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精装）

作品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研究，除依据古代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从思想、文学、宗教、艺术、史学以及生活习俗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论述外，又特别注意以全新的视角，大量吸收和利用文物考古领域中极为丰富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以充实和提高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化内涵的全面认识和了解。尤其对以往注意不够，文献记载较少，而又在这一历史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鲜卑等古代民族文化，以及其与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演变情况，加大了分析的篇幅和探究的力度。

李力，女，1952年生。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审，中国考古学会会员。著有《中国文物》，合著有《文武之道》《华夏之美：中国艺术图鉴》《文物与美术》《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中国古兵二十讲》等，发表论文多篇。

杨泓，满族，1935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中国古兵器论丛》《汉唐考古和佛教艺术》《中国古兵与考古论集》《古代兵器通论》《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中国汉唐考古学九讲》等。

导 言 /001

第一章 | 三国西晋文化 /003

第一节　学校和经学 /004

第二节　清议到玄学 /017

第三节　五言诗和建安文学 /027

第四节　青瓷的启示 /040

第五节　蜀郡漆工 /050

第六节　佛教初兴 /059

第二章 | 东晋十六国文化 /070

第一节　草原风貌 /072

第二节　佛典东传 /083

第三节　凉州模式 /101

第四节　艺术创新 /115

第三章 | 南朝文化 /130

第一节　江南名都 /131

第二节　佛学发展 /139

第三节　道教传播 /147

第四节　诗与民歌 /156

第五节　文史新义 /167

第六节　画家与画论 /183

第四章 | 北朝文化（上） /198

第一节　鲜卑溯源 /199

第二节　从平城到洛阳 /209

第三节 墓制变迁 /230

第四节 佛法勃兴与灭法 /242

第五节 佛教艺术的繁荣 /264

第五章 | 北朝文化（下） /283

第一节 北方道教 /283

第二节 北朝文史 /293

第三节 长矟铁马 /314

第四节　舆服风习 /335

第六章 | 中外文化交流 /365

第一节　丝路通畅 /365

第二节　三角缘神兽镜之谜 /388

第三节　高句丽和百济 /399

参考文献 /413

灭蜀，266年司马炎篡魏建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这是魏晋南北朝370年间仅有的一次统一，维持了短暂的30多年。公元316年，西晋王朝在内部倾轧中走向覆亡。

从公元220年算起的三国时期到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在约100年的时间中，中国大地上虽然仍时有战争爆发，但比起东汉末年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则有了相当的进步。三国鼎立，使得中原、西南、东南三个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晋的短时统一，更促进了全国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好转，还出现了被誉为“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才有了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学校和经学

一、曹魏时学校的复兴

中国文化传统最重教育，把学校作为人的品格修养和充实学识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便主要以儒家的经典学说五经，即《易》、《诗》、《书》、《礼》和《春秋》为法定课程，设立教职并培养学生。西汉武帝时长安已有太学生1万多人，东汉光武帝时洛阳的太学生更增至3万多人。同时在私家讲学方面，也出现了伏生、申公、马融等经学大儒，各有成百上千名生徒。

当然，一种良好的学校教育首先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教育机制和优越的师资条件。因此，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三国鼎立局面未形成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政治动荡，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空前规模的战乱将全社会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中。这种险恶的社会环境给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破坏，使学校教育处于崩溃和停滞的边缘。

在各路酣战的军阀中，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曹操开始关注人才的选拔和恢复教育等问题。当他刚刚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挫败袁绍，初步统一了北方及中原广大地区后，便立即开始着手恢复整顿废弃多年的学校教育事业。建安八年（203年）秋七月的诏令说：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 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这道诏令表明曹操要从恢复学校教育入手，重新建立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新一代封建王朝，并以此进一步确立这个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后来，曹操虽因病死而未称帝，但他的统治纲领和思想仍被他的子孙——曹魏政权的继承者贯彻始终。黄初元年（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建魏后不久，便决定重建太学，下令“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即在原洛阳东汉太学的旧址上重建学校。黄初五年（224年），曹魏政府又颁布五经课试之法，规定太学仍以儒家五经为基本教材，培养选拔各级人才，并界定了五经的考核及根据考核结果而定的用人标准。如：

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者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 试通者亦得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 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 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通典》卷 五三《礼》一三）

太和四年，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也下诏要求以儒家经学进行太学的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明帝青龙年间（233—236年），太学中的生员已达一千多人，学校的恢复显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到了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时，曹魏国家权力虽已渐落于司马氏之手，但曹髦仍依东汉皇帝们多亲临太学视察、问讲的旧制，亲自到太学问讲儒学经典。《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曹髦本纪中，详细记述了他于甘露元年（256年），到太学会见儒学博士，与博士淳于俊讨论《周易》，与博士庾峻讨论《尚书》，与博士马照讨论《礼记》的经过。从以上记述中可知，虽经汉末战乱，但两汉盛行的经学，即儒家学说，仍被作为国家学府中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行动准则，虽然在当时新兴的玄学和佛教思想异常活跃，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仍然不曾动摇。

魏晋时期，虽然中央和地方的官学得到恢复，但官学的学术地位却已大大降低。这是因为当时各地战乱仍未完全止息，稍有变故，官学便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难以维持高水平的师资和稳定的教学环境。另外，随着东汉以来世家大族门阀政治的形成，世家大族中家学、私学传承有绪，功力深厚，成为士族子弟修习的主要场所。而此时世家子弟多凭借其门资和品望就可以袭爵而入仕，并不一定要通过学校的课试。《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中描述此时的学校教育是“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而弟子们也只是为了“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官学教育的衰落，一方面表明传统僵化的教育模式已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促使社会文化教育呈现出多元性发展的趋势。

二、汉魏洛阳辟雍和太学遗址

汉魏西晋以来，国家最高等级的教育基地是位于国都南郊的辟雍和太学。所谓辟雍，最早是西周时为天子设的大学，《礼记·王制》中说的“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以后儒学兴起，辟雍遂成皇帝为百官和太学师生宣讲儒学礼教的场所，成为一种国家礼制性建筑物。因为这类建筑外围，多以水面作圆圜状围绕，形似玉璧，所以被称作“辟雍”。《诗·灵台》毛传记：“水旋丘如璧曰辟雍。”蔡邕《明堂月令论》也说：辟雍之名，乃“取其四面周水，圈如璧”。曹魏西晋以来，几乎每个新皇帝登基，都要一次或数次亲临辟雍，为百官和太学师生宣讲儒学，以标榜宣传王朝的正统合法和以儒学治国的大政方针。而这正是继承了汉代的一贯传统，因为两汉时，特别是到东汉，皇帝们都将莅临辟雍宣讲教化看作一件大事而乐此不疲。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两都南城外偏东的礼制建筑遗址中，都清理出当时辟雍及太学的遗迹和遗物。辟雍遗迹以长安所出较清晰，从而能使我们加深了解汉魏洛阳的辟雍的形制。西汉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1.5公里处的东侧，据《汉书·平帝纪》应劭注、蔡邕《明堂月令论》和古地理书《三辅黄图》记载，对照此遗址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地点，推定为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创建。平面呈“外圆内方”，方位平正。正中心是中心建筑，建于圆形夯土台上，台面直径62米，高出地面0.3米。台上的中心建筑平面似“亞”字形，四面对称，每边长42米。正中是一个方形的夯土台，每边长约17米。发掘时残高1.5米，台面已毁没。推测台上原有高大的主体建筑（太室）。在中心台的四角，各有两个方形的小夯土台，大小相同，台面也已毁没。紧邻中心台的小夯土台应是为加固中心台上的主体建筑而设的；外面四角的小夯土台应是衬托主体建筑的4个“夹室”的建筑台基。中心台的四边有4个厅堂，各长24米，应即所谓“明堂”“总章”“青阳”“玄堂”。堂内两侧又各有小房间，应即所谓“左个”“右个”。四堂前面围绕敞厅。

中心建筑的四周有围墙，呈正方形，四边各长235米，距中心建筑各96米。夯土筑造，残高0. 15—0.30米，基宽1.8米。围墙内外侧有方形柱础石，排列有序。墙基内外有防水坡，坡下有砖砌的滴水沟。从现存情况看，围墙顶上原应有板瓦覆盖的小坡顶。围墙每边的正中各有完全相同的一座大门，门道宽4.5米，长12.5米。门道中央有木质门槛和门框柱。门道两侧有夯土台。复原后，门道上方应有楼观式的两层门楼建筑，门楼下部应是木架构造的门阙。围墙内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每边长47米。房后紧靠围墙，房前未见门、墙的遗迹。从发掘现状推测，应是单坡顶的敞廊建筑。环绕围墙外侧便是形如圆璧的圜水沟，直径360米左右，宽约2米，深1. 8米，沟壁砖砌。正对四门的水沟上又各有长方形小圜水沟，北边的小水沟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

汉魏洛阳故城中的辟雍建于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位于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平面呈方形，每边长170米，中心为边长45米的方形夯土殿基。殿基北有一条南北向大道。四面筑围墙，并开四门。据记载，辟雍外有圜形水沟，四面门外水沟上架桥通过。曹魏、西晋辟雍都是在这处东汉辟雍旧址上重建。记述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太子亲临辟雍史事的著名晋碑《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及其碑座，就出土于这一遗址中。

洛阳汉魏故城中的太学遗址范围很大。经勘探和试掘，主要遗迹有两部分：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00米。附近曾发现石经碎片，可以认为是东汉太学主要部分之所在。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遗迹保存较好，平面亦呈长方形，南北约200米，东西约150米，四周筑墙。据文献记载，东汉太学始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后屡有扩建，至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全部竣工。最多时太学生达3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立儒家经典刻石于太学，称《熹平石经》。东汉末董卓烧洛阳宫庙，殃及太学。曹魏于黄初五年在此旧址上重建太学，正始中又新立石经，为《正始石经》。西晋初，依汉魏之制兴学，而咸宁二年（276年）又另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存。

三、《正始石经》和经学的发展

1922年，河南洛阳汉魏太学遗址所在地出土了一块石碑残件，碑两面刻文，共约1800余字，正面为《尚书》中的《无逸》《君奭》篇，背面为《春秋》中的僖公、文公传记。经考订，此残石属曹魏正始年间著名的官定儒学刻经——《正始石经》。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将儒家经典系统刻石立碑，始于东汉熹平年间。起因是汉兴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传经以家法教授，口耳相传，辗转流播，文字难免有谬误出入。以致太学博士试甲乙科时，竟有贿赂学官，篡改经书，以合其私文者。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朝廷令名儒蔡邕、李巡主持校刊、订正诸经文字，钦定之后，刻于石碑上，作为天下儒生习经的正本，这就是《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包括《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7部经文，因全部以标准的四分体隶书刻成，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书刻历9年完成，据考证共有46块碑石，立于洛阳太学讲堂东侧，上有瓦屋遮覆，四周设栏障围护，并有专人管理。这部历史上最早的石经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前往观读摹写者众多，他们所乘的车子达上千辆，将附近的街道充塞得水泄不通。官立石经的正本权威作用，使得过去因传抄引起的争论逐渐平息，对于统一思想，稳定学术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汉末董卓之乱中，《熹平石经》遭到严重损毁，后曹魏恢复太学，诏令将石经补刻修复，重新立于太学原址。

《正始石经》是继《熹平石经》后的第二部官定儒家刻经，刊刻于曹魏正始二年（241年）。据记载这次只刻了《尚书》和《春秋》两部经书。与《熹平石经》不同的是，《正始石经》所刻经文每个字均刻三遍，分别为三种字体，即古文（多系一种战国古文字）、小篆、隶书。因此《正始石经》又被称为“三体石经”。经后世学者考证，此部石经共有28块碑石，从已发现的残石看，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的界格线条，每字三体下行，自左至右书刻。根据书写者的不同，又有一字式和品字式两种格式。一字式为一字三体上下成一直行；品字式为古文在上，篆文在下右侧，隶书在下左侧。碑每面约33行，行60字。各碑行数不尽相同。

《正始石经》刻成后，立于当时国都洛阳太学讲堂的西侧，与《熹平石经》（立于太学讲堂东侧）并列。

《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在北朝时被多次搬迁，屡遭损毁，到初唐时已十不存一，仅有拓本藏于秘府，后来拓本也因战乱而毁失。宋以后，两石经仅间或有零星残石出土，多发现于洛阳原太学遗址附近。

汉魏官定刊刻的这两部儒家经典石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儒家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当时中央政府统一思想、稳定政局的重要措施。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学正本，它还具有指导全国经学教育、规范经学课考的意义。同东汉相比，魏晋博士虽多专古文经学，但汉魏今古文石经并立于国家太学之侧，说明今古文合流已十分明显。特别是《正始石经》本身兼容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也正是今古文合流的表现形式。

过去曾有不少学者认为，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便完全衰落了，而那时的思想界是被玄学和佛学思想所控制。诚然，东汉末到魏晋以来，因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加剧，国家陷入战乱之中，人民被抛于空前惨烈的苦海，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面前，儒家思想当然不能如两汉时期那样，仍然在民众中保持大一统的独尊地位。而在这种形势下，因佛学的传布和清议玄学的兴起，思想界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气象。但这并不表示儒家思想就此衰没，经学就此不振。曹魏立国后马上恢复太学，皇帝亲临太学问讲儒家经典，正始年间又重新刊刻经学石经，西晋皇帝也一再亲临太学辟雍等事实，都充分说明儒家经学始终是各朝代、各政权统治者的立国、立身之本。因为儒学对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秩序说来，是最适合不过的理论武器，它既没有玄学思想所附带的消极性，又不像佛教那样有影响国家租调和兵源（因寺院经济和僧人激增）的威胁，所以自然受到各朝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尤其是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在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思想等上层建筑领域，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独尊”地位，具有了汉文化之本的正统资格，对于一般儒士来说，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正统意识，早已同政权的正统意识融为一体。因此，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中高举儒家经学的旗帜，也是强化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内容。特别在三国西晋时各政权的建立，多不合名教传统，如在曹魏之篡汉，司马氏之代魏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尊儒刻经，提倡儒家经学，就早已不限于教育本身的范围，而是关系到政权的合法和巩固的战略问题了。

如前所述，东汉至魏晋，中央到地方官办学校的水平和质量已大打折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虽西晋混一区宇，洛阳太学稍复旧观，然为时未久，影响不深。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而此时期的私学、家学，仍以弘扬儒家经学为主旨，三国时曹魏所据有的黄河流域，本是两汉私学传统的根据之地，东汉末年聚徒讲学的经学大师多出于这里，且世代传承，影响广远，虽经汉末董卓之乱，仍持盛不衰。如河南开封郑兴、郑众父子世传家学，精长于《春秋》公羊、左氏传，居乡讲授，为中州一带学人所宗。汉魏之际战乱，天下儒士纷纷离乡避难，私学重心有所迁移，关陇学人多避荆、蜀，齐鲁学人避趋辽东，使辽东一带成为魏初私学发达的地区。两晋之际，私家经学以三个地区最活跃，即江左地区、河洛地区和河西地区。其中河西地区因属中西文化交通要道，战乱中大批内地儒士避乱于此，在当地形成了多种高水平文化聚集汇合的中心，以汉魏经学的师传和佛教学说的流布最为显盛。凉州敦煌一带的几位经学大师，受业弟子都在千人以上。经学的发展在此时形成多元、多变的繁荣景象。

四、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主曹奂而称帝，即为晋武帝，国号晋，史称西晋。武帝刚刚坐上皇帝宝座不久，立即着手重振太学，下令重立学官，并在洛阳曹魏太学旧址上修葺殿堂房舍。不仅如此，晋武帝还在短短的4年之内3次亲临与太学毗邻的皇家礼制性建筑辟雍，举行隆重的宣儒教、讲经学盛典。武帝之子、皇太子司马衷也前往辟雍巡礼。晋咸宁四年（278年），西晋皇室专门刊刻了一块大型碑石，记载皇帝、皇太子重教尊儒，数次亲临辟雍的经过事迹，立于当时洛阳辟雍、太学附近。1931年，此碑在河南洛阳以东的偃师原汉魏洛阳故城中辟雍遗址出土，后来碑座也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又称《临辟雍碑》。

此碑以一整块石料刻成，插置于覆斗形碑座之上，通高3.22米，宽1. 1米，厚约0.3米，是中国现存晋碑中最大最完好的一座，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约占全碑的三分之一，两侧刻蟠龙，正面碑额上书全名《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分4行，为魏晋的八分体隶书。

碑身正面（碑阳）刻小字碑文及颂文，共30行，1500余字。记述晋皇帝到辟雍行礼，从而追述司马氏家族的发迹历史及其文略武功，记武帝司马炎即帝位后颁布诏书，设立学官，兴办太学，在不到4年中3次亲临辟雍巡礼视察，考核生员的“德行”“通艺”，督教生员“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并分等宴赏太学生员。碑文描述皇帝、皇太子亲临辟雍时百官分列，士儒咸集，礼乐齐奏的盛大场面：“皇帝（司马炎）躬临幸之，……王公卿士，博士助教，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莫不被文相德，祗服宪度。穆穆焉，济济焉，抢抢焉，礼行乐奏……”“皇太子（司马衷）圣德光茂……研精好古，务崇国典……与太保侍中太尉鲁公……及百辟卿士同升辟雍，亲临礼乐，降储尊之贵、敦齿让之制……”从碑文中记述的“廓开太学，广延群生……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可以看出西晋初年国家短暂统一之时，各地文人儒士齐聚京师太学的盛况。

碑身背面（碑阴）分10排，依次刻列太学学官、博士、助教、礼生、弟子等的职衔、籍贯、姓名，共400余人，来自西晋全国15个州，70余县。这些记载，可以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司马氏代魏建晋，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从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曹爽到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废魏主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孙），到甘露五年（260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曹操孙），最后于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称帝，经过前后十五六年的残酷斗争，代表东汉以来世家大族政治利益的司马氏集团终于战胜了代表素族寒门利益的中下层地主集团，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继魏曹奂景元四年灭蜀后又在晋太康元年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使中国获得了短暂的统一。

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早就精辟地指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又说：“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自来史家惟以曹魏、司马晋两姓之关系目之，殊未尽史事之真相也。本来汉末士大夫阶级之代表人袁绍，其凭藉深厚，远过于阉宦阶级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也。……司马懿生于后汉灵帝光和二年，即公元179年，死于魏齐王芳嘉平三年，即公元251年，乘曹氏子孙孱弱昏庸之际，以垂死之年，奋起一击。二子师、昭承其遗业，终于颠覆魏鼎，取而代之，尽复东汉时代士大夫阶级统治全盛之局。”由此可知，司马氏集团作为世代尊经崇儒的世家豪族之代表，本将振兴儒家礼教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然政治理想，因而刚做皇帝就全力进行太学的重建和对儒学经典的宣教。如果说曹魏时重建太学，提倡儒学尚有标榜正统、合法的因素，则司马氏晋朝的尊儒重教，就是发自内心地勾画着一幅全面恢复两汉儒学治国的政治蓝图。《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正是这一史实的最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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