中，资源稀缺并非注定发展失败，资源禀赋上的得天独厚也并不能保证发展成功（如著名的“资源诅咒”假说），而经济发展成败得失无一不与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的选择，进而要素积累和资源配置效率结果密切关联。
因此，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置于前述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特定位置中，结合关于经济活动主要特征的认识，我们考查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和成效，可以围绕生产要素积累以及配置方式和效率变化这几个线索来展开。
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在于，一系列体制因素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传统体制形成之初，中国总体上已经完成经济内卷化过程，本应展开以劳动力转移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然而，急于赶超工业化国家的强烈愿望，加之对工业化认识上的误导以及有限的选择空间，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这种体制下资源误配的格局进而诱导形成了无效的激励机制，导致低下的生产率和增长表现，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一般来说，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激励不足从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微观激励不足的环节入手，容易在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这样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得到推进，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过去40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的，由此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这就是改革解放生产力、促进增长的经济学道理。
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帕累托改进空间逐渐减少，进一步改革面临着既得利益的干扰。特别是，在经济增长从二元经济发展类型，经由刘易斯转折点向新古典增长阶段迈进的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不可避免地遭遇创造性破坏，需要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推动改革向纵深进行。这样的改革，既不像摘取“低垂的果子”那样轻松，也不再具有“使某些群体获益而不对其他群体造成损害”的帕累托改进性质。这提出了关于改革激励相容的挑战。
探寻国家兴衰和后进经济体如何赶超先行经济体的答案，是经济学家孜孜以求、乐此不疲的永恒课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成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因此，中外各领域学者做出大量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予以解说和分析。在参考借鉴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本绪论将主要回答：其一，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一旦解除体制束缚，中国的潜在增长动能是什么；其二，中国经济到达的发展阶段，如何改变其增长驱动力，通过哪些方面的改革可以取得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如何推进这样的改革。
而本书预期最重要的部分，即回答改革开放如何通过拆除体制性障碍，建立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资源配置机制，并通过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将这种增长潜力释放出来，实现高速增长，则是各章的任务和意义所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总结好40年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首先是指导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诚然，改革开放没有止境。然而，一个更加成熟、定型的经济体制模式，自身将具备不断自我完善的机制，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一个改革开放的完成期。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经济发展诸种类型和阶段，依次解决了一系列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国家，将是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宝库。此外，中国还应该成为一个成功故事的讲述者，将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话语转换做出应有的贡献。
装 帧：精装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